沈海涛 刘玉丽: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新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8 次 更新时间:2020-03-12 19: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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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涛   刘玉丽  

  

   此外,日本人对其邻国的迅速崛起感到不适应。日本固执地认为,中国比以前更有能力或意图实施对日本自身造成利益损失的任何战略,且这种损失或许不可估量。特别是东亚地区权力政治格局变迁,体系内中日之间地位出现反转后,日本人敏感的神经再次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崛起并非宣传中的“和平”而更多的是“强硬”的展现,甚至中国在南海进行正常的岛礁建设都被认为是影响到日本民族的生存。这种错误认知使得日本所实施的对华战略中,牵制和制衡的成分凸显,对抗性明显增强。最明显的一个事件是日本政府多次利用国民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在东海主权争议及南海问题上牵强附会,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根本上破坏了中日关系。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的崛起再次强化了日本对中国原有的偏见和歧视,这种偏见更多源于日本人内心潜在对中国的恐惧感。

  

   在不信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一旦彼此间因为某一事件引发分歧和矛盾,中日双方都会倾向于根据自己已有的观念来选择性解读对方的种种行动和事件处理方式。结果是有时两方都倾向于对事件的结果不做沟通,而只是做最坏的打算,有时即使一方单方面愿意以和解的行动传达和平意图,因为不信任关系的存在,另一方也可能会揣测其中暗含的潜在动机,怀疑这是一种骗局或仅仅是一种宣传策略。观念认知一旦构建,在最初观念的驱使下,双方在此次事件的处理和互动中不断提示和强化着这种信任的缺失,最终使得这种意念内化为一种确认。

  

   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曾一度怀疑中国与东盟各国就“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诚意和速度;处处打压中国,竭力炒作并介入南海问题;支持东南亚各国声索权益,给他们提供对付中国的海事武器;大肆宣扬和夸张引申中国在南海正常进行的民事建设活动,以上日本的种种行为无疑激化了矛盾,同时也加深了中国对日本合理的不信任感。总之,“利益上的矛盾,信任上的缺失,使得中日关系时而变冷,时而结冰,颇具对抗性。”

  

三、2015 年后日本南海政策中的对华“强对冲”表现


   从政策内涵来看,2015年后安倍政府关于南海政策的调整部分沿袭了之前的某些政策,譬如,继续为东南亚各声索国提供巡逻船、“多边化”南海问题、将东海与南海问题相关联等。但同时也根据南海周边事态的发展,对以上政策进行了深化且重新呈现出以下7个方向的调整倾向。

  

   (一)政策上予以强化

  

   纵览2010年至今的《防卫白皮书》,有关南海形势的描述在2015年后变化最为明显。主要表现在:1. 篇幅量急剧增加。2015 年以后的《防卫白皮书》中多处增加大量大肆渲染和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及南海形势的内容。以 2015年的《防卫白皮书》为例。有关南海的描述性文字共计可达约263行(2018 年甚至多达 272 行),在个别章节几乎达到“随处可见”的程度。从这方面来看,日本政府刻意强调、凸显、重视南海问题的意味不言而喻。2. 表现出强烈的危急意识。第一,将南海问题视为地区危急课题。2015年后,与朝核问题一样,南海问题似乎被视为了与日美、日美澳等同等重要的安全议题,是要加强“合作”应对的地区危急形势之一。第二,对中国海空军进出南海重点关注。如 2018 年《防卫白皮书》中提及,南海仲裁案后,中国空军的 H-6K 轰炸机在黄岩岛附近的海空域实施“巡逻常态化”的打算,防卫省的关注表现出对中国进出南海行为很强的戒备和警惕之心。第三,大量“危急”词句的频繁使用及措辞强度的变化。2015 年《防卫白皮书》中出现的“加剧紧张程度”“推进既成事实化”、2016年中“南海成为东亚最不稳定的地区”“推进军事基地据点化”;2018年中不断出现的“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加大”“中国东海、南海行为将导致不测事态发生”“推进诸如炮台等军事设施和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2019年中“中国明确表示无意服从此判断”“如果中国的航空母舰进一步扩大的话,将来有可能设定‘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等诸如此类的表述在白皮书中屡见迭出。上述词句的使用无疑为中国南海造岛增添了愈加浓厚的“军事化”色 彩。3. 对中国南海行为研究的愈加仔细和深入。为凸显前后南海岛礁建设变化,白皮书在“围绕南海主权动向”的文字部分配以多张中国在南海进行“填埋”图片。

  

   (二)平衡力度的升级:由间接介入到直接参与的方式转变

  

   从以往日本对南海安全事务的介入情况来看,日本的介入方式主要以间接性参与为主,即暗中或隐性帮助东南亚各声索国,向他们提供情报、人员培训等服务;2014 年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日本向菲、越出售、租借甚至免费赠送巡逻艇、常规潜艇等武器装备。

  

   然而,自2016 年 9 月美日防长会晤,日本同意接受美国的“邀请”,与其一道派遣舰艇去南海联合巡航以来,这一介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迄今为止,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分别于2017年6月与2018年8月从本国军事基地派遣直升机准航母“出云号”及“加贺号”在南海地区进行了为期 3个月和 2 个月的航行。巡航期间,“出云号”及“加贺号”虽然并没有像美军一样公然闯入中国南海岛礁的12海里范围内,但曾停靠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等国港口显示存在感。与此同时,还见缝插针地参加了与印度、美国等的多边联合海上演习。

  

   日本向南海直接派遣大型准航母的行为表明其涉入南海的方式已由间接性介入变为直接参与。与此前派遣军舰进行联合军演或模拟训练大不相同,这种介入是正式以日本的名义直接参与,可谓是战后以来日本实施对南海干预深度的历史性突破。而且,从日本两度派遣舰艇巡航的时间来看,日本有意将这一军事行动发展成为一项定期机制固定下来,即每年都对南海、印度洋地区定期化实施“航行自由计划”,在南海周边地区对中国进行动态遏制。对日本而言,这一对南海问题的直接介入一则能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二则可通过港口访问让这些国家习惯日本在此地区的访问及常态化巡航,以此构建起在南海周边的军事战略根基。照此进程进行逐步推进的话,未来日本极有可能直接借用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军事基地派遣直升机航母进行巡航,届时日本对南海干预的强度将进一步升级。

  

   (三)牵制力的加强:地区“借力者”的增加

  

   为反制中国的“强硬”态度,日本正在在南海周边地区快速扩建其安全网络。相比介入之始频频联合东南亚各沿岸国家来说,日本目前已集结了包括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及太平洋岛国等广大地区的海洋国家共同参与到制衡中国南海行为的行列中。

  

   首先是澳大利亚、印度等太平洋、印度洋重要海洋国家先后涉入南海海洋争议中,“四方安全对话”(Quad)由此复兴。外界的一个普遍观点是:四方的重建与日美印澳在南海地区制衡中国密切相关。在一次于印度召开的国际论坛中,美国戴维森指挥官指出,“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我们不能创造一个让强国为所欲为,让弱国服从的海洋环境。”日本军官称,“印度洋—太平洋水域免费向所有国家开放的价值观可在美日印澳这四个国家之间共享,但这一价值观念与中国不相容”。澳大利亚坎贝尔指挥官更是表示,“单方面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并强烈“谴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四方的出现是日本拉拢“帮手”成功的证明,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东京方面的期望,即共同致力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对抗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有研究认为,日本朝着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发展态势比较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安全合作方面,美日澳有将东盟纳入其“圈”的趋向,以此形成更强抗衡中国东南亚广泛存在和影响力的阵势。如 2018 年 2 月,由美日澳参加的“对抗北方”(Cope North)联合军事演习邀请了东盟各国观看人道主义救援、救灾的演习。

  

   2017 年后,这一包围圈再次呈扩大趋势,英法等欧洲国家先后以“航行自由”为借口,宣布派遣航母到南海争议海域进行“巡航”。2019年5月,美法日澳四国舰艇在印度洋举行了大型联合军事演习,法国航母“戴高乐号”和日本“出云号”航母等 12 艘舰艇都有参加。据法国当局透露,这是自 2001年以来,法国海军参与联合军事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指挥法国舰队的司令官称,“我们相信,这次演习能够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带来稳定。”2018年英国向太平洋海域部署了多艘军舰,英国护卫舰“萨瑟兰”号还与澳大利亚海军举行了演习并穿越南海海域。日本拉拢上述国家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借力牵制”的行为。通过拉拢地区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这一争端中,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海洋力量,最终达到牵制和消耗中国精力的目的。

  

   (四)约束力的再增强:在地区多边框架中加大外交威压

  

   在外交领域,日本对多边外交对话机制的运用可以被视为是其外交平衡中国的一种表现。这其中有许多安全机制还带有“排中国性”的特点,如 G7。这不仅有利于日本将特定的规范和规则强加于中国,无形中更能以“外交威压”的形式约束中国行为。同时可以在他们之间通过构筑沟通和信息交流渠道建立起信任的包容性机构,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渐形成政治联盟。因而,也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进行外交资源集结的重要渠道。

  

   过去几年中,通过双边或多边外交场合渲染海洋主权争议,进而将中国纳入国际性(如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及地区性框架(如东盟外长会议)中,已成为日本在插手南海安全事务中的一贯做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借助这种级别较高、影响力较强的多边场合炒作南海问题时提到这一议题的频率越来越高、言辞愈加强硬,完全不避讳对中国的谴责,完成了从“含蓄提及”到“严厉抨击”的转变。在这方面,每年 G7 峰会上所发表的涉及南海问题的声明是最好的例证。

  

   2014 年 6 月 G7 各国首脑在布鲁塞尔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对南海事态发展的担忧。2015 年 G7 联合声明中涉及南海问题的表述如下,“根据国际法,维持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对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表示担心”“强烈反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以及大规模填埋活动”,

  

   总文字数约5行。相比之前的声明,2019年4月在迪纳尔发表的《G7 迪纳尔外长会议联合声明》中,中国受到了“异常”关注,且本次声明对南海的“关注”变为了“严重关切”。其中有两大段(近25行)都在“谴责”中国南海行为,“谴责”内容与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如出一辙,诸如“使用武力威胁,推进以军事目的的基地建设,进行大规模填埋”,声明还再次重申“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行动,包括提高紧张程度、破坏地区稳定和基于国际规则的海洋秩序”。

  

不仅是G7峰会,在其他以地区安全为主导的会议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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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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