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亮:约翰·密尔思想言论自由理论新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9 次 更新时间:2020-02-10 0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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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亮  
它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祸害——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上千万人的死亡。密尔的确认为观念的进步或真理的取得与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但他并不认为观念进步与“改善”(improvement)联系在一起,“进步和进步性(progress and progressiveness)这两个词语,不应被视为改善(improvement)或有改善趋势同义”(密尔,2009:99),而这些批评者错在将“进步”等同于“改善”。在这一问题上,密尔认可卢梭提到的科学的进步不一定完全促进社会的改善,它可能“造成社会中的种种束缚与矫饰”,而这只能“令人萎靡颓丧”(穆勒,2011:52)。

  

   二、个性自由与思想言论自由

  

   如果说密尔非常重视思想言论自由的作用,那么,他在一本旨在探讨个性自由的著作中单辟一大章来讨论它貌似不合时宜,因为这一章对个性这一话题“奇怪地保持沉默”(Scarre,2007:38),所以,很多学者基于此判定密尔的第二章与《论自由》的其他章节不匹配,或者说,在他们看来,《论自由》第二章所表达的对真理的渴望与整本书对个性的追求的基调相矛盾。杰弗里·斯卡尔就认为,“人们总是很难搞清楚第二章的观点与关注点如何与整本书的观点与关注点联系起来”(Scarre,2007:37)。

   《论自由》中是否存在这一矛盾?按照通常的推理,作为逻辑学家的密尔应该无论如何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而且,他在《自传》中指出他和夫人哈瑞特(Harriet Mill)一起不断阅读、修改《论自由》这一著作:“经过像往常一般写了两遍以后,我们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外出旅行时也带着,读了一遍又一遍,字斟句酌,修改每一句文字。”(穆勒,1998:146)所以,如果这一著作中真的存在“这种低级错误”的话,他们应该会发现并改正它。那么,既然第二章仍然保留在《论自由》中,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一“错误”。

   要理解第二章与《论自由》其他章节特别是第三章“论作为幸福因素之一的个性”之间的关联,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密尔笔下“个性”的内涵。只有在明确了其内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明确第二章“论思想言论自由”其实与《论自由》的主旨是一致的,换言之,第二章与《论自由》全书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在密尔看来,个性等同于发展:“个性与发展乃是同一回事”(穆勒,2011:74),而“发展”意味着人们“将自身的智力、道德、审美能力提升到其天生所能达致的境界”。要做到这一点,人们需要自己选择适合其天性的“生活计划”(穆勒,2011:68)或“生活方式”(穆勒,2011:68)。因为,在密尔看来,每个人就其天性而言有很大不同,“人性并不是一部按照一种模型组建起来,并被设定去精确执行已规定好的工作的机器,人性毋宁像是一颗树,需要朝向各个方面去成长与发展,并且是根据使它成为一个活体生命的内在力量的倾向与成长与发展”(穆勒,2011:69)。鉴于此,“如果不是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也对应着相当的多样性,那么他们既不会得到应有的幸福,也不能将自身的智力、道德、审美能力提升到其天生所能达致的境界。”(穆勒,2011:80)总之,密尔指出,“要使每个人的天性都得到公平发展,最关键的就是要容许不同的人去过不同的生活”(穆勒,2011:74)。但问题是,一个人选出一个适合其本性或自身的“生活计划”或“生活方式”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他需要运用各种能力,“而自行选择生活计划的人,却需要调动他的所有能力。他必须运用自己的观察力去看,用推理与判断力去预见,用行动力去收集供作决定的材料,用辨别力去做出裁决,裁决既定之后,犹须用毅力与自制力去坚持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而不致放弃。并且,在行为上,他作决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感觉的成分越大,他所需要和运用的这类属性也就越多。”(穆勒,2011:69)不仅如此,一个人选择其“生活计划”时必须根据其“理性指令所规定”而不是其“变幻不定的欲求”(穆勒,2011:67)。概言之,在密尔看来,个性意味着一个人自己运用自身的各种能力去理性地选择适合自身本性的“生活方式”或“生活计划”去发展与本性相符合的各项能力。此外,在密尔看来,一个人发展其个性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发展个性之自由以及各种各样的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或“生活计划”。

   在明确密尔个性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一下“论思想言论自由”一章是如何与发展个性联系在一起的。如同前面曾提到的那样,密尔论证思想言论自由的理由一共有三条。第一,假如我们试图压制一项意见,这一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坚持自己绝对无误;第二,即使被压制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通常情况是,它可能包含部分真理,而通行的观点通常不是全部真理,只有与被压制的观点相互碰撞才能使之变得更为整全;第三,即使被压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通行的观点只有与其碰撞才能使人们明确其所持观点的理性基础及其意义,否则,它就会变成教条、偏见或迷信(穆勒,2011:18-59)。下面我们将逐条分析以明确它们与人们发展个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可以将密尔论证思想言论自由的第一条理由称为“反对绝对无误”理由。在密尔看来,绝对无误不仅是将人们自己在某项意见上的“确定性等同于绝对的确定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指的是人们替他人“判定是非”而不是让他人自己去选择:“我所说的妄言绝对正确,指的并不是对某一信条(随便什么信条)确定无疑的感觉,而是以之替他人判定是非,并且不允许他人听到从相反的一面所能给出的意见。”(穆勒,2011:26)如果人们试图压制的一项意见是一项有关道德、信仰的意见,这项意见往往是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计划”的核心准则,如果人们不让这一项有关特定道德、信仰的意见公之于众,那么人们实际上就是在为这项意见的潜在选择者、实践者做了选择,人们可能会认为这项意见太危险或太不“道德”而不适合于这些潜在的实践者。但是,人们这一家长主义(paternalism)式做法往往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干涉它所不应干涉的事”(穆勒,2011:99)——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潜在实践者的本性需求。所以,密尔反对人们绝对无误的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他对家长主义做法的拒斥,通过反对这一主张,各种构成人们生活方式的核心信念或观点可以在人们之间广为传播,人们从而可以根据自己的本性的需求从这些信念或观点中进行选择,选择之后进行实践,通过实践“将自身的智力、道德、审美能力提升到其天生所能达致的境界”(伯林,2003:261)。在这一点上,密尔正好与其对手斯蒂芬的观点针锋相对。在斯蒂芬看来,人们就道德、政治和宗教等问题不能随便发表观点,因为它们是“社会结构之基础”,“在我看来,就道德、政治和宗教发表意见,并不比任何人有可能做的任何事情更加重要;抨击作为社会构造之基础的意见是危险之举,也应该被视为危险之举。”(斯蒂芬,2007:74)如果人们发表反对这些构成社会基础之道德、政治和宗教的意见,斯蒂芬认为,政府完全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压制这些意见,“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根据它一再认为其极可能正确的宗教、政治和道德原则采取行动,而如果不实行相当程度的强制,它便做不到这一点。”(斯蒂芬,2007:58)斯蒂芬的观点正是家长主义式观点的体现——替他人选择生活方式。这在密尔看来是错误的,因为人们往往无从得知他人的独特本性,因而也就无从替他人挑选生活方式,最好的方式是让他自己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就要求思想言论自由而不是相反。

   密尔为思想言论自由辩护提供的第二条理由可以被称为“错误之不可避免”理由,这一理由同样与人们发展个性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在密尔看来,通常情况下,通行的观点只包含部分真理性成分,而异端意见也通常包含部分真理,人们如果想获得整全的真理就需要“兼听”两方相互冲突的观点,从中提取出合理的成分。不仅普通观点是如此,“在与人们生活相关的重大问题上”——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同样是如此:“在与人们生活相关的重大问题上,真理往往是对立双方调和与交汇的问题,却很少有人能够有足够恢弘公正的心胸,去用正确的方法作出适当的调整,而使真理只能通过交战双方在敌对旗帜下展开斗争的粗暴过程才能得到。”(穆勒,2011:53)一般人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可能对大部分人或者对具有一般才能的人来说是恰当的,但这些生活方式可能不适合于一些具有独特才能或具有突出个性的人。因而,如果他们通过实践提出新的生活方式,那么它就会为传统生活方式增添新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具有类似才能的人或具有类似个性潜能之人提供一个很好的“惯例”,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没有人会否认,首创性乃是人类事务中的可贵要素。人们不仅总是需要有人去揭示新的真理,指出过去哪些真理已然不再正确,而且总是需要有人开创新的惯例,为人类生活树立更文明的行为以及更高尚的品味和情趣。只要人们还不认为这个世界在一切习俗与惯例上已经臻于尽善尽美,对此就不能给予有力的反驳。”(穆勒,2011:75)“首创力得为他们效劳的第一件事乃是打开他们的眼界:一旦眼界被完全打开,他们就有机会成为具备首创力的人”(穆勒,2011:77)。

   如果说密尔为思想言论自由做辩护的以上两条主要与一个人发展个性所需要选择其生活方式有关的话,那么密尔为思想言论辩护的第三条理由(我们把它称为“错误之必要性”理由)则与一个人选择其生活方式所需要的能力有关系。一项正确的意见在与一项错误的意见对峙时,人们可以锻炼自己的“智力和判断力”,因为在与错误观点对峙时,人们被迫反思自身观点的理性基础或围绕自身观点进行有效的推理,在此反思与推理的基础上,他们会做出判断: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反对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进行有效的推理或者不存在相关的证据等等。密尔指出,“如果说某件事比另一件事更有助于培养理解力的话,那它肯定是弄清楚自己各种意见的依据。人们不论信奉什么,所信是否正确都是最为首要的问题,因而在这些主题上,人们起码应该能够在最一般的反驳面前为其提供辩护。”(穆勒,2011:75)总之,人们在应对并回应错误论点过程中会提升自身的智力和判断能力,而智力和判断能力在他们人生计划的选择上尤为重要(穆勒,2011:40)。另外,言论思想自由可以有助于人们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它通过表明具有个性潜能之人选择相似的生活方式,但有些人成功发展出自己的个性而有些人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个性来使他明确自己是否应选择类似的生活方式,“所有语言和文献典籍都充斥着关于生活的一般见解,既指明各种道理之所在,又说明个人该如何立身处世……但是,即便是对于这些道理,如果一直能听到那些能予理解之人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争辩,人们也会更多地理解其中的意思,且已经理解的那部分也会在他们心中留下远为深刻的印象。”(穆勒,2011:47-48)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密尔对思想言论自由的推崇与其所主张的个性理论联系在一起。思想言论自由不仅有助于扩充人们的视界——扩大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范围,而且它还有助于提高人们智力与判断力相关的能力,从而有助于人们做出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基于此,著名的密尔研究专家约翰·格雷认为,密尔“将表达自由看作是自主行动者的构成部分”(Gray,1996:10)。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密尔的个性理论是一种广义上的表达自由理论,正如乔治·凯特伯所言,对密尔而言,“个性的首要因素是自由地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向别人表达他们。”(Kateb,2003:36)或如威廉·盖尔斯敦所说,“表达自由,在我看来是指,个人或群体不对他人或其他群体强加束缚,这种束缚使束缚者不可能或难以过上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体现着其对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最深层的理解。表达自由使我们有机会将内在与外在、思想与行动完美地结合起来”(盖尔斯敦,20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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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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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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