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俊琳:当传教士成为被告:清末乌石山教案的法律史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 次 更新时间:2020-02-08 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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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俊琳  
契约盖印,熟悉福建租约法律和习俗,1867年租约保存在其衙门内)出庭作证证明这一点,两位官员均表示“如无欠租,董事不得另租他人”系当地租约中的一种常见表述方式,并不代表永久性租约,如有欠租,业主即可将房屋讨回,若无欠租,不可将房屋租给他人,但若讨回自用是可以的,但须提前通知租客。丁嘉玮还提到契约中没有“永远”二字,如是永远,那就需要一开始就付一笔费用,而不是付租金。5月4日原告方提供的星察理与通商局来往的信件进一步证明,租金是按季度支付的,1878年6月开始绅董已让通商局通知星察理拒收租金。但5月7日哈南在辩护中,强调“如无欠租,董事不得另租他人”之意,表明只有在欠租的情况下才可收回,1867年租约是一份只要付租金就可租多久的租约。他还指出两位中国官员的证词不能作为证据,因为他们谈的是根据中国习俗,如果要收回自住或传给儿子就可以收回,而本案是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这超出了他们先前日常理解和操作的范围(69)。

   其次是关于传教士是否侵地。绅民火烧洋楼是因洋楼超过了租约范围,侵占了公地,而传教士坚持洋楼建造在1861年的小地上,是在权利范围之内的,这是双方争议的核心。此前通商局叶道台及丁日昌都先后指出,年租金仅12元的1861年小地不可能很大,从租约中年租金20元房屋的大小即可推断“小地”大小,且小地上已建厨房余地不多,小地毗邻道山观但被毁房地在半山坡上等确证教士侵地(70)。因租约中并未确定小地界址,所以难以确定小地的具体位置。陈圆成被捕后供称小地即放鹤亭旧址,因该地不属于道山观,所以密教士欲立契约时陈不敢改以口头约租。丁日昌据此强调被毁洋楼在雀石桥下而非放鹤亭,则教士背约侵地证据确凿(71)。原告方先后派出陈圆成、当地士绅等多位证人出庭,力证被毁洋楼不属于“小地”范围,也不属于道观,而是侵占了公地。但这些都被否认,胡约翰反复强调他是绝对遵守契约和守信的,哪怕有一点点侵占,都是无心之举。哈南则明确指出没有侵占,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哪些土地是被侵占的(72)。

   4月30日希剌陈述时还谈到了传教士对房屋的改建,他提到根据英国法律未经主人同意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传教士可对房屋内部进行改造和修补,但并不表示可以把房子变成大片包含学校、花园的西式建筑。丁嘉玮在作证时也提到:根据租约,租客不能在租来的土地上建房,也不允许改变房屋样式。陈圆成也证明道山观原来的房屋都被改变了,并且没有得到允许。原告方试图以此来促使法官判决1867年租约无效的一个凭借。传教士并不否认房屋进行了更改,但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在中国绅民的见证下进行的,30多年过去从未受到质疑。言下之意是不反对就是默许,并且在签订1867年租约时相关房屋就已经被改变,但在签约时绅董并无异议,因此建房权是获得允许的。希剌的解释是根据中国法律,这并不会成为问题,只要在租约结束时把房屋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就可以了,签约时仍按原样描述是要求在租约结束时将房屋按原样归还(73)。

   中间休庭时主法官曾进行了调解,希望庭外和解,他提议传教士把乌石山上的学校搬到中方提供的场所,但传教士及其家人在道山观的住所得以继续保留,这一提议还是因传教士的拒绝失败了(74)。此案并未当庭判决,庭审结束后傅兰治即起程返沪。在各方焦急等待了一个多月后,判决书于6月18日寄达福州(75)。判决强调1867年租约有效,应继续实行。判决也未判明传教士道山观房地的界址,因为相邻土地的主人并没有出庭。关于小地争议,判决明确指出被毁洋楼所在地是密教士所租土地的一部分。但判决也指出道山观如须自用,有权收回,只需提前三个月通知(76)。关于房屋改变,法官最终采纳了希剌的解释,但他并未判决租约无效,并表示这一点并不影响判决。诚如威妥玛的评论“该判决肯定了传教士所持租约的有效性,并暗示了如果他们改变和建造房屋的行为有错,那也已经因为出租人的沉默而被宽恕了”(77)。尽管没有看到外交官影响法官的证据,但确实恰恰与外交官的期待相合,同时判决实际否定了教士侵地,也维护了传教士的名誉,又满足了官绅希望传教士搬离乌石山的愿望。这也是傅兰治和解思路的一种表达,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傅磊斯先前的预言成为了现实:“最后的仲裁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某种程度的妥协”。(78)

   判决一出即引发各方议论,传教士声称没判决他们做错什么,因此自己获得了事实上的胜利(79)。道山观绅董则据判决可收回房子,取得了实质性胜利,诚如威妥玛所言中国人对法庭的判决肯定非常满意,他们肯定会声称自用而收回房产(80)。舆论也各有看法,福州捷报认为判决是支持圣公会的,香港的报纸却认为是支持原告的,上海报纸认为没有任何一方取得完全的胜利(81)。《教务杂志》认为从指控传教士品格和侵地来看,判决是站在传教士一方的,把他们从诽谤中解救出来。而从房屋结果来看,对原告算是一次纯粹的胜利,他们收回房屋将传教士赶出的目的达到,因为要证明讨回房屋是为道山观自用毫无困难(82)。

   但威妥玛担心的上诉还是发生了,传教士对原告可讨回房屋颇为不满。主法官没有遵循《烟台条约》中确定的被告为何人即由何国官员按本国法律审断的“被告主义原则”,哈南庭审时坚持按英国法律来判决,但这一请求被驳回。傅兰治认为此案所涉及的房地都在中国,这份租约是在中国执行的,依照案件涉及土地所在地来解释合同的基本原则,相关联的土地在哪里,就按照哪国的法律来解释合同,因此依国际惯例应采用“物之所在地法”(lex loci reisitae)(行为地法)即中国法律来解释(83)。传教士认为这是受中国官员证词的影响以及对1867年租约的误解造成的,所以提出上诉,威妥玛猜测这是律师的建议(84)。但星察理提到是受宁波主教禄赐(W.A.Russell)的影响,目的是让原告做出更多的让步。不过星希望传教士接受调解,因为他认为不可能再从中国方面获得更多的东西(85)。

   很快中外报刊都报道了传教士上诉的消息(86)。星察理对上诉颇为不满,所以当传教士请其帮忙打听中方下一步动作时,他要求其直接与原告联系,并表示原告正设法落实判决(87)。威妥玛也不赞成上诉,他认为教会没有获胜的把握,而唯一获胜的方法是和解。他指示星要尽力帮助传教士(88)。他想为传教士争取更多权益来换取他们的撤诉。

   经过星察理的努力,传教士提出三个条件:赔偿乌石山现有房屋7500美元(或留一座房屋当医院,则降为6000美元);在城内或城外提供新的房屋或空地;延迟三个月搬离(89)。通过星察理的多方协商,中方同意将城外电线局房屋租给传教士并允诺降低租金,但士绅对传教士要求赔偿乌石山房屋的要求予以拒绝,他们认为这是变相要求购买传教士未获允所建的西式房屋,宁愿上诉到伦敦(90)。在得知进展后,威妥玛感到士绅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么想要和解,命令星察理努力查明怎样可以避免进一步诉讼(91)。

   最后通过交涉,星察理为传教士取得了进一步的有利条件,这也是福州官厅换取不上诉的一种交换:允许传教士在乌石山居住到1880年3月31日;传教士放弃乌石山搬到电线局,租期二十年,从1880年1月1日起,租银每年350元。星察理在将这一消息告诉传教士时强调这些是中方向传教士示好的表现(92)。他认为自己在为传教士争取利益上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不可能再从总督那获取更大的让步,传教士也没有理由不满意(93)。

   尽管传教士对中方提出的条件并不完全满意,但最终在星察理的劝说下接受了妥协。一方面正如星所言为了区区几千美元再进行一场诉讼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传教士希望能够借由此案的妥协换取其他几个教案的解决(94)。星察理终于成功阻止再一次诉讼,他在给外相的报告中写道“这一麻烦事不会再有诉讼了”(95)。对于这一结果,中英官方都表示十分满意(96)。

   本案从一个微观的个案展现了西方治外法权在地方实践中的复杂性及其法律意义。首先是中国官绅的抉择,以法律为手段,以司法化退拒外交化,特别是丁日昌等坚持而杜绝了部分官绅害怕刺激英方而欲将就妥协的意图,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突破,而且也成为未来对外交涉的一种典范模式。曾纪泽事后明确指出:观乌石山之效,以后“中国通商各口遇有华洋交涉案件各执一辞争论不休,自可延请状师按照西律评断曲直”(97)。其次本案是对英国在华法院审理偏袒英国人的传统形象一定程度的修正,作为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一部分,英国在华法院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在华英国人的利益,事实上《字林西报》曾报导:在庭审期间福州当地曾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此案的最终判决会有利于传教士一方(98)。但审判的结果却在此意料之外,体现了法院的某种公正性。不过,法庭的审判虽然表面上是基于法律,但也不完全是法律,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法官的判决受到中英官民的影响,但最终的审判确实也是官绅教领等多元权力格局制约的结果,更多只是以法律手段将那个妥协性的折中方案变为现实,为各方的和平议结铺路。所以法庭庭审并未就控诉的核心侵占问题进行彻底的调查,以弄清事实真相的方式了断,而是兼顾到各方诉求。法官没有遵循通行的治外法权原则——以英国法律审判在华英侨,而是遵循了“物之所在地法”及中国法律和惯习作为审判的依据,正是其迎合各方期待的一种努力。因此,本文尽管意在构建本案的法律维度,但更倾向于将法律史和社会史结合,从大法律史的角度,将法律条文和包围案件的多元因素参照考量,以便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将案件的复杂性呈现出来。

   ①J.E.Kirby,"The Foochow Anti-Missionary Riot-August 30,1878",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5,No.4(Aug,1966),pp.665-679.E.C.Carlson,The Foochow Missionaries,1847-188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陈名实:《福州乌石山教案始末》,《福建史志》1994年第3期;汪敬钦:《“福州乌石山教案”一百三十周年祭——兼议晚清“抚闽”办案数疆吏》//陈永正编:《多学科视野中的闽都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133页;严峻:《晚清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乌石山教案剖析》//陈永正编:《多学科视野中的闽都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74页。这些成果都会谈审判,但并不深入。

   ②杨卫华:《英国在华传教政治的地方实践:福州乌石山案再研究》,《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③郑观应著,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9页。

   ④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⑤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3-74页。

   ⑥刘金库整理:《郭嵩焘未刊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8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⑦曾纪泽著,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65页。

   ⑧光绪三年(1877)七月丁日昌请假回籍养病,次年四月正式开缺,不再担任福建巡抚。

⑨The Woo-shih-shan Affair impartially considered,with the Original Agreements,and Counsel's Opinion thereon,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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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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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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