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企业合规视野下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9 次 更新时间:2020-01-20 07: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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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 (进入专栏)  
一些暂缓起诉协议的文本,在载明完善合规计划和定期提交合规报告的条款之外,还会附上完善合规计划的详细方案以及有关提交年度报告的要求。

   例如,在2018年美国司法部与Transport Logistics International 公司达成的暂缓起诉协议中,被告公司作出了全面完善企业合规计划的承诺,同时还就其完善反海外腐败合规计划的进展情况承担每年至少一次的定期报告义务。根据相关条款,该公司签署协议后的一年以内,完成初步审查并提交初步报告,随后在剩余的两年考验期内完成两次审查并提交两份后续报告。所有审查和报告都要围绕着改进反腐败合规计划,完善有关公司在执行FCPA等相关法律方面的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等问题而展开。

  

   四、暂缓起诉协议制度的理论基础

   有研究者基于对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研究和观察,认为美国之所以对企业适用审前转处协议制度,主要是为了避免“刑罚的水波效应”,也就是避免因惩罚罪犯(公司)而对其他人(与犯罪行为无关,但与罪犯存在某种社会关系的第三人)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正是2001年前后随着美国安然案件、世通案件和安达信案件的发生,检察机关对这些企业提起公诉所带来的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的严重教训,才促使美国司法部转变起诉政策,利用检察官的起诉威慑功能换取涉案企业内部的公司治理。通过适用包括暂缓起诉协议在内的审前转处协议制度,司法部期望避免损害公司的投资者、雇员、养老金领取者、客户等无辜第三人的利益,避免刑罚的水波效应。

   的确,在诸多讨论美国审前转处协议的文献中,都提到了安然案件和安达信案件,并认为这些案件的发生与暂缓起诉协议在企业犯罪案件中的广泛运用具有一定的联系。笔者也基本赞同“对涉案企业适用暂缓起诉协议是为了避免刑罚的水波效应”这一判断。但是,即便在美国,仅仅从这一角度来对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正当性作出解读,似乎仍嫌过于简单。这是因为,假如检察机关签署暂缓起诉协议仅仅是为了避免对涉案企业提起公诉,那么,为什么还要求企业缴纳近乎天文数字的罚款?为什么要企业作出配合调查尤其是主动披露违法行为和违法人员的承诺?为什么要企业重建合规计划,甚至委任合规监督员全程监控合规进程?这仅仅从避免刑罚的水波效应这一点,是难以得到解释的。况且,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只是确立了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并对其适用范围、适用方式和适用程序作出了严格限制,确立了有别于美国的司法审查模式。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如此多的国家采纳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并将其作为处理公司犯罪案件的刑罚替代方式,肯定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

   从本质上看,暂缓起诉协议属于检察机关与涉案企业基于平等协商和自愿选择所签署的一份“合同”或“契约”。既然是合同或契约,那么,缔约方一般都会经过理性的利害关系考量,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最达到损失的最小化,而选择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条款。因此,与辩诉交易一样,暂缓起诉协议也要符合基本的“利益兼得原理”。与此同时,仅仅基于利害关系的考量并不足以解释任何制度改革的正当性,这里往往还存在着更为深层的动因,使得诸如公共利益、司法公正等方面的因素被考虑在内。英国与其他一些英联邦国家都强调暂缓起诉协议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使其“符合司法的利益”,并且要满足“公平”、“合理”和“适当”等要求,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有鉴于此,我们拟从三个方面对暂缓起诉协议的正当性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一)利益兼得原理

   很多人对暂缓起诉协议制度提出的主要非议是,它赋予检察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其替代法院成为企业涉嫌犯罪案件的实际裁决者;它剥夺了涉案企业的正当法律程序保障,诸如律师对客户的作证豁免特权、获得法庭公正审判的权利、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等,都难以得到实现。尤其是,一旦涉案企业接受了暂缓起诉协议,就要承认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而这种承认在检察机关恢复对其提起诉讼时有可能作为指控证据使用。这就造成涉案企业一旦选择暂缓起诉协议,就几乎不可能再获得无罪裁判的机会。

   其实,对暂缓起诉协议的上述批评,与当年对辩诉交易的批评具有相似之处。但是,辩诉交易制度符合“利益兼得原理”,能够满足各个方面的利益,这种功利主义的基础使其长期成为美国处理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程序。同样,即便面临上述多方面的批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也能够满足整个社会、检察机关和涉案企业的利益,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负面的社会效果,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

   检察机关通过与涉案企业达成暂缓起诉协议,使得绝大多数涉嫌犯罪的企业最终避免了被提起公诉的结局,摆脱了被法院定罪的命运,并避免承受诸多方面的附带结局,防止因企业破产而出现员工失业、投资人或股东血本无归、养老金领取者老无所依、客户以及其他无辜第三人沉重代价等一系列后果,避免因经济动荡或金融危机而影响政府的管治秩序。这种对刑罚水波效应的避免,显然是各国检察机关所追求的政治收益。毕竟,无论是美国的司法部,还是诸如英国反严重欺诈办公室以及其他国家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对企业提起公诉方面,都要考虑公共利益的需要,也不可能离开对政治因素的考量。而选择与企业签署暂缓起诉协议,在很大程度上确有避免企业破产、防止员工失业、预防经济滑坡等政治方面的考量。

   除此以外,检察机关还会基于提高诉讼效益的考虑,通过适用暂缓起诉协议,避免冗长繁琐的司法程序,避免法庭审判的不确定性,减轻检察官在公司犯罪案件中承担极为沉重的调查责任和举证负担,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执法效率和增强执法力度。

   经验表明,将涉案公司起诉到法院,使其接受法庭审判,这不仅存在耗时费力、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而且也难以保证检察机关获得一个确定的胜诉结局。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司犯罪大都属于专业性极强的经济违法行为,发生在公司运营过程之中,能见度较低,检察官很难收集到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指控证据。另一方面,涉案公司一般都拥有雄厚的财力,会聘请经验极其丰富的律师的帮助,检察官无论是在调查取证还是在提起公诉方面,都将面临专业律师的强有力的“抵制”,后者要么会对公诉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要么会对案件是否达到定罪标准提出挑战,这就大大增加了对企业定罪的难度。

   而随着公司犯罪案件的迅猛增加,各国检察机关对诸如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违反出口管制、洗钱、侵犯个人信息、商业欺诈等公司犯罪案件加大执法力度,法院面临着日趋严重的案件积压、诉讼拖延的问题。这种“不堪重负”的法院系统势必造成检察机关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在一个完整的诉讼程序中将涉案公司绳之以法。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很多公司犯罪案件的审判,从案件发生到生效判决产生,动辄持续七年乃至更多的时间。这使得检察机关将大量时间、财力和人力投入到部分案件的诉讼过程之中,而无力对其他涉案经济犯罪的公司展开调查和起诉,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执法不力问题。

   而对暂缓起诉协议的广泛采用,使得检察机关摆脱了上述困境,在对公司犯罪案件的执法效率和执法力度上都得到了显著的保证。首先,暂缓起诉协议的签署建立在公司承认指控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公司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和起诉可以提供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涉案企业不仅全面配合检察机关和监管部门的调查,积极提供证据,接受调查取证,督促员工接受问询,对公司违法事实以及实施违法行为的员工进行自我披露,而且还像自愿认罪的自然人那样,放弃包括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行使律师保密特权在内的正当程序保障,这就大大节省了检察机关的时间和财力,大大减少了检察官在调查取证和提起公诉方面的阻碍。其次,暂缓起诉协议的签署还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有利结局,无论是在考验期之内督促企业履行协议所确定的配合调查、重建合规计划、接受合规监管等项义务,还是在考验期结束后对公司遵守协议情况进行最终审核,都使得检察机关占据了极大的主动性,在涉案企业履行义务方面起到了监控、审核和督促的作用。再次,实证研究也表明,大量适用暂缓起诉协议的案件,从公司案发,到暂缓起诉协议所确定的考验期结束,一般都会经历四年左右的时间。当然,相对于那些进入正式法庭审判程序的案件而言,时间的节省还没有反映出问题的全貌。在这一段时间里,检察官可以借助于公司自我披露和合规监督员的合规监控机制等,将自己从繁重的调查和公诉工作中解脱出来,可以同时办理其他公司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从而大大提高了执法的效率和执法的力度。

   那么,对于那些选择与检察机关达成和解协议的企业来说,通过签署暂缓起诉协议,究竟可以获得哪些方面的收益呢?

   从实质上看,企业一旦被定罪,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无非是遭受法院的罚金处罚。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在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法院对企业一旦宣告有罪,往往会对其作出附带处罚,如剥夺与政府签订合同的资格,甚至吊销某种营业资格。这种由定罪所带来的“剥夺资格”处罚往往属于定罪的附带后果。例如,在2002年的安达信案件中,检察机关对其提起公诉的第二天,美国证交会就要求安达信在同年8月31日起停止从事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这等于迫使其关门歇业,相对于“被置于死地的死刑”。以金融机构为例,这些企业之所以选择暂缓起诉协议,是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或者遭受更为严重的代价。这些损失和代价主要包括:一是失去业务执照。一旦被美国监管机构“暂停业务”或者“吊销执照”,那么,银行就会失去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市场,在美国无法继续生存和经营,从而带来极为沉重的损失。二是失去市场、客户和员工。在很多案例中,这类案件即便被诉诸法院,但繁琐冗长的司法程序,也会使公司陷入讼累之中,导致市场、客户和员工大量流失。三是股价下跌。监管机构一旦放出不利信息,就会导致涉案企业股票价格大幅下跌,带来重大损失。四是持续不断的恶意监管。假如不与监管机构达成和解协议,那么,涉案企业就有可能遭受恶意监管,被再次起诉的几率大大提高。

   在此背景下,一旦遇有监管机构提起某种指控,特别是检察机关提出刑事指控的,涉案企业通常都会与其进行闭门协商,寻求最“优惠”的罚款数额和最宽松的合规监管条件,以换取这些监管机构放弃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实践中,几乎所有达成起诉和解的案件,最终在考验期结束后,都以检察官放弃起诉而告结束。涉案企业在逃避了被定罪命运的同时,也避免了被剥夺与政府交易或者从事某种营业资格的结局。在“起诉公司相当于判其死刑”的制度背景下,选择暂缓起诉协议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其所获得的收益显然是不可估量的。

   (二)刑罚功能的有效替代

   暂缓起诉协议制度面临的一项批评是,检察机关将那些构成犯罪的企业不予起诉,以高额罚款替代了刑事处罚,难以发挥刑罚所应发挥的报应和威慑功能,有放纵犯罪之嫌。确实,检察机关一旦与涉嫌犯罪的企业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在经过若干年的考验期之后,几乎都不再对其提起公诉。但是,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实施的高额罚款,以及就其配合调查、完善合规计划等所施加的义务,尽管不具有刑事处罚的性质,却可以发挥不亚于刑事处罚的效用。这种对刑事处罚功能的有效替代,是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具有正当性的重要体现。

根据当代社会学上的结构功能主义原理,任何制度或结构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结构与功能相互依存,达成一定的平衡状态。在特定结构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要建立一种取而代之的新结构,就应当使其发挥原有的功能。按照这一原理,检察机关对涉嫌犯罪的企业提起公诉,使其遭受定罪判刑,固然存在严重的缺陷,但要以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取而代之,还必须确保这一制度能够发挥刑罚所固有的功能。否则,单纯考虑避免企业被定罪这一因素,就有可能导致企业犯罪不仅得不到惩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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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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