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清: “白尔尼—海涅论争”及其当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19-12-27 00: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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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清  
在冯贝格看来,“整个公众对1840年海涅发表的纪念白尔尼的文章报以强烈愤慨,其原因在于一种旧的、对海涅适用良久的接受模式,这就是‘与白尔尼类比’的模式。通过这篇纪念文章,海涅本人使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自己……这里也以另外一种方式证实了作为一种接受模式通常具有的属性。首先他们两人是相互联系的,其次他们又是互相对抗的。海涅的对手们得意洋洋,因为海涅的卑劣行径已经公开化,甚至他的朋友也认为他这样做极为过火。但是,海涅的那篇最终使两人之间的对比公开化的纪念白尔尼的文章1840年发表之前很久,即从二十年代以来,这种狄俄斯库里模式,也称为‘敌对的兄弟’的模式,已经被人们运用了。”[7](P323)

   法国七月革命后,海涅与白尔尼都自愿流亡到巴黎这一革命之都,以便近距离观察革命,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革命之子”。海涅在1830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话语,犹如闪亮的投枪,嗖嗖地直飞九天云霄,击中那些潜入至圣至神之地的虔诚的伪善者。我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歌唱,我浑身变成了剑和火焰。”[6](P173)白尔尼写就了在德国各地影响巨大的六卷本《巴黎书简》,“特别是这部书的第一卷达到了他作为作家所能达到的顶峰”⑧。由于鼓动革命,该书一出版就在普鲁士等邦国被查禁。客观而言,就两人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看,白尔尼远在海涅之上,但就此后的文学影响力而言,海涅则远在白尔尼之上;白尔尼在当时赢得的多是赞誉而海涅得到的多是“批判”,与此相反,海涅在后来的岁月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礼赞而白尔尼得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批评”。本文接下来将选取青年恩格斯、马克思等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及观点并按照时间先后对论争所关涉到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与探讨。

   在“白尔尼—海涅论争”中,青年恩格斯坚定地站在了白尔尼一边。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青年恩格斯的心目中,白尔尼若是“天神”那么海涅则是“凡人”。白尔尼的人格特质以及《戏剧丛谈》《巴黎书简》等论著无疑在青年恩格斯从文学政治到哲学政治再到社会政治的思想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独特的作用⑨。青年恩格斯在《评亚历山大·容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1842)一文中写道:“这种争吵在海涅论述白尔尼的书中达到了顶点,而到了使人厌恶的庸俗程度……海涅评论白尔尼的书是历来最不像样的德文书。”[8](P453-454)

   与青年恩格斯相反,马克思则坚定地站在了海涅一边⑩。1846年4月5日左右,马克思自布鲁塞尔致信客居巴黎的海涅:“前几天,我偶然发现一本诽谤您的渺小作品——白尔尼遗留下来的书信集。如果不是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我决不会想到白尔尼会这样愚蠢,狭隘和无聊。而谷兹科的后记等等更是贫乏的拙劣之作!我将在一家德国杂志上写一篇详细的评论介绍您评白尔尼的那本书。基督教德意志的蠢驴们对待您这本书的这种粗暴态度在文学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少见的而德国的任何时期粗暴的例子却是屡见不鲜的。”(11)从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为好友海涅的遭遇而鸣不平。

   与以上两人的各自选择不同,勃兰兑斯(1842-1927)在《青年德意志》(1894)中努力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性立场。他的相关阐释都是在尽力调和白尔尼与海涅之间业已存在的思想差异,“提到高度上看,这是以对真理的尊重为一方,以对形式与艺术的崇敬为另一方相互之间的冲突”[1](P99)。

   不过,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梅林在《纪念海涅》(1906)、《海涅评传》(1911)等文中打破了勃兰兑斯的“平衡”,想从根本上为海涅“正名”。梅林指出:“人们之所以对海涅没有作出公允的评价,原因是海涅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一无二的、无法比拟的地位这一事实。在一个世纪里依次更迭的三大世界观,其色彩和形式在海涅的作品里如此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艺术形象里得到了完整的统一,像这样的诗人我们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在他身上这三种世界观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而是同时表现出来的,如果只从其中的一个观点,即只从浪漫主义,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海涅,就会觉得他身上充满了缺陷和矛盾”[6](P141-142)。梅林认为,对海涅的作品“不是从政治倾向上,而是从历史的美学角度——用资产阶级观点办不到,但用无产阶级观点则可以做到来加以解释,就是给德国工人阶级的绝妙的礼物”[6](P144)。因此,由梅林的对比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白尔尼是一个诚实的、但却是颇为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典型……海涅则不同,他具有一种更为细致、更为丰富的气质,只要不把自己抛弃,他是绝不会抛弃歌德和黑格尔的,他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如饥似渴地扑向社会主义学说,把它当作精神生活的新源泉……我们可以原谅白尔尼,因为他根本不理解海涅。”[6](P176-177)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与梅林的观点相仿。他在《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利德里希·恩格斯》(1935)一文中指出,由于青年恩格斯对白尔尼过于尊崇、对海涅过于贬抑,由此导致他对两人的认知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在卢卡奇看来,青年恩格斯“这时候对浪漫派的批判,从本质上说,还没有超过白尔尼和‘青年德意志派’的水平。因为他片面地赞成白尔尼,并且对海涅抱有成见,所以他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青年恩格斯的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使他一般地能够合理、公正地判断他那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唯一的例外是对海涅的判断,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白尔尼认为海涅‘背叛’了民主,这种偏见决定了恩格斯对海涅的判断。恩格斯的这种态度转变得比较晚,一直到他在英国逗留期间,也就是当海涅由于与马克思有了友好交往,态度更加激进,而恩格斯对此有了印象的时候……青年恩格斯的社会见解的局限性,在文学领域内,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白尔尼所作的过甚其词的评价上。甚至当他由于深入研究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越来越脱离‘青年德意志派’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对白尔尼的崇拜”[9](P4-6)。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梅林与卢卡奇主要是从内容层面来论证海涅比白尔尼更深刻,那么形式主义者韦勒克则主要是从艺术的独立性层面来肯定海涅。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1955)中毫不犹豫地把海涅置于白尔尼之上,“白尔尼,偏激的报章作家和随笔家,是一位心直口快的道学先生和开明的教条主义者……海涅通常和他并称,但是两人相去霄壤。白尔尼后期曾攻击海涅。海涅始终是一位诗人,他始终未曾失去对艺术本质的把握”[10](P256-258)。“海涅批评的真正重要性,倒是在于他理论立场上出人意表的含混态度……海涅在理论上谴责的只是倾向诗,而维护着艺术的自主性。‘艺术不应像侍从一般,为宗教或政治服务;艺术本身即为其终极目的,正如世界便是其自身目的。’……他多次毫不置疑地否认艺术的独立性。他称赞‘青年德意志’作家,他们‘不想把生活与写作区别开来,他们不想使政治脱离学术,艺术,宗教,他们同时是艺术家,护民官,传道士’。面对当代作家,海涅大多是用思想意识的准绳来进行评判。”[10](P261-262)

   此外,国内也有个别学者表达了对这一论争所持的基本立场。比如,张玉书在《战士海涅》一文中认为:“白尔尼被认为是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反对白尔尼就伤害了一大批人。海涅和他的斗争实际上是反对极左、反对偏激的斗争,然而这点连恩格斯也不能谅解。”[11](P447)

   冯贝格认为,“海涅—白尔尼”“这种模式是2500年来欧洲思想史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方法……十九世纪初,在有关海涅和白尔尼两人的接受问题上,公众中出现了这样一种需求,它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艺术时代的终结’,也产生了反对这一消极观点的积极主张。”[7](P330-331)

   尽管“白尔尼—海涅论争”这一事件本身已成为了历史,但论争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深思与细究。

   首先,我们怎样才能正确看待“白尔尼现象”与“海涅现象”?历史的吊诡之处不在于白尔尼与海涅俩人的座次被调换,不在于前者走进了历史而后者走出了历史,而在于两者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血与火的时代,白尔尼们坚毅果敢地担当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他们真诚地把文学视为时代生活的镜子,把文学视为改变社会的有效手段。从这个意义讲,他们及其作品只属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时代的命运就是他们自身及其作品的命运。“在当时站在前列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像路德维希·白尔尼那样被置之一旁不加理睬的了。他写的题材都已陈旧,只有那些对作家的人品性格感到兴趣的人才去读他的那些篇幅不长、用报纸社论或书信形式写出的散文作品,这只是为了了解他的表现形式或是了解他在处理那些题材时的精神状态……他那种温暖着同代人的火一般的思想,现在看来就如同用长矛去攻打堡垒和宫殿的唐吉诃德的热情一样。然而,他为德意志民族新铁器时代的钢铁建筑的产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火把矿砂冶炼成铁水,社会的新的箭矢就是从中锻制而成的。”[1](P38-39)

   经过岁月洗礼后,一方面海涅们在政治等方面的缺陷会程度不一地被淡化,另一方面他们巨大的艺术才能则会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肯定,他们的作品会成为跨越时代的艺术丰碑。“一个时代有着数量众多的作家,然而,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在他们中间却只有极少数人还能拥有读者,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在不可胜数的作品中,也只有个别的作品还被读者所接受。”[1](P33)

   其次,“白尔尼—海涅论争”其实关系到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学批评的政治之维与审美之维的关系等问题。如果说歌德本人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持审美优先立场,那么白尔尼则持明确的政治优先立场,海涅则摇摆于两者之间。

   歌德在1832年3月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指出:“一个诗人一旦想在政治上产生影响,他就必须献身于一个政党;一旦加人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无偏见的总揽能力告别,把目光短浅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了……你知道我一般不大关心旁人写了什么关于我的话,不过有些话毕竟传到我耳里来,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生,某些人还是把我的全部工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为我鄙薄地拒绝干预党派之争。如果我要讨好这批人,我就得参加一个雅各宾俱乐部,宣传屠杀和流血……你注意看吧,作为政治家的乌兰德终会把作为诗人的乌兰德吃光。当议会议员,整天在摩擦和激动中过活,这对诗人的温柔性格是不相宜的。他的歌声将会停止,而这是很可惜的。”[12](P593-594)

   与此相反,白尔尼的文学写作及其批评属于典型的政治写作与批评。“白尔尼缺少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思想,他公开承认这一点……人们因白尔尼对德国的命运悲剧采取激烈的敌对态度而十分赞赏他;在那个时代,这种悲剧在德国舞台上泛滥成灾,愚弄着人们的感情;但人们很容易看到,他的反对并不是从审美观点出发对这些作品所进行的批评,他是从道德的或宗教的角度出发去批评的。”[1](P62-63)

如果艺术家是诗人歌德的自我身份认同,如果革命家是剧评家白尔尼的自我身份认同,那么革命者—贵族则是诗人海涅的双重身份。换言之,强调艺术有其目的,强调艺术有其独立性,强调政治诗必须有诗意,这是海涅与歌德的共同之处,同时也是他们与白尔尼的最大不同;歌德有意疏离政治、自觉远离革命,海涅则积极介入政治、主动投身革命,这是歌德与海涅和白尔尼两人的最大不同。客观而言,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固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最值得尊重的文学批评样式之一”[13](P133),但审美批评、形式批评同样是值得尊重的文学批评样式之一。回溯历史,深刻思想与优美形式的完美融合是所有作家的写作理想,但这样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家的文学写作要么偏向思想方面要么偏向形式方面。同理,绝大多数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很难做到既是政治的又是审美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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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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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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