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焓: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 次 更新时间:2019-12-09 22: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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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焓  
不妨引用一段国内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概括评价:“被后来人称之为北宋开国元勋的赵普,只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庸琐鄙夫,夤缘时会才成为政治上层人物,他与赵光义平时只会鬼鬼祟祟地玩弄一些小动作、小诡计,当面对国家军政大计,需要作出决策时,他们却绝无深谋远虑,不可能高瞻远瞩地作出筹划;当时可以勉强称作政治家的,只有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人。”当然杉山氏也提到了宋朝的一些成就,如相比五代而言,统治寿命延长;同时也迎来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灿烂。不过按照他给出的对应解释,宋朝之所以没有沦为五代式的短命王朝是因为颇识时务地与契丹订立了和平盟约;至于其经济文化有所建树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有赖于在上述盟约体制下契丹向它提供的安全庇护,使其能够在没有外忧的外部环境下坐享社会发展的红利,并以二战之后日本借助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埋头发展经济并迅速实现繁荣的当代事例以为类比。殊不知当宋辽两国签定和约时,宋朝早已稳定地统治了四十多年而内部绝未再像五代那样政变与内乱相激丛生,可以说是安然度过了王朝统治的考验期。另一方面辽朝也并未因为达成议和就对宋消除敌意,而是继续支持党项李氏在西北的不断坐大以牵制消耗宋的国力,此后还利用宋朝在西北疲于对付西夏之机,乘人之危地向宋神宗提出重新划分部分边界领土的无理要求,甚至不惜以挑起疆界冲突相恫吓。故杉山氏将北宋的发展环境与日本在战后的情况相类比,只能说明其为罗织己说而罔顾史实的程度是多么严重。

  

   总之,在以杉山氏所确立的以“内亚中心—中华边缘”为基本观察坐标的“中央欧亚”史观下,不仅中国的地理范围有如昔日的“满蒙史”研究那样再度被压缩到长城以内,甚至华北中原和西南的大片区域也被从空间上划入到“中央欧亚世界”的南缘地带,由此衍生出其学说的核心观点,即传统的中国内地如果不能像在北朝、五代、元朝和清朝那样被来自“中央欧亚世界”的政治力量或其后继政权彻底征服的话,那么依托中原内地建立的政权也必然在政治上长期依附于其北边的“中央欧亚”强邻,一如西汉前期之于匈奴,北朝后期和唐初之于突厥,唐朝中后期之于回鹘,北宋之于契丹等。换言之,在他所重构的“世界史”叙事中,只剩上述两种出路可供选择的“中国史”已被彻底消解为“中央欧亚史”的组成部分或其附庸产物,所以在这种以“依附学说”为基础的扭曲史观中,不仅不再是“中国史”的洪大声响压抑了“内亚史”的喑哑细语,相反却是深具“世界史”气象的“中央欧亚史”巨流一般地浸没了囿于“地域史”和“文化圈”委琐格局的“中国史”。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由汉族所建立的诸王朝要么只能束手等待“中央欧亚型”国家一次次地前来入主征服,不然就只有在“中央欧亚国家”的宏伟业绩下被动屈居附庸属国的仆从配角,正如绿叶只能永远做红花的陪衬那样。但凡敢于对这种历史宿命说不的汉族统治者,无论是像汉武帝那样的开土拓疆者,还是幻想通过“海上之盟”或“端平入洛”来收复故地却横遭失败的两宋君主,往往被其谴责为破坏和平大局的阴谋野心家。在这种“世界史”的扭曲叙事下,“中国史”即使要想获得与“中央欧亚史”相平衡对等的地位都不复可求。

  

   与杉山氏重写“世界史”的史观诉求差可比拟的还有冈田英弘的同类著述。后者的“中央欧亚”史观浓缩在两篇概论中,即《何为中央欧亚》《中央欧亚史起到的作用》。它们也可说是以后出版的《世界史的诞生》一书的内容大纲,其传递出的史观与杉山正明的思想基本一致,二者的差异在于冈田氏史观的成立还有一大前提,即彻头彻尾地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解构中国文明。这反映在他臆断中国作为国名的出现已晚至清末,缘由是当时的留日学生从日本称呼清国的“支那”一名得到启发,转而发明了“中国”作为自称的国名。同时在他看来,史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只能从秦朝统一六国开始,所谓“中国文明四千年”说仅是辛亥革命后的建构,而在此之前的先秦只能定义为中国成立之前的“都市国家时代”。故冈田氏顽固地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日语的注音符号シナ(汉字支那的片假名形式)来代替汉字的“中国”,像他有关中国问题的时评后来即结集成《何为支那?》。至于这些观点的荒谬绝伦,此处因限于主题不必深论,下面来看其“中央欧亚”史观的基本叙事结构。

  

   首先是先秦时期的三代文明,冈田氏断言夏朝的建立者是当时居住于黄河中游的说泰语的人群,商朝则是从山西高原南下的原来活动在森林地带的北狄狩猎民,取代它的周朝则是来自草原地带的西戎游牧民。最后完成了统一“都市国家”的秦朝也是西戎集团,这意味着中国历史的肇始就是由起源于“中央欧亚”的势力打造出来的。随后的中国历史第一期即从秦汉至南北朝结束,而从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随着“中央欧亚”骑马民族的南进中原,促成了“中央欧亚”系的种族取代吸收了此时尚留居于华北中原的汉族,最终在北方形成了实际上以阿尔泰种族为主流的新汉人群体。故在他看来,当时的民族融合走向是北族吞并消化了汉族,而非学界通常认为的汉族凭借人口数量和文化上的双重优势最后吸收融合了五胡民族。他给出的所谓“证据”是两项,一是东汉末年的战乱使全国人口锐减到仅四百万,尤其是北方的人口就更属稀少,因此等到五胡入华时,如此之少的残留汉人自然只剩下被人数相对较多的胡族同化这一条道路。二是隋初成书的《切韵》中的音韵结构全是与以前不同的阿尔泰语要素。他划出的中国史第二期则是从隋朝统一到元灭南宋为止。这一时期的历史最终走势被他定位成汉族的残余部分遭到北方系王朝的吞并。至于第三期的元朝和清朝则被他定性为本质上并非中国的王朝,即元清两史不属于中国史,它们加上夹在中间的蒙元统治的继承者明朝,共同构成了“欧亚时代”。故从先秦以来一直到清朝,东亚大陆历史的基本规律就是“中央欧亚”的人群不断使中国“阿尔泰化”以及由“中央欧亚”推移出的力量不断地改变塑造中国历史的行进道路。而在此后出版的《世界史的诞生》中,这一叙事又得到了铺陈强化,譬如断言夏朝文明是由浙江一带南亚系统的泰人文化北上黄河流域后形成的,夏人崇拜的“龙”的读音与“江”相同且在词源上来自后者,属于泰语基本词汇;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填补华北中原人口近于绝迹的真空,将五胡部众大量迁徙至此,故造成了后来民族融合中阿尔泰语系的人群吞没同化汉人的现象。鲜卑人修订的《切韵》揭示了此前的汉语在这时已趋于“阿尔泰化”的两项“事实”,一是由于阿尔泰语的影响,汉语中原有的复辅音在此时已完全消失;二是此前汉语中的声母读音r现在则转变为l,因为阿尔泰语中没有r开首的语言现象。

  

   可以说从证据上考察,冈田氏的史观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描述都是荒谬至极。现代考古学和语言学皆从未认可夏朝是由说泰语的居民所建立,虽然对于使用原始汉语的人群的最早发祥地尚有争议,但大多数国内外语言学家都同意约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原始汉语就已在后来成为夏朝政治中心的黄河中游的人群中得到使用,而原始泰语所属的台—卡岱语群(Tai-Kadai)在历史上的分布则从未达到长江以北,其在史前的扩散方向应是从岭南指向中南半岛与云贵高原。事实上,中外考古学界无论是否承认夏朝存在,均不认为在相当于夏时期的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来自于南方人群的北上。冈田氏为此所举的语言学证据纯系他个人的主观杜撰,而语言学家根据谐声关系与汉藏词汇的相互比较,将“龙”的上古音拟为﹡ml-/m-开首。这与可能来自于南亚语(Austro-Asiatic)的“江”~﹡krung不能勘同。何况疑为“江”字来源的南亚语与泰语所属的台—卡岱语群也并非同一语系。冈田氏的猜想之谬由此可见。至于商文化的来源问题,现在考古学界基本倾向于将其与冀南的下七垣文化漳河类型相联系,与冈田推测的山西高原北狄狩猎人群毫无关系。将商后期在关中盆地兴起的周人集团指涉为草原游牧人纯属“时间错置”,因作为生计方式的游牧业在欧亚大陆的出现已经晚到了公元前一千纪内,具体到中国的西—北边疆及附近则是在战国中后期。秦朝的王室以及部分上层则来自东夷的嬴姓集团,故远非一般意义上的西戎。

  

   东汉末年的人口锐减确是事实,但从曹魏建立到西晋统一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稳定,全国的人口数量也趋于回升,及至西晋动乱之前,国家户籍内的统计人口至少已达1600万以上。按照彼时南北经济发展程度的显著差异,只可能是北方的人口远多于南方。相比之下,曹操时期强制迁徙入内的民族主要只是乌桓,其被安置在北方的相关边郡,正如东汉魏晋时期的匈奴、羯居于相对偏西或靠北的并州、幽州一样,均不处于当时中原的政治中心如邺城、洛阳、许都等名城的附近,故在西晋末年动乱之前,尚未对中原王朝在腹心地区的统治秩序构成实质性威胁。从反映当时民族杂居情况的《徙戎论》看,西部的关中一带因接纳了数量可观的氐羌系人群(“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所,戎狄居半”),从而引起统治阶层中个别人士的深忧,由此成为江统上书徙戎的重点。至于并州的南匈奴余部,则在此文中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其人数则“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故除了关中和华北北部的部分区域外,西晋统治的江淮以北的其他地区尚无外来胡人的整体举族迁入;至于已经迁入的胡族在数量上仍远远不及那时北方州郡下的汉族户数。因此,冈田氏设想的原曹魏故地的汉族因人口过少而易被胡族融合取代的基本前提根本就不存在。

  

   至于说《切韵》时代不见复辅音与r-开首的现象与汉语的“阿尔泰化”有关更是对历史语言学的莫大误解。首先作为鲜卑后裔,彼时早已汉化的陆法言只是记录整理了他和另外八位学者在隋初讨论音韵的结果,并参照其他韵书与字书,才最终编定此书的。这八位学者并无北族背景,均为中原或江南士人。其实唐人就已注意到《切韵》代表的音系距离当时的北方话较远,反而与江南的方言更为接近。故传统上音韵学界多把其看作主要代表了隋初金陵的方言,间或掺有北方洛下等地的语言因素。此外陈寅恪还专门从史实的角度,论证《切韵》的语言来自时代更早的东晋南渡之前的中原正音。这就更与所谓阿尔泰语的影响毫不相干。总之不能因为其成书于鲜卑后裔陆法言之手,就想当然地猜想它所反映的语音与鲜卑语等阿尔泰语对汉语的影响有关。至于复辅音问题,则要明确的是,目前讨论其颇为用力的学者主要是用它来解决上古汉语或原始汉语的语音构拟问题,其针对的汉语时段大致始自汉语从汉藏语系分离出来,终结于先秦末期。当然像蒲立本这样的学者相信晚至汉代,汉语中仍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复辅音现象,但绝未将其存在下限延后到发生民族大融合的公元后4-5世纪。同样,以r-开首的现象即使存在过,也仅见于比中古时期早的多的原始汉语阶段。从冈田氏的这类误解之至的臆断来看,或许其对非汉语史料的运用有一技之长,但终因汉学知识太过薄弱,所以才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

  

   最后他将元朝和清朝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则更系他本人固有的军国主义右翼思想作祟,因为其不仅继承了当年尘嚣直上的“满蒙非支那论”,在现实生活中向那些对真相实情未必了解的日本公众宣传应该将东北与内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理由,而且还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竭力为“台独”分裂活动捏造历史依据。他曾利用纪念“马关条约”一百周年之际,在台湾绿营媒体《自由时报》上用中文发表《台湾的历史认同和清朝的本质:中国王朝的统治从未延及台湾》的政论文章,大肆鼓吹分裂活动。对这样一位表面上披着学术外衣,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在觊觎我国领土与主权的人,要求其秉持客观公正的历史研究立场,岂不等于缘木求鱼?同时,尽管冈田本人对现代史学理论毫不在行,却敢于斥责马克思主义是建立“世界史”体系的最大障碍。如此右翼的知识立场,甚至远超当初的魏特夫,因后者固然中年以后政治立场骤变,但也未对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过如此仇视的诋毁。冈田此论的非学术性在于,恰恰是在自70年代以来风行西方学界的以“世界体系”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中,那些引领潮流的佼佼者多为在思想上受过马克思主义深度影响的左派学者,典型代表如萨米尔·阿明、埃里克·沃尔夫和前述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等,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史”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学说。甚至在这种“世界史”研究已经扩张到“全球史”模式的当下阶段,一位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全球史导论的执笔人仍然富有预见地指出:“全球史学家和马克思的真知灼见之间的对话很可能永远不会终结。”对此日本历史学界也不例外。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日本史学界是一种相当主流的理论,而上述欧美左翼学者的著述早就影响到日本学界,像萨米尔·阿明关于“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理论早在80年代前期就出版过日文译本。此后日本学界还出版过相关专著以总结归纳马克思主义对该国史学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至于冈田氏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史”研究中所起正面作用的无端攻讦只是暴露了其身为右翼学者的真实面目而已,根本无力阻止世界学术潮流的滚滚向前,仅堪作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当代反面事例。

  

   故总体上看,冈田氏所建构的以“中央欧亚”为核心的“世界史”虽然在历史叙事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与杉山之说殊途同归,同样是将“中国史”附庸于“中央欧亚史”之下的产物,但其呈现的历史叙事也随之纰漏更多,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且因为此人右翼意识形态色彩极浓,故在理论修养上也更显单薄苍白且又盲目自大。总之,这些试图以“中央欧亚”为中心重写“世界史”的心气颇高的日本学者最后交出的成果答卷在学术贡献上与沃勒斯坦或贡德·弗兰克等欧美左翼学者的大著显然不在一个知识层级之上。尽管这些日文著作的中译本据说在现在国内的出版市场上颇受读者的青睐,但从其史实严谨性和理论贡献来看,终究远非值得肯定与借鉴的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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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6期,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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