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焓: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4 次 更新时间:2019-12-09 22: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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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焓  

  

   至于学者在将个人成果结集时,把它作为关键词嵌进书名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如蒙古史学者志茂硕敏和回鹘史专家森安孝夫的著作即是如此。此外日本内亚史学界对“中央欧亚”的接受还进一步影响到其他相邻学科。这正如在20世纪末,东京的同成社策划发行的多卷本“世界考古学”丛书,其中的北亚和中亚分册,即命名为《中央欧亚的考古学》。该书涵盖的地理范围东起大兴安岭,西至东南欧的喀尔巴阡山脉,可以说横贯了整个东西向的欧亚草原地带。而地理学家窪田顺平主持监修、由多位人文与理科学者共同撰稿的多卷本内亚环境史著作也以“中央欧亚”一词作为总标题。那么在这短短十多年间,“中央欧亚”一名的渐趋流行折射出的日本内亚史学界的发展动向有何背景渊源呢?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成果积累和问题意识等角度来综合分析。随着那时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本并非熟悉汉文史料的该国学者所长的一些领域,如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史研究和里海—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研究等领域均有新锐学人通过学习掌握相关专业语言而踊跃跟进,从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填补了其传统研究分野之外的诸多空白,最终为融会贯通以蒙古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等为中心的“中央欧亚东部”和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央欧亚西部”这两大地域的历史创造了条件和基础。因此,从日本学界推出的第一部“中央欧亚”通史,即前述山川出版社1990年刊行的《中央欧亚的世界》中,读者就不难发现,书中由森安达也所撰的“突厥系民族的发展:从乌拉尔到东欧”这一章的内容下,其覆盖的地域范围业已超越了传统的欧亚地理分界线,进而把东欧的广袤区域也纳入到“中央欧亚的世界”中。降至1997年的新版岩波世界史丛书中的《中央欧亚的统合》,有关“中央欧亚西部”内容的安排也颇充实,共有久保一之的《帖木儿王朝及其以后》、吉田丰的《从粟特语资料所见的粟特人的活动》、志茂硕敏的《蒙古与波斯语史书》、川口琢司的《钦察草原与俄罗斯》四章。总之,有关“中央欧亚西部”的历史内容在此类世界史著作中的明确显现且分量增大自然反映出日本的内亚史研究逐渐突破了治学的局限,不再仅囿于汉文史料记载较多的“中央欧亚东部”,从而为一种带有整合性质的“中央欧亚”史观的出台奠定了成果上的基础。将这种全新史观阐释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论述无疑要首推杉山正明在为上述《中央欧亚的统合》所写的长篇导言《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连接世界史的事物》,此篇极为重要的纲领性文献的问世或代表了日本式“中央欧亚”史观的正式诞生。

  

   除了必要的研究成果的积淀以外,这一新史观的形成还要得益于前述“新生代”学者对欧美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评。由于日本与欧美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较为密切,故其国的史学研究在时间上总是能够较亚洲其他国家更早接触到欧美人文社科学术的前沿动向并较快作出回应,这正如田村实造和山田信夫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就向其国学界介绍了魏特夫和塞诺的学说那样。不过80年代以后,冉冉升起的“新生代”内亚史学者群已经普遍不满足于仅仅接受此类由他们的老师一辈介绍到日本的现成史观,而是一方面对之有所质疑修正,另一方面则将目光投射到欧美学界开始流行的新学说。在前一方面,他们对“征服王朝史”学说和“中央欧亚”观念即使加以接受,也都存在明显保留之处。例如森安孝夫对于“征服王朝”的观念固然能够接受,但并不满意将之局限在辽、金、元、清四朝的传统认识,他先是撰文将唐代的渤海国定性为“征服王朝”的先导,以后又将安禄山建立的“大燕”看作“过早出现的征服王朝”。至于对塞诺的“中央欧亚”的概念,其回应意见主要围绕以下两点。第一,他径直批评了塞诺将中央欧亚的历史定义为“蛮族的历史”等观念,认为这反映了后者抱有的以“西欧中心史观”或“中华主义史观”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中心主义。显然“蛮族”这一用语让他感到无法认同,故被其视为农耕中心论的偏见。二是他对塞诺侧重于将“中央欧亚”看作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也有保留,转而强调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匈牙利的“中央欧亚”均属于以草原与沙漠——绿洲占统治地位的干燥地带,故该地域在生态环境上的共性更不可忽视。相较于森安氏的温和批评来说,杉山正明对魏特夫“征服王朝”的抨击就要尖锐得多。他将该说直斥为必须予以扬弃的过时观念,在他看来,魏氏将中国(中华)王朝分为“征服王朝”与“汉族的中华王朝”的两大分类本身即无法成立,因为即使就后一类“中华王朝”而言,如果剖开表相,也能发现其政权性质往往并非纯用“汉族”解说就能奏效,而应看成是“多种族混成国家”;至于包含西辽在内的契丹辽朝则本不属于“中华王朝”。此外,与“征服王朝”类似的历史现象也常见于中国史以外的世界史中。

  

   与之平行的是,稍后的森安孝夫则沿着另外一种略有区别的思路也提出了“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命题,不过他给出的这一概念还带有目的性更强的置换性,即以之取代此前长期被日本内亚史学界(也包括森安本人)沿用的“征服王朝”概念。关于这一点仍要回到前述森安孝夫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书中虽然依然不时使用“征服王朝”的名称,但已经新创造了“中央欧亚型国家”一词与“征服王朝”同义互换,以10世纪前后的历史为例,他将辽、五代、西州回鹘、黑汗王朝甚至更远的塞尔柱、哥疾宁、可萨等王朝或政权均划入“中央欧亚型国家”。而到森安氏为自己最新的论文集《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撰写序言时,他已经明确在注释中表达了作为旧术语的“征服王朝”宜被新创出的“中央欧亚型国家”超越的观点。而随着后者在用法上取代了“征服王朝”,那么此前自魏特夫以来长期将“征服王朝”视作中国王朝的特殊形式的认知至此遭到了实质上的扬弃,可以说,“中央欧亚型国家”概念的创出客观上割断了日本内亚史学界所研究的北族王朝与中国历史的血脉关联,故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去中国化”的知识效果。至此“征服王朝”史观在经藤枝晃、田村实造等介绍入日本内亚史学界六十多年后最终步入低潮。

  

   至于杉山、森安等人关注的当代欧美学者则主要有沃勒斯坦、阿布—卢格霍德和贡德·弗兰克等。自197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开始陆续推出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兴起扩张原因与动力机制加以解析的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以后,在他的启发下,以寻找存在于欧洲之外的同样立足于经济交换与跨区域贸易的其他“世界体系”为要务的、具有全新观察视野和整合力的“世界史”(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国史)研究范式开始得到重视,以后又陆续涌现了像阿布——卢格霍德的《欧洲霸权之前》与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之类的足以从根本上颠覆人们传统上接受的“欧洲中心史观”的重量级翻案著作。其中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最为激烈的弗兰克甚至进而提出了“世界体系”可以上溯至5000年前的青铜时代的学术观点。这些原创性成果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上述早就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以求自创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他们在感受到冲击力之后,从形形色色的“世界体系论”中汲取了紧迫感,并随即着手用其储备已久的内亚史知识作出回应。

  

   以森安氏而言,他在对弗兰克的“前近代世界体系论”表示赞许之余,强调指出“中央欧亚”地区至迟从前两千纪开始,即出现了相当统一的发展,而正是从这一时间开始,草原丝绸之路就将欧亚大陆北方的畜牧世界同南方的农耕世界连为一体,产生了类似“体系论”所揭示的历史作用,并强调在前近代时期,横贯草原地带与绿洲沙漠地带的丝绸之路对欧亚历史所起的突出贡献。故在森安氏给出的世界史分期模式下,游牧骑马民族的出现与四大文明的诞生具有同等的划时代意义。至于杉山正明在其所著《忽必烈的挑战》中建构的以蒙古帝国为本位的世界体系论,则在具体架构的搭建以及概念与方法的运用上均来自于对原来沃勒斯坦论述体系的承继与模仿,尽管他对事实上并非欧洲中心论者的后者的学说体系持严峻的批判立场。如果再加上在1992年出版了《世界史的诞生》,试图证明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时代为“世界史”开端时期的冈田英弘,我们或可把这几位日本学者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史学实践从现象上概括为“重写以内陆亚洲(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此外,被其与“西方中心论”同样列为攻击靶标的还有被看成是承载中国中心论的“中华主义史观”,尽管森安氏在文中同意“当前日本多数年轻人均厌恶中国”的现实判断,但在他看来这一史观仍然存在于本国少数专门学者中。杉山正明则认为日本宋元时代史的研究者在传统上仍有基于华夷思想的“文明主义”取向,因此对于与宋朝对峙的辽、金、西夏等非汉族国家政权抱有视如异族的立场,而这与研究者主观上的好恶一样,均属历史研究时应予摈除的对象。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看法信实无误,他曾在著作中特地举出了凌迟的事例,认为这种酷刑既然能在北宋时期盛行,那就有力地证明了宋朝绝不适宜被吹捧为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这显然是对日本宋史学界历来盛行的高度评价宋代中华文化繁荣为倾向的“宋代至上主义”历史观的回击。

  

   当然对于他们重建以内亚史为中心的“世界史”宏大叙事的具体实践,我们也要认识到,毫无疑问,这批“中央欧亚学派”的代表更敏于对非汉文史料的运用,如森安孝夫以研治回鹘语与藏语史料见长,杉山正明专攻波斯语等蒙元时期的穆斯林史料,冈田英弘则重视使用元明以降的蒙满文资料。可是他们对汉文史料的发掘利用就明显不如前述日本国内的“东部欧亚”学派的学者群专精,这当然会制约他们推出的宏大史观在证据上的有效性。此种优长与缺陷并存的状况可以说是客观反映了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尺有所短而寸有所长的基本事实。其次,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重点还是在史学和语言两方面,其最受业内人士瞩目的实证性学术成果都是由选题大多相对较小的个案汇聚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即前引森安孝夫的《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以及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与大元兀鲁思》、冈田英弘的《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总之,这些学者的学风路数不失为继承了日本东洋史学界历来重视实证、擅长小题大做的固有传统,故与沃勒斯坦或贡德·弗兰克等人凭借着深厚的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善于将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乃至巨量的二手成果融会贯通的“大题大做”式的社科治学模式明显有别。因此,对于本质学风上仍属考证型的他们而言,欲迈向一种全新范式的“世界史”的写作,应该承认其中必然存在着不小的转型难度。

  

   要写出在成就与影响力方面足以与沃勒斯坦或贡德·弗兰克的大作媲美的以“中央欧亚史”为中心的全新“世界史”,合适方法与理论的把握与引入是其中最为根本的关键要素。从他们的具体实践来看,当属撰有前述纲领性文献《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及多种概说类著述的杉山正明建构的“中央欧亚”史观最具冲击力与影响力。以下不妨重点以他为例,对其从事相应“世界史”写作时所依靠的视角方法与有关理论稍作剖析。

  

此前已经叙及,杉山氏在建构以蒙元帝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论时,在写作思路和结构设置上多曾取法沃勒斯坦。不过,突出蒙元帝国的中心位置只是在他整个“中央欧亚”史观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在他的史观中,“中央欧亚”在“世界史”中占据相对核心的地位绝不始于蒙元时代。而在他对前蒙古时代的漫长历史进行建构时,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等当代西方社科学者对之所能起到的作用主要还在于提供了一整套基本的分析视角,即根据世界的不同大区在相互的经济贸易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差异,适宜将它们各自区别定性为中心(Core)—外围(Periphery)—边缘(Margin)等不同的层级,这种格局差异也表现为资源和财富等资本要素的流动与汇聚具有相当的规律性和稳定性,并最终促成了像外围和边缘这样的区域在相应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依附于所谓的中心区域。尽管杉山氏等日本内亚史学者重写“世界史”的切入点并非经济而是政治与军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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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6期,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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