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绍愚:也谈文言和白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8 次 更新时间:2019-11-23 2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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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绍愚  
成为全民使用的正规的书面语。这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人们已经谈得很多,这里不拟重复。

   但文言文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需要。

   现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大家都认识到这是关系到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要了解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懂文言文。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要懂文言文,而且不能一知半解,否则就不能正确把握古代典籍的含义,甚至会闹一些笑话。从事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都肩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都要懂一点文言文。从事科技工作的,也需要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实上,一些很有造诣的科技专家也有较深厚的文言功底,能自如地阅读文史古籍。即使是一般文化水平的公民,也要懂一点文言文,否则,就无法懂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样一些深刻的思想,无法了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一些传统美德。所以,学习文言文,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需要。

   从语言方面讲,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有不少文言成分。孙德金(2013)对此作了很好的论述:“现代汉语书面语是在近代白话的基础上,融合了文言、方言及其他语言(主要是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的成分,经过百年多发展而成的”,“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文言语法成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现代汉语书面语正式、典雅语体风格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些文言成分不是外加的,不是因为仿古、转文而使用的,而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表达(特别是比较典雅、庄重的书面表达)所必需的。比如,“之”“其”“以”“所”是四个很常用的文言虚词,今天在一般情况下,会用现代汉语的虚词代替,“之”换成“他/它”,“其”换成“他的”,“以”换成“用”,“所”换成“……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仍然要用这些文言虚词,如“高山之巅”“自圆其说”“以少胜多”“集体所有”。而且,即使在口语中,有的还是不可替代的,如“三分之一”,“之”不能换成“的”;“以大局为重”,“以”不能换成“拿”。语法格式是如此,词汇更是如此。很多文言词在现代汉语中不单用了,但作为语索还很活跃,如“奥”可以构成“奥秘”“奥妙”“奥义”“深奥”等。有的词在历史上早已被替换,如“舟”已被“船”替换,但在现代汉语中,有时还必须用旧词,如“扁舟”“诺亚方舟”“神舟七号”。在成语中保留文言词语更多,如“唯利是图”“空空如也”“披荆斩棘”“有的放矢”“罄竹难书”“破釜沉舟”等等,这些都要有一定的文言知识和历史知识才能正确理解。实际上,很多文言成分积淀在今天的日常语言中,成为现代汉语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可以说,要很好地掌握现代汉语,就必须懂文言文。至于文言文对白话文发展提高所起的作用,将在下面说到。

   这些都说明,文言文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需要。所以,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中很重视文言文教学,教育部门要求初中学生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高中学生要有初步的文言语感,这是非常正确的。这对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有很重要的意义。

  

   八、白话文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另一方面,白话文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这里所说的不是历史上的白话文,而是我们今天的白话文,也就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体。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至今已经一个世纪了。在这一个世纪中,白话文有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白话的经典。但白话文的发展是否可以到此止步了?当然不是。在肯定白话文发展的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其不足。

   回到胡适给“白话”的定义:说得出,听得懂;不加粉饰;明白晓畅。这是白话所必需的。如果用的是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但文辞十分艰涩,意思十分难懂,这决不是好文章。但是,是不是像黄遵宪所说的“我手写我口”,完全照口语写,就是好文章呢?

   这要看是什么语体。如果写的是说相声的稿子,当然要完全口语化。但在现实生活中,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用途十分广泛,根据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语体,有很多语体,如工作总结,工作报告,新闻报道,时事评论,科普作品,文艺作品等(且不说医学、法律、商业等的专用文书),就不能一律“不加粉饰,明白晓畅”。“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①这话在现代也完全适用,完全照口语写,②会使我们的书面语贫乏无力。总的来说,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应该基于口语,而又高于口语。在“高于”这一点上,确实还需要努力。

   有人说:白话文的表现力不如文言,今天的文章远不如古人典雅含蓄。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

   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文言和白话都有经典的名篇,拿白话名篇(包括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和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作品)和文言的名篇相比,应该说毫不逊色。在表现力方面,文言和白话各有所长。同样是写景,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总共不到一百字,只用五六个短句就写出了月色和心境,这是白话文难以做到的。朱自清《荷塘月色》:“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罩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是恰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色彩和光影的描写都很细致,在描写中显示一种朦胧的美,这是文言文不易做到的。同样是写人,《聊斋志异·婴宁》写婴宁,没有大段的描写,只是屡次写到她的憨笑,以及王子服要和她“夜共枕席”,她回答说:“我不惯与生人睡。”寥寥数语,写出婴宁的憨痴。这是文言文之所长。《红楼梦》写凤姐,“凤姐儿滚到尤氏怀里,嚎天动地,大放悲声……说了又哭,哭了又骂,后来放声大哭起祖宗爹妈来,又要寻死撞头。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把凤姐的发泼写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这是白话文之所长。

   但总的来看,文言文比白话文成熟,这和两种书面语的发展历史有关。一种书面语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文言文如果从《尚书》算起(《尚书》中的《尧典》等大概是周代的史官根据远古的史料加工写成的),到《论语》大约五百多年,到《史记》大约九百多年,到韩愈、柳宗元则是一千八百多年。白话在敦煌变文中还是雏形,到宋元话本开始成熟,到《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白话经典的出现,也经过了八九百年。而我们今天的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文,它不只是近代白话的继承,而是在近代白话的基础上,融合了文言、方言及其他语言(主要是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的成分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书面语。这种新型的书面语,从新文化运动算起,至今才一百年。这种融合的趋向是对的,但如何融合得好,是一个需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问题。

   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一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钱玄同《理想的国语》(原载1925年9月6日《国语周刊》第13期,收入《钱玄同文集》第3卷。这是钱玄同给周作人的回信,写于1925年9月3日):

   国语应该用一种语言做主干……用了北京话做主干,再把古语、方言、外国语等自由加入……我认为国语应该有三个美点:活泼、自由、丰富。采用活语,方能活泼(作主干的北京话,加入的方言跟外国语,这三种都是活语,唯有古语是死语;但它的本质虽是死的,只要善于使用,自能化腐臭为神奇,变成活泼泼地……);任意采之,斯乃自由;什么都采,所以丰富。

   有许多词句,普通会话中虽不大用它,但表示较深奥、曲折、细致的意思时便须用到的,近来新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所谓欧化的文章中,尤其是诗歌中,到处遇着它。这本也是白话,那般爱凿四方眼儿的人们往往要认它为“文言”——就是古语——因而非难它,排斥它,这是非常地错误,不可不纠正的。(1999b:221-233)

   周作人的信(1925年7月26日):

   古文不宜于说理(及其他用途)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这种理想的言语倘能成就,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假如以现在的民众知识为标准来规定国语的方针,用字造句以未受过国民教育的人所能了解的程度为准,这不但是不可能,即使勉强做到,也只使国语更为贫弱,于文化前途了无好处。

   他们两人的通信中提到,如果把“国语”仅仅限于普通会话,仅仅以一般民众的知识为标准,只会“国语更为贫弱”,而“理想的国语”要“活泼、自由、丰富”,为此就要把“古语、方言、外国语等”加以融合。这种主张是对的。实际上,这一百年来,现代汉语书面语不断在吸收方言和外来词,如“尴尬”(上海话),“埋单”(粤语),的士(经粤语吸收的英语词),酷(英语词),丁克族(英语词),给力(日语词),丰富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语汇。但钱玄同、周作人对“古语”的重视还不够,“古语”并不是“死语”,很多还是有生命力的;而且,如冯胜利(2010)所说,古语是构成现代汉语典雅语体的重要因素,根据语体的需要,不但要适当地采用古词语,而且要适当地采用古句型,如“少而精”“为我所爱”“为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品种之多”等。这些成分如何才能融合得好,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如何才能“言之有文”,这是应该引起大家注意,而且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

   我觉得,要使现代汉语书面语有更丰富的表达力,不单要恰当地吸收一些古文的词语,还要注意学习古文的意境和表达。古文很多篇幅不长,但意在言外,含义深远。写景的文章,往往是寓情于景,如上面引的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不但写了月色,也写了作者的情怀;柳宗元的很多山水小品,都写得“凄神寒骨,悄怆幽遂”,使人感慨。写人的文章,着墨不多,但感人至深,如《史记》写廉颇、蔺相如,真是千载下凛凛有生气;方苞写左光斗,只写了狱中的一件事,就写出其“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古文的表达,有很多值得学习。欧阳修写《醉翁亭记》,原稿开头是“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后来改定,只“环滁皆山也”五字。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原稿作“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后来把“德”改为“风”。(杨树达,1953/1980:30、19-20)这样的改动,使文章增色不少。这告诉我们,文章的开头该写得简练峭拔;文章的用字,有时用具体的意象比用抽象的概念气象更为阔大。这都是我们在提高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表达力时值得学习的。

   张中行说:书面语和口语要“不即不离”。“不即,是和日常谈话韵味不一样(比一般的口语丰富、深刻、严密);不离,是就格局说,仍属于口语的系统”。(1995:170)现在又提出了语体的问题,不同的语体,其“即”和“离”的程度又不一样。怎样做到不即不离,而且恰到好处,这是需要讨论的,更是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

   总的来说,现代汉语书面语要基于口语,又高于口语,形成这样一种书面语,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①这话是孔子说的。鲁襄公二十五年,郑国攻打陈国,大获全胜。晋国责问郑国为何攻打陈国,子产出使晋国,说了一番出色的外交辞令,完成了外交使命。孔子用这八个字称赞子产的言辞。确实,在重要的场合,如果“言之无文”,是行不通的。

   ②口语也有语体的不同。两个政府官员在一起讨论工作,两个大学教授在一起谈论学术,以及这些官员和教授回家后和小孩子谈话,用的都是口语,但语体风格却大不相同。说书面语以口语为基础,还要考虑什么语体的书面语以什么语体的口语为基础。但这个问题本文不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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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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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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