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绍愚:也谈文言和白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9 次 更新时间:2019-11-23 2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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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绍愚  
这也是两个阶段词汇系统的差别。

   苏联语言学家雅洪托夫(1969/1986)从唐宋时期的9部文献中找了10多个上古汉语最常用的虚字和近代汉语最常用的虚字,并统计这些虚字在这些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他找出来上古汉语最常用的虚字:

   1.代词:其,之,此,何

   2.关系词:者,所

   3.名词性定语标志“之”和动词谓词标志“而”

   4.介词:以,于

   5.句尾语气词:也,矣

   6.其他:无,乃,则

   近代汉语最常用的虚字:

   1.代词:这

   2.名词性定语标志:底

   3.名词词尾:子,儿

   4.动词词尾:了,着,得

   5.其他:个(量词),里(后缀词),便,只

   在他选的文献中,韩愈《原道》、苏轼《赤壁赋》和唐人小说《李娃传》《莺莺传》只用上古汉语的虚字,是文言;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碾玉观音》绝大部分是近代汉语虚字,上古汉语虚字几乎没有,是白话。在敦煌变文《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中,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的近代汉语虚字,但上古汉语的“而,之,何,无,此,乃”用得很多,这是“人为地‘文言化’”。朱熹《小学》则是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混合。

   所以,文言和白话的根本区别是词汇语法系统的差别。依据上古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是文言,依据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是白话。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分。

  

   五、什么是古白话

  

   但是,在汉语史上,在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之间,还隔着一个阶段“中古汉语”,指的是从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唐朝中期。在中古汉语阶段,书面语和口语已经有了距离,书面语是模仿先秦和西汉的文章,口语却一直在发展。那种书面语叫“文言”,那么,那时期的口语叫什么呢?有时候,人们会称之为“古白话”。这种“古白话”,不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水浒传》《西游记》之类的白话,而是指唐宋语体文之前的“白话”。

   比如,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一些汉译佛典,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其语言和当时仿古的书面语不同,有人就称之为“白话”。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1936):“(佛典)质言之,则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也。”

   又如,当时中土文献中的一些片段,和口语比较接近,也有人称之为“白话”,如刘坚《古代白话文献选读》中选收了《世说新语》的八段,以及王羲之的一些书札,和《昭明文选》中的《奏弹刘整》。

   刘坚在书中是这样说的:“《世说新语》的语言是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语言的。虽然还不是语体文章,但是用了不少口语语汇,也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文言的句法。”(1999:4)

   他所说的“语体文章”,大概就是吕叔湘所说的“语体文”。也就是说,《世说新语》还不能算白话文。那么,为什么把《世说新语》的一些选段称为“古白话”呢?大概是因为它们“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语言”。前面说过,把“反映口语”作为判定白话文的标准,这种看法我不大赞同,我认为文言和白话主要应以词汇语法体系的特点来区分。《世说新语》之类的文献在词汇语法体系方面有没有自己的特点呢?有的。刘坚说,《世说新语》“用了不少口语语汇,也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文言的句法”。确实,《世说新语》在词汇语法方面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如选段中“卿云艾艾,定是几艾”的“定是”,“姓何等”的“何等”,就是当时的口语语汇;选段中“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伧父欲食饼不?”之类的句子,就是不同于传统的文言的句法。这些语汇和句法,确实是与传统文言不同的,但都没有保留到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中。既然如此,它和作为唐宋以后的语体文的“白话”有什么共同点呢?为什么还把它称为“古白话”呢?

   我想,把反映中古汉语实际语言的文献称为“古白话”,主要理由并不是由于其语言和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相近,而是由于它们和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有继承和发展关系。比如,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对“何等—何物—是物—什么”以及“为是/为复—还是”的发展演变的关系已经作了较充分的讨论。日本汉学家志村良治说:“作为近世汉语中发达的各种倾向的先驱,近世汉语中也多少保留着一些中世的要素……(中古汉语)在音韵、词汇、语法各方面,都可以找到不少现代汉语的祖型乃至原型。”(1983/1995:4)(他说的“中世汉语”指魏晋至唐末五代,和我们通常说的“中古汉语”有一点差别)这个看法是对的。把中古汉语的反映当时实际语言的一些文献称为“古白话”,大概是着眼于它们和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或者说,它们是近代汉语发展的源头。

   根据这种关系,把《世说新语》和东汉、南北朝的汉译佛典称为“古白话”,我认为是可以的。首先,把这些文献称为“古白话”,不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古白话”这个名称,既然称“白话”,说明这些文献的语言和“文言”不同;既然有个“古”字,也说明和唐宋以后的“白话”有区别。不像《论语》,如果根据反映口语而称之为“白话”,又根据词汇语法系统而称之为“文言”,那就把人搞糊涂了。其次,把这种语言称为“古白话”,也可以显示作为“唐宋以来的语体文”的“白话”是语言演变的产物,是从中古汉语的实际语言演变而来的。只有一点要注意:称之为“古白话”,并不是说其语言面貌和唐宋以后的“白话”相同或类似。

   应该看到,“文言”和“白话”只是一种大的区分,它与汉语史的分期有关系,但不能以“文言”和“白话”的区分来代替汉语史的分期。对于中古时期的文献,重要的是从汉语史的角度来分析其词汇和语法体系,分析其中有哪些是继承了上古汉语的,哪些是中古汉语特有的,哪些是作为近代汉语的源头并到近代汉语中进一步发展演变了的;而不一定非要把某一篇文献纳入“文言”或“古白话”的范围。上面说了,像《世说新语》的一些篇章,称之为“古白话”是可以的。那么,陶渊明的一些文章也比较接近口语,是不是也可以称为“古白话”呢?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清代的吴楚材、吴调侯是选入《古文观止》的,也就是说,大概是把它归入文言文的。我认为这也未尝不可,确实,《桃花源记》词汇语法的总体面貌是大致和上古汉语相同的。但《桃花源记》也有不少中古时期的新的特点:像判断句用系词“是”,如“问今是何世”;用“其”表示第三人称的主格,如“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又如“便扶向路”,“扶”表示“沿着”,“向”表示“原来的”。这都是上古汉语没有的语法词汇现象。其实,说它是文言,或者说它是“古白话”,都不完全能合适。

   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古汉语确实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它上承上古汉语,下接近代汉语,和两者都有联系,但又都有区别。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语法体系的不同,魏培泉《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语法的重要发展》(2003)有详细讨论;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语法体系的不同,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是汉语史研究的任务。至于中古汉语时期的众多文献究竟哪些算文言,哪些算古白话,这个问题不必深究。

  

   六、文言和白话的关系

  

   上面讨论文言和白话的区别,是就总体而论。强调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差别,也是就总体而论。事实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语言发展既有阶段性,也有继承性,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有不少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另一方面,从历史文献来看,典型的文言作品和典型的白话作品都有,但文白夹杂的也不少。像吕叔湘所举的第(7)段唐张《朝野佥载》就是文白夹杂,叙述是文,对话是白。同时,文言和白话,书面语和口语也不是壁垒森严,截然分开,而是会互相影响和渗透。因为唐宋以后的人,虽然用文言写作会竭力模仿先秦两汉,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他们当时口语的影响。如《聊斋志异·聂小倩》:“背地不言人。我两个正谈道,小妖婢潜来无迹响。幸不訾着短处。”“我两个”绝非先秦两汉的表达法,是《水浒传》的用语;“谈道”“訾着”也不是先秦两汉的说法。而用白话写作,虽然依据的是当时的口语,但文言文那么强势,在白话作品中也会有不少文言的成分。就是到新文化运动之后,已经是白话的天下了,写小说都是用白话,不再用文言。但一些古文根底深厚的作家,他们写的小说里也会有不少“文”的成分。拿茅盾的小说和赵树理的小说相比,明显地可以看出,前者“文”的成分要高于后者。但这主要是语体的问题。语体的问题相当复杂,当另作专题讨论。

   前面说过,“白话比文言个性强,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面目”。白话有一个发展过程。张中行(1995)把白话分为三期,徐时仪(2015)也把白话分为三期,两书分期的起讫不完全相同。这个问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如果采取吕叔湘的看法,把白话界定为“唐宋以来的语体文”,那么,白话的发展史就是近代汉语的发展史。近代汉语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中有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的词汇语法有什么不同,前一阶段到后一阶段是怎样发展的?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而且,语言的发展演变不但要考虑时间因素,还要考虑地域因素和语体因素。不同地域的语言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地域的语言发展会互相影响;不同语体的语言状况是不一样的,彼此间也会有一定影响。这些都是在研究近代汉语发展史或白话发展史的时候应当深入考虑的。徐时仪(2015)收集了很多不同时期的白话资料,而且做了很好的分析,对清代的白话文,还注意到南北的不同。但从词汇语法系统来看,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七、文言文在今天仍然需要

  

   在历史上,文言文有很高的地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文言文一直是正规的书面语。不仅如此,直到明清时期,不少读书人在谈话时也使用文言。

   《利玛窦中国札记》:“事实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说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或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如果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蘸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或者用手指在空中划,或者甚至写在对方的手上。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级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2001:21)

   直到20世纪,在蒋光慈的小说《田野的风》里写到乡绅的谈话,仍然是半文半白的。如:“此人不除,恐怕吾乡永无安息之日矣!”“我们特为求教而来,非有别意,望敬翁万勿误会。”

   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观念,他们觉得谈话用文言更高雅、更符合自己的身份。一方面是跟他们的阅读有关。张中行说:“执笔的人,总是通文的人。通文,旧时代的,脑子里装满《庄》《骚》《史》《汉》,新时代的,脑子里装满鲁迅、巴金,自己拿起笔,自然就不知不觉,甚至心摹手追,也就《庄》《骚》《史》《汉》,或者鲁迅、巴金。”(1995:167)不但写文章如此,说话也如此,满脑子都是文言文,说话也就接近于文言了。

经过新文化运动,白话取代了文言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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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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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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