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极限发展——从长时段历史看中国社会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6 次 更新时间:2019-11-21 21: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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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但是,尽管遭受了剧痛,同世界经济的更强劲联系也给中国沿海带来新的机遇。来自东南亚的水稻、来自满洲和太平洋西北部的木材和其他原材料替代了中国内陆枯竭的资源;布匹、烟草和其他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的新的市场发展起来(主要是在东南亚)。东南亚为移民开辟了新的出路,主要是广东和福建受益。另一处边远地区满洲开放了(主要是河北和山东的沿海地区受益),由于清朝在这一地区受到俄罗斯和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决定鼓励汉人在满洲定居是避免完全失去该地区的唯一选择。新的技术和较便宜的交通有利于贸易流动、人口迁移和移民向家中汇款。尽管政府很大程度上不能够像日本那样提供那种现代化的服务(例如,大众教育),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集中促进和保护了沿海地区的发展,同时日益让内陆地区自己照料自己。政府在黄河和大运河上面的花费——无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1850年到1911年间从总开支中的20%下降到3%。按照黄金价值计算,即使在1937年,此项费用也不到1850年费用的三分之一,尽管总的政府开支增长了将近900%(也是按照黄金价值计算的)。长江下游地区的GDP和一个小样本中的男性的身高所显示出来的增长速度几乎和20世纪早期的日本一样快。其他一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相对较好——尽管,或许除了满洲可能没有长江下游地区那样好。无论这些沿海地区是受西方、中国还是日本统治,情况都是如此。但是在内陆,就像我们将很快看到的,发展差很多。

  

   尽管上海现代化的部门在萌芽发展,但是长江下游和中国东部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却是乡村工业。丝绸出口发展迅猛,刺绣、草垫、藤椅等等也开拓了海外市场。当然,生产大部分仍然是小规模的、灵活的、资源节约型的,开发的是低成本的(但是常常是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和瞄准机会的市场(nichemarket),通常是海外华人的市场。甚至一些比较现代的产品,比如火柴,也是在乡村完成生产的。中国最发达地区中的这些发展,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对日本某些更早和更强大的趋势的轻微模仿。

  

   这不仅是一个局部情况的反映,同时也是全球情况的反应;后者在凯恩和霍普金斯关于“绅士资本主义”与大英帝国主义的讨论中得到了较好的总结。金融家对英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决定作用远超过了工业资本家,所以只要大阪和上海集中发展轻工业和使用西方的商业服务,那么它们就会面对相对开放的市场。与此同时,西方人主导着具有战略性的和高附加值的重工业,维持着对世界上资源丰富而人口稀疏地区的不均衡的控制。这种劳动分工并没有使帝国主义对东亚地区仁慈,即使“打开”东亚地区的最初的暴行已经结束,但是鸦片、战争赔款等等给其带来了持续的损失,同时,当日本为了在战略性的重工业领域展开竞争而寻求资源时,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接踵而至。但是,比起那些沦为完全边缘化的初级产品出口国来,大部分的东亚沿海地区在世界体系范围内发展得更好。

  

   然而,当中国内地日益被隔绝开来时,它的发展就进一步落后于沿海地区。灾难也急剧增加,非沿海地区的许多福利指标停滞或下降。关于身高的研究显示,长江下游地区有稳定增加,但中国其他地区并没有增加;一些有限的但却是重要的数据显示,特别是西部和北部一些地区的实际收入也停滞不前或者下降。然而,最糟糕的并且最明显的趋势并不是生活标准上微妙的和逐渐的变化(无论是好的变化还是坏的变化),而是灾难性事件爆发的频率和规模大幅增加。由于脆弱的环境因素以及政府专注于沿海地区的防务和现代化,因此灾难在沿海以外地区成倍增加。前面已经引证的黄河方面开支下降的数字在比以前多得多的黄河洪灾中得到了证明;这种现象同样真实地发生在北方的一些江河流域。旱情也更加频繁发生——人口的增长降低了华北地区的地下水位,而有些地方在盛清时期所能得到的打井补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了——政府救济也变得更加偶然。根据拼凑起来的关于这一个世纪的饥荒的零散数据,夏明方得出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结论: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在1644—1795年间是120万人,而在1796—1911年间是1730万。清王朝最后40年里的因灾死亡人数超过了这一总数的60%,因为1876—1879年间仅仅是大饥荒就可能夺去了至少1000万人的生命。在别处,夏明方关于因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的计算稍稍不同,死亡人数在1840—1911年间超过了1700万人,这一数字中的90%多是在1875年后的灾害中产生的。在清朝灭亡以后,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进一步加速增加,在民国时期估计达到2100万人,其中的80%是在黄河流域。

  

   因而毫不奇怪,毛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让人回忆起了某些盛清时期的方式,尽管它是革命的。所有的农民得到保证都能按照允许他们进行生育的速度(大致是基于平均的劳动生产水平的速度)进行劳动。努力实现乡村的工业化,而目的不是迅速的城市化。(然而,这些努力是零星的,而且有时是反生产性的;大多数成功来自地方而不是中央的积极性。)事实上,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1960年后就停止了。资金再次从比较富裕的地区流向比较贫穷的地区,并且除了大跃进时期的灾难性例外,重点放在了贫困人口和贫穷地区的基本保障上。一些毛主义所取得的最大成功——黄河和淮河流域的治理是一部分,以及华北地区灌溉设施的大量增加——效仿了清朝时期的创举,虽然使用了新的技术。尽管人均收入的增长要低于1978年以后的水平,但平均寿命在1950—1976年间增加了一倍,并且识字率迅猛提高。同时,纳妾以及虐婴现象的消失——加上允许多子女家庭凭借其子女长大成人后可以挣得的多余工分进行借贷的计划——解决了“光棍”问题,这使得每个男性都可以结婚和生育。通过这些和其他方式,经济激进主义经常和社会文化目标联系在一起,这也原本是清朝应该受到盛赞的地方。

  

   从1978年以来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也有其延续性。虽然上海和深圳熠熠生辉,但繁荣的中心是乡村的工业化,它带来了1.3亿个新的就业岗位,将健康的、遵守纪律的、技术相对熟练的工人实现了资本化。尽管出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和最近的城市化,中国今天仍然保留着比1840年的英国还多的农村地区,而且直到最近农村地区的人口仍维持着绝对数量的增长。超过三分之二的农村收入现在都来源于非农业生产,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台湾地区;与之相比,韩国的这个数字是20%。“离土不离乡”仍然是政府的口号;许多农村地区家庭还是将务农和其他的收入来源结合起来。地方的工业利润经常通过被征税来为农业提供资金或者为农民提供补充收入。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它的城市化速度,这一模式会给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巨大储蓄,也吸收了农闲时期的本来会被浪费掉的廉价农村劳动力。(相应地,它还在不造成农忙时侯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使得工业化的进程得以进行。)这些劳动力的一部分也被调动起来发展当地工业和基础设施。尽管这个过程包含着诸多尽人皆知的失败——特别是大跃进时期——但它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强调农村的工业化而放缓城市化也从诸多方面促进了社会稳定。这些工人不必像其他国家的工人那样在寻找好的工作与同亲人在一起之间作出激烈的选择;在当地工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乡镇政府和干部既获得了利益,又获得了被任命某个职位的可能性,这使他们从毛主义最盛行的时候所经历过的那种直接的强制性控制中脱身出来的过程变得轻松。

  

   地区发展趋势也暗示着所采用的这种旧的发展模式可能产生新的极端情况。乡村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现在向北延伸到天津):不久前,某三个省的乡村工业附加值之和已经占到全国乡村工业附加值总和的一半以上。这些沿海地区更多地是面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而不是中国其他地区;对外贸易在日本(常常被引用作为贸易拉动型增长的例子)很少超过GDP的20%,在中国的最富裕省份却超过了GDP的80%。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中国的沿海地区也进口了大量的石油、金属、原棉、木材等,就像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那样。(还有,像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沿海地区也能够在制造每美元的产出时比内陆省份使用少得多的资源。)

  

   但是中国——其人口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口总和的6倍——进口的人均初级产品不可能像这些国家和地区那样那么多。从内部来讲,农业收入远远低于其他收入,以至于得到保障的获得土地的机会不再足以将人们留在缺少工业工作岗位的农村地区,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情况大多如此。于是,跟过去的情况相比,现在的中国沿海地区已经成为最大的移民接收站:既有暂时的也有永久的;既有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也有从农村到农村的移民。从农村到城市的净移民现在每年超过1400万,而且还在高速增长中。中国没有形成那些像马尼拉、墨西哥城和其他“第三世界”城市的环城市巨大贫民窟,并且,政府通常在保证新兴城市居民使用水电方面做得很好,从而避免了那种许多“第三世界”政府所遭遇过的、和只有通过非法手段才能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贫民窟居民之间爆发的长期冲突。但是维持这些成就将越来越困难。

  

   进行一种不同的比较的话,中国近期和预期的城市化速度大约落后日本50年的时间——在这两个国家,乡村工业发挥作用的时间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长(并且在工业化进程中其农村人口持续增长的时期也更长)。但是,当日本开始迅速的城市化时——中国目前看起来开始进入这一阶段——它的失业率只有2%,因此即使城市在扩大,所有的移民还是能找到工作。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大概有12%,还有巨大的农村人口就业不足。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采取的积极的计划生育政策旨在阻止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但重新导致了性别比例的失衡——这样,每个成年男人不管有多穷都可以成为一家之长并生育后代的革命承诺也不能兑现了。

  

   应对那些正在迫近的危机的一个举措就是“西部大开发”这一创举:这是一个旨在启动中国西部发展的庞大的政府运动,重点是开矿、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为中国东部地区生产初级产品的资本密集型项目。汉人迁移到遥远的西部(这长期受到限制以避免激发少数民族的不满)现在是受到鼓励的,尽管当地居民反对,以前被隔绝的地区现在正在开放。如果有人能绘制出中国大兴水电建设的地图,那么这种变化将是十分明显的。长江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前,其水流的落差已经下降了90%,而黄河的落差在流向最大弯曲前则下降了80%。所以中国大部分的水力潜能分布在西部,单单根据工程学指标来看,大部分的水电工程应该在那里建设。

  

   一张关于1986年之前建成的电站的地图清楚地显示了其他指标在起作用:这些电站建设的地点可以为劳动密集型的建筑行业提供劳动力,另一个指标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动荡的担心。但是,自1987年以来计划的工程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就像直接的工程学指标所规定的那样。

  

   因此, “西部大开发”似乎标志着面向中亚少数民族的长期存在的、慢慢渗透的温情主义的最后的终结。它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风险:高原地区被快速侵蚀,大量的水资源被导流等等。到1989年为止, 1949年以来在西藏建成的40%的水坝已经被淤泥填塞,许多西部新修的水坝预计使用时间不超过20年。

  

从部分意义上讲,这些是通过增强相互依存关系、减少经济(并且也可能是民族)差异来整合国家的努力。无论这是否有效,它冒着可能突出或加重其他方面的差异的危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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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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