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西方政治思潮的底色就是意识形态,我们却不敢正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5 次 更新时间:2019-11-20 2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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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第一步,国内需要催生的政治思想。英国政治革命完成之后,新兴阶级得到迅猛发展,于是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以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远程贸易的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必然演变为自由帝国主义。同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大步到来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西方阵营内部需要论证自己为什么也是民主国家,从而产生了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可见,无论是最初的自由主义还是后来的自由主义民主,最初都是一种辩护性理论体系。

  

   第二步,中心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政治传播。产生了辩护性理论的国家往往是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国家,在实现自身全球性利益的同时也在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是国内经济再生产需要所产生的文化产品的国际化。传播过程不单单是中心国家的任务,中心国家所组建的国际组织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社会科学、文学、电影等各种渠道传播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并以“自由之家”“政体VI”等各种评价指数体系加以推广。

  

   第三步,成为国际性政治思潮。中心国家往往是那个时代最发达的国家,后来者或者学习者也容易向中心国家看齐。这样,中心国家刻意推广自己的思想产品与后来者学习中心国家的互动过程,最终使得中心国家的思想产品成为一种国际性政治思潮。比如,第三波民主化之所以发生并如此广泛,不同于过去制度变迁中国内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外来性因素即国际性政治思潮的影响非常重要,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就是如何实现自由主义民主的路线图。因此,冷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第四步,诱发国内秩序的变迁,改变世界秩序,塑造新的国际关系。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秩序变迁,促使变迁国家或转型国家按照观念去站队,从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冷战后,原属USSR阵营的中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或北约,使得俄罗斯形单影只。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撕裂了英国和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而形成了“两极”的世界秩序,但美国赢得“没有硝烟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又逢合、巩固了19世纪式世界体系,即西方完全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改变世界秩序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国际关系。在新世界秩序中,很多国家间关系重新排列组合,要么从友好到敌对,要么从敌对到友好。这在过去三百年的世界政治中是常态。改变了USSR的美国试图如法炮制,通过改变中国经济形态而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因此奉行所谓的“接触”(即在接触中改变)政策。但是,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通过改变自身而改变了世界,19世纪式世界秩序只是昙花一现。美国为此全面重新评估中美关系,2016年后对华强硬,形成一边倒的声音。

  

   总结起来,中心国家政治发展所催生的政治思想或者话语体系,往往会被中心国家当作事实性国家利益对外推广,为此甚至组织专门的国际机制去传播其思想,从而使得一种地方性知识—思想成为全球性思潮。全球性思潮势必会改变很多落后国家或者对手的精英阶层,使得精英阶层改变对本国政体的忠诚,制度突变势必发生。国内秩序的变迁改变着一个国家的属性,习惯于按照意识形态排队的世界政治,必然或者很可能因此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同时国家间关系也会得到重大改变或者某种程度的调整。

  

   这一组政治思潮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演绎逻辑是规范性分析,世界政治变迁的过程更为复杂,当然不排除或否认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核心变量对于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只是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已经太熟悉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作用与相关理论,而世界政治变迁中或国际关系史中政治思潮变量如此重要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因此,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新型分析路径提出来,势必会丰富对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想象,加深对全球事务的理解。

  

   作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种范式,政治思潮与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有关系,但又存在重大差异。亨廷顿的“文明”无疑具有高度的质性特征,强调其稳定性乃至恒常性,从而难以回答为什么同样的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关系。比如A文明与B文明之间、B文明与C文明之间,过去的友善型可能演变为不那么友好型,这并不是“文明范式”本身所能回答的。之所以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经济利益驱动的政治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刺激了文明关系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文明范式”是解释国际关系或者世界政治的最为深层的历史结构,相对而言,政治思潮则是一种中观结构。政治思潮的流动性决定了其可观察性,或者说是一种可以看得见的解释变量,比“文明范式”在解释上更具可控性。

  

   按照这套规范性演绎逻辑,正在成为中心国家的中国,因其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很难用既有的思想或者话语体系来论述中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论述。中国如何建构并传播自己的论述,是时下正在经历的历史性事件;诞生于中国的学说乃至政治思想能否成为全球性思潮,更是值得期许、值得观察的大事件。当然,中国也不必然重走过去三百年的老路,世界政治的变迁也未必一定要像过去三百年那样具有思想强制性,即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强加于人。因此,不但中国影响世界政治的方式是开放的问题,世界政治的形态也将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如果中国步入中心国家的舞台,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对外关系方式将会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帝国式强权。如果中国全面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熟悉的世界政治形态和变迁方式将会成为历史。作为中心国家的中国也不容许人类重蹈不平等、霸权、欺凌的覆辙,国家之间将有更多的共商、共建、共享。这其实就是民本主义的世界观、“天下观”的再现。这意味着,源自中国的政治思想将是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重要力量,世界将因此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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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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