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伊 沈丁立:从集体安全、联盟安全到自助安全

——论印度的拥核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19-11-20 07: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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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伊   沈丁立  
在核问题上,早在1985年7月,印度人民党就公开发表决议,坚决要求印度发展核弹。只不过在印度人民党看来,此时印度在安全上的竞争对手已然由中国变成了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巴基斯坦:鉴于巴基斯坦的核弹威胁切实存在,必须立刻给予回击,因此印度人民党要求印度政府立刻采取行动发展自己的核弹。(73)印度人民党的核主张在其领袖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上台执政后旋即上升为国家意志。1998年5月,在瓦杰帕伊出任总理后仅两个月,印度打破了连续二十余年无核试验的记录,公然迅速实施了五次核试验,并随即宣布印度为有核国家。自此,印度走上了公开发展核威慑的道路。

   回顾印度自行发展核武器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印度走向自助安全方式的时间点同印度认为安全环境恶化以及寻求外部安全保障无果等事件基本吻合。印度反对核武器立场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是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对其造成了“安全威胁”,而其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则发生在印度寻求联合国以及美苏等核大国安全保障收效甚微之后。由此可见,寻求集体安全与准联盟安全方式难以奏效是推动印度决定诉诸自助安全方式即自行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成功进行了核武器研发并采取核威慑战略后,印度自此再未卷入大规模局部冲突或战争之中,其通过自助方式寻求国家安全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结论与启示

  

   印度的案例再一次表明,国家核行为的根本动机是国家安全,而国家寻求安全的方式则具有多样化。无论是印度争取联合国框架下的安全保障,寻求美国或苏联提供核保护伞,还是最终决定自行发展核武器和核威慑力量,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应对所谓的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胁”。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以及1964年中国核试验,再加上印度与巴基斯坦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这些因素改变了印度的周边安全环境,成为印度寻求安全保障以及发展核武器的动力。国家寻求安全的方式具有多样化。具体到印度的案例上来看,印度认知中的安全威胁的出现,并没有导致印度直接诉诸发展核武器的自助安全方式。从1962年中印冲突、1964年中国进行核试验,再到1974年印度实施“和平核爆”,印度拥核之所以在时间上较之于所谓的“安全威胁”出现延迟十余年之久,其中的原因除了研制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尚待发展成熟之外,还因为印度在此期间努力尝试了集体安全以及准同盟等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途径,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漠视印度的安全诉求,苏联提供的安全合作难以满足印度需求,而联合国框架下的安全保障又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最终转向了自助安全方式。

   对于印度拥核历史的考察对当下也有诸多启示意义。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动机在于国家安全,而寻求安全则不仅只有国际无政府体系之下采取自助方式维护安全这一种途径,集体安全体系与联盟体系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等方式都是帮助国家增进安全的重要途径。首先,印度诉诸联合国框架下的集体安全体系无果而终的案例并不足以表明集体安全方式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一概无效。相反,以联合国为代表的集体安全体系在解决地区冲突、维护和平与稳定以及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等领域仍然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集体安全方式在此案例中只是暂时无效而已,并不表明集体安全方式应当被摒弃不用。

   联盟安全方式在印度这里成效甚微也不代表联盟安全方式的失效。事实上,通过加强联盟来增进安全,从而促使当事国放弃自行发展核武器意图的案例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也存在。20世纪70年代末韩国在美国卡特政府取消撤出驻韩部队计划后也停止了核武器研发,其后还提出在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区的政治倡议。这表明,联盟安全方式仍未退出增进国家安全的历史舞台。

   印度案例似乎表明自助安全仍然是国家保障安全的最为现实的方式。在寻求集体安全和准联盟安全的努力之后,印度还是转向了自助安全这一传统安全方式,即主要依靠自身发展核力量参与国家间的权力角逐,并最终取得了成效。然而,国际政治实践表明,单凭一国资源与能力在一些情况下难以独立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而与他国之间达成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对于增进国家安全是有所帮助的。印度虽然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主要采取了自助安全方式,但完全依靠自助却并不是印度维护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印度近年来同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频繁进行的军事合作,以及近年同中国开展的双边安全对话等举动都扩展了自助安全方式的内涵与外延。

   当前,防止核扩散仍然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考验。通过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或联盟关系并提供正式的、合法化的和可信的安全保障或许是防止核扩散的积极应对之策,然而可靠的安全保障的建立并非易事,需要各参与方能够理解并高度重视彼此的利益关切,这样才能有助于各参与方在防止核扩散和提供安全保障上达成共识并促成合作,从而实现既能够满足当事国的安全需求又能够防控核扩散所带来的地区安全威胁的目标。

   注释:

   ①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Los Angeles & 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70-71.

   ②“State Department Cable,Possible Indian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March 29,1966,” in “India and Pakistan-On the Nuclear Threshold,”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6,Doc.8,p.1.

   ③该结论由潘可为(George Perkovich)根据对前印度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霍米·塞特纳(Homi Sethna)的访谈以及其他证据佐证得出,并为诸多研究者采纳。

   ④[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22页。

   ⑤关于此观点,可参见Bradley A.Thayer,“The Caus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the Utility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Security Studies,Vol.4,No.3,Spring 1995,pp.463-519; Scott D.Sagan,“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Winter 1996-1997,pp.57-59; Avery Goldstein,“Robust and Affordable Security:Some Lessons from the Second-Ranking Power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15,No.4,December 1992,pp.475-527.

   ⑥Jacques E.C.Hymans,The Psychology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Identity,Emotion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74.

   ⑦P.R.Lavoy,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Bomb? India and Nuclear Weapons,1947-197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p.115.

   ⑧Robert Keohane,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172.

   ⑨[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2~97页。

   ⑩[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1页。

   (11)[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第118~122页。

   (12)Steven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12.

   (13)[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第219页。

   (14)Kenneth W.Thompson,“Collective Security Re-examine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7,No.3,September 1953,pp.754-757.

   (15)Thomas R.Cusack and Richard J.Stoll,“Collective Security and State Survival in the Interstate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8,No.1,March 1994,p.36.

   (16)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389页。

   (17)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p.172.

   (18)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Monteiro,Nuclear Politics:The Strategic Causes of Prolifer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242.

   (19)“State Department Telegram for Governor Harriman from the Secretary,February 27,1965,” in “India and Pakistan-On the Nuclear Threshold,”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6,Doc.7,p.4.

(20)“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U.S.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Paper,November 9,1964,pp.2-3.转引自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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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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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南亚研究》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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