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中国农村改革是如何率先突破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41:27

进入专题: 包产到户     政策突破     市场能量  

萧冬连  
而占生产队25%左右的先进社队,则适用“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39)多数地方领导者都在做着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解释少数地区包产到户的合法性,以稳定人心;另一方面是努力将包产到户限定在这20%左右的“贫困地区”,稳住占70%以上的一般地区。

   1981年,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都有发展,但发展最快的是包产到户。一是突破了原来只在边远山区和长期贫困落后地区实行的设想,几乎不可阻挡地向更大范围发展。二是包产到户本身大部分又发展成为包干到户,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农民也没有接受中央推荐的专业承包责任制,普遍采取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为了进一步解决不同地区农村的生产责任制问题,1981年1月1日至8日,赵紫阳到鄂、豫、皖三省的宜昌、荆州(重灾区)、南阳、开封和菏泽五个专区考察农村情况,杜润生等随行。一路听到的都是好消息,农村情况比城市好,原来困难落后的地区尤其好。农民普遍要求,允许再搞三年包产到户,赵紫阳当即表示可以答应。赵紫阳虽然没有改变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的看法,但内心感到对这个问题要重新加以认识。回到北京后,赵紫阳对国务院干部们说,群众的呼声要好好听一听。(40)赵紫阳把这次所见所闻告诉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并以杜润生的名义写了一份《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的报告。农民为什么要求包产到户?杜润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解释说,除了能增产吃饱肚子外,包产到户对农民的吸引力还有两条:一是可以自己做主了,二是自由了。农民说:“过去愁着没饭吃,现在愁着粮食没处放,再不用出门要饭了。”“联产联住心,一年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他们说:“二十多年了,可熬到自己能当家了”。现在是“既有自由,又能使上劲”。“戏没少看,集没少赶,亲戚没少串,活没少干,粮没少收。”198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杜润生的报告转发全国。中央领导人的考虑是:既要对各地实践有所指导和规范,又要保持政策有较多弹性。中央办公厅的批语,也只是要求各地“作为处理当前出现的一些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41)

   赵紫阳总结沿途所见所闻,提出了全国三类不同地区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形式:好的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中间状态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困难落后地区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然而在实践中,这种“切三刀”的办法也没有阻挡住包产到户向中心地区发展。只要不是硬性“纠偏”,与农民“顶牛”,农民的选择总是一步到位: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山西是一个起步较晚却发展迅速的省份。1981年初,山西省委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到农村做调查,了解民情民意。全省组织了1万多名干部下乡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和典型材料3000多份,省委常委平均下乡58天。在机关争论不休的问题,下乡调查后很快达成了共识。(42)7月7日,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肯定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增产效果显著。会后,山西境内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就像打开了闸门,一发而不可收。时任山西省副省长霍泛回忆说,当时的形势“如水之就下,来势之猛,如狂风骤雨,势不可挡”。速度之快,完全没有遵守省委“分批展开,稳步前进”的方针。到1981年底,包干到户已占到全省12.6万个核算单位的69%。“农民的积极性一触即发,全省沸腾,成为一次真实的发自群众内心的自觉的运动。”(43)

   1981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包产到户的队已占32%(44),到1981年底已占50%左右(45)。面对迅猛发展的形势,赵紫阳作了一个原则性指示:“让群众自愿选择,领导上不要硬堵了。”(46)这基本上等于放手。5月,杜润生受中央委托专程到河北省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保定等地考察,态度更加明朗了。5月22日,他在省直机关讲话,告诫大家“不要和群众顶牛”,“有利有害都由他们自己承担,我们无权强制,当然也不能放弃领导”(47)。6月29日,杜润生对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说:“包产到户的发展是一个信号,代表生产力而行动的农民,已经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愿望。这是不可违背的社会潮流。”(48)当时,国家农委的领导层不支持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为转变观念,万里推动农口各部门领导到农村调查,这次下农村调查的有国家农委、农业部、农垦部等农口各部门领导140多人,组成了17个调查组,分赴15个省区,调查了不同类型的地区,各调查组共写出上百篇调查报告,说他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与在北京想的不一样。据说过去反对最坚决的也改变了看法。万里授意把汇报会情况写成内参发到县级,并在8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实践使他们提高了认识》为题公开发表,对全国是一次有力的推动。(49)

   胡耀邦、万里等都主张制定新的文件,进一步放宽政策限制。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新任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改革热情极高,称农村改革是“一马当先,方兴未艾”(50)。7月31日,胡耀邦在批给万里的一份《国内动态清样》上提出:“今年九、十月要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此前,万里也提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已被群众实践突破,要考虑制订新的文件。”8月4日,胡耀邦找杜润生谈话,布置文件起草工作,提出文件要写继续放宽政策问题。9月上旬,国家农委召开座谈会,讨论文件的起草问题,安徽、浙江、黑龙江、贵州等省农口负责人和滁县、嘉兴等地区主要负责人参加。10月4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由国家农委主持起草的农村工作新文件。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杜润生向胡耀邦建议,将文件安排在新年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第一号文件,以引起全党、全国重视。胡耀邦当即表示赞成。(51)

   与“75号文件”相比,“一号文件”进一步放宽了政策。文件高度评价农村正在出现的大变动,说这是“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是一场牵动亿万群众的深刻而复杂的变革”。“一号文件”肯定了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提出了两个“长期不变”的方针:中国农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长期不变。双包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明确和两个“长期不变”方针的提出,基本结束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双包到户姓“社”姓“资”的争论。至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几乎完全放开了,到1982年夏季,双包到户已在全国74%的生产队推行。(52)

   双包到户的最后发展阶段是向全国20%左右的富裕地区发展。从不能包产到户到少数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再到承认广大中间地区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这是实践推动观念和政策变化的三个阶段。最后的疑虑是,在那些机械化程度较高,农民生活较富裕的地区能不能实行双包到户?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取消了这最后限制,指出联产承包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要求林业、牧业、渔业、开发荒山荒水以及其他多种经营方面,都要抓紧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大包干不要再堵》。在中央精神的鼓舞下,1983年包干到户形式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一是在分工分业较细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普遍建立,他们的主要形式是联产到劳或联产到机组。最具有阶段性标志意义的是,等待了四年之久的黑龙江省,终于在1983年春在全省全面推开,85%的生产队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二是双包到户责任制从农田扩展到林牧副渔业,从农业扩展到工业、商业、服务业等领域。三是双包制发展到国营农场,产生了大批家庭农场。1983年底,全国农村双包到户的比重已占到生产队总数97%以上(53)。一场覆盖全国农村的大变动即告完成,包干到户取代其他各种形式,成为中国农村主要的经营模式。当然也有例外。据调查,坚持不分田到户,利用原有集体在土地、人力以及政治资源上的优势兴办乡镇企业而富裕起来的,全国仍有几千家,有名的如河南南街村、北京窦店村、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等,中央政策也不是强求一致。

   包产到户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政社分开的行政改革提上日程。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有人提出“政社合一”利少弊多,需要改变。此后党内对“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否定意见日益强烈,指出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容易发生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产生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共产风”,集体经济所有权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保护。1979年8月以后,在部分地区设了改革“政社合一”“三级所有”体制的试点。试点地区先后有:四川省广汉、邛崃、新都等县,吉林省榆树、怀德、农安县,甘肃省古浪县、文县石坊公社,河北省来城县都马公社,浙江省黄岩县店头公社,广东省开平县金鸡公社,辽宁省铁岭县熊官公社,安徽省凤阳县考城公社等。1982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设立乡、镇一级人民政府。1983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把实行政社分设作为一项重大改革步骤提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农村政社分设的工作,争取在1984年底以前大体完成。到1983年底,全国已有1188个县的14636个公社实行了政社分设,占原公社总数的27%。1985年6月,全国各地全部完成了政社分设的工作。建乡前全国共有5.6万多个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后,建立了9.2万多个乡、镇人民政府。实行了26年的人民公社体制模式被终结了。

   杜润生说:“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54)农村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气候下农民的自我选择。然而单有农民的选择,没有一批领导干部的同情、默许、支持和政策的跟进,农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突破。从中央文件看,从“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允许少数地区包产到户(1980年9月中央75号文件),再到承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改革政策步步深入。在农村改革中争论不断,反对的声音很多,但支持者也不在少数,包括中央和地方许多干部。农村改革对增产的显著效果为自己开辟着道路,既给农民带来好处,又丰富了城市居民的餐桌,同时满足了政府足额收购的要求。相对于城市工业,农业是计划控制较为薄弱的部门。因此,从意识形态上提出的反对意见不足以阻止改革的进程。

  

   四、农村经济超常增长的诸因素

  

农村改革赢得广泛认同,主要原因还在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出现了超出预期的增长。1979年至1984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98%,其中种植业每年平均递增6.61%,超过新中国成立后30余年间任何一个时期。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25%,其中种植业每年平均增长2.59%。60年代带有恢复性质,农业的年增长率也只达到5.6%,种植业年增长率只有4.86%,远低于这6年。(55)粮食产量持续快速增长尤其令人鼓舞,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0477万吨,1984年增长到40731万吨,平均每年增长1709万吨,单产提高40%。人均占有粮食也打破了20多年的徘徊局面,从637斤增加到近800斤。这次粮食总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并不是沿袭过去“以粮为纲”,扩展耕地和挤占其他农作物的播种面积的办法实现的,相反,是在粮食种植面积大量减少的情况下获得的。1979年至1984年,粮食种植面积由18亿余亩减少到16.9亿亩,减少了1.15亿亩,平均每年减少近2000万亩。粮食亩产由337斤提高到481斤,平均每年增长24斤。这就支持了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棉花、油料及其他经济作物都大幅度增长。棉花总产量从1978年的216.7万吨增加到625.8万吨,6年间增长近2倍,每年增加1300万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包产到户     政策突破     市场能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农业与资源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026.html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