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 王丹莉:科技进步的举国体制及其转型:新中国工业史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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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进入专栏)   王丹莉  
极大地促进了日韩的技术进步。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日韩的垄断财团都可以在国家的特殊庇护和支持下低成本地获得大量银行信贷支持②,从而维持了自己长期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使这些大财团在极高的负债率和极低的利润率并存的时期仍然可以存活下去。但是对于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且基本处于技术领先型的国家而言,技术进步的路线与日韩模式迥然不同,这些国家更强调在市场的优胜劣汰中实现要素的有效配置与流动,从而促进产业的集聚和技术的创新。在日韩工业化和技术进步达到一定阶段后,国家主导型的技术进步路线也在发生转变,日本大藏省的产业政策体制和韩国支持大企业的举国体制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更加强调市场竞争的作用,更加注重政府的间接协调作用而不是直接动员资源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变化,也反映了工业化水平和工业化阶段的变化对一个国家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影响。一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和技术发展阶段,来确定自己的技术进步战略与路径。

   观察世界典型国家的技术进步模式,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技术进步模式,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值得借鉴,这些特点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他们一般都通过较为系统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创造一个可持续的激励机制与保护机制,这些法律和制度建设是“市场共生型”或“市场兼容型”的,是在尊重市场和适应市场的基础上推动技术的进步,而不是排斥或者取代市场的作用。这些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和机制包括:

   第一,为激励技术创新,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鼓励技术交易,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交易体系。我们现在提倡共享经济,但共享经济的前提是保障每一个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产权,并使知识创新更加易于交易和传播。粗劣的复制品的流行则不利于知识的创新,简单而粗劣的复制与抄袭对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具有毁灭性。我国正在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知识产权交易制度,但在实际的制度实践和法律实行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真空地带,执法的力度有待加强。知识产权交易的体制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目前专利拥有量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但这些巨量的专利能否实现其市场价值,专利发明人能否获得应有的市场回报,有赖于有效实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交易制度。当然,建立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和交易制度,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知识更快、更有效率地被公众共享,使知识创造更好地有利于全社会。因此,在建立了规范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的制度之后,还要致力于建立知识的有效共享与有效传播的体制,增强知识创新的外溢效应。

   第二,为企业和个人实现技术创新提供创新性的金融制度与金融手段。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为高科技项目和各种创新型项目提供资本支持;要发展各种私募投资,为长期的高科技项目提供稳定的长期金融支持;要鼓励和支持高科技公司上市,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高科技公司的发展;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为成长型的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服务。美欧等科技创新较为活跃的国家,其资本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都较为发达,为创新型的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融资便利。科技创新背后往往是强大的金融创新,当年爱迪生假如没有资本市场和摩根金融集团的支持,其很多发明可能只能束之高阁。这就涉及整个资本市场(投资市场)文化的深刻转型。我们的资本市场要从一个投机市场真正变成一个崇尚创新的市场,我们的银行要从简单依赖于房地产等产业“抓快钱”,转变为真正的知识创新活动的发现者和支持者,从而促使整个金融体系的文化实现根本的转变。如果金融体系盛行着投机的机会主义、“抓快钱”的功利主义与短视主义的文化,那么我们的金融体系将永远不能成为“企业家的企业家”(熊彼特语),因为金融体系已经丧失了发现优秀企业家和优秀企业的功能,因而丧失了发现创新、激励创新、支持创新的功能。

   第三,为国家科技创新而制定完备的国家战略,对国家支持科技创新进行顶层设计,并采取有效灵活的财政手段支持科学研究和企业科技创新。通过比较全世界的科技创新体系及其制度安排,我们就会发现,凡是在今天的科技创新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其政府必然在国家科技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深刻介入了科技创新之中。制定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是核心的一步。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科技创新方面成绩比较大的国家,都在不同历史阶段适时制定了符合本国发展趋势的科技创新战略。以美国为例,在不同时期美国国会通过并实施了《专利法》《拜杜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技术转移商业化法》《美国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推行加速折旧、研发经费增长额税收抵免等多种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法律不仅具有强制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在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企业与政府以及大学的合作、推动基础研究与人才培育方面,起到顶层制度安排的作用。可以看出,美国在支持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是“法治导向型”的,即运用相关的法律体系确定政府、创新企业、大学等科研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各自的角色法制化,这与日本在科技创新中的“产业项目导向型”有所不同。法治导向型的科技创新体制,其优势在于不破坏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而是充分尊重市场和发挥市场的作用。

   在美国联邦政府中,很多部门都对科技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不同的部门从各自的职能出发,运用自己掌握的大量财政资金,有针对性的支持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如国防部、能源部、卫生部、宇航局、商务部、农业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等都是重要的科技管理机构,都对科技创新领域的研发投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些政府机构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的,要符合整个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而不是各行其是,盲动乱来,更不是根据长官的意志随意分配财政资金。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主要管理职能是调查和掌握全国科技资源状况,包括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登记备案,对国内科技资源有关数据进行统计、解释和分析,调查统计全国大学和科研机构获得的联邦科技经费总额等。此外,还有国家科学院等私人非营利机构,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建议。美国对具有较高创新动力的成长型创新企业尤其重视,财政的支持往往倾向于那些创新企业的高风险项目,力度很大。美国早在1982年和1992年就分别建立了小企业创新计划(SBIR)和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TTR)。小企业创新计划有11个研发经费超过1亿美元的联邦政府机构参与,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小企业创新研究。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则致力于支持小企业和大学以及其他研究机构之间的项目合作,合作成果由双方共享。这个计划规定,研发经费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机构,每年要划出一定比例的研发经费,专门支持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以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的交易效率和新知识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共享。美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很大,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但研发经费的投入并不是简单的找个好项目进行支持,而是利用财政杠杆创造一种机制,促进不同主体的技术创新,并激励不同主体之间的技术交易。美国政府还通过政府采购支持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并规定大企业承担的政府采购合同份额的20%转包给小企业,这就从产业链的角度建立了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易体系。应当说,这些法律规定和财政机制设计都是很巧妙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第四,世界各国无不视人力资本培育为科技创新之本。一个制造业大国、一个创新大国、一个在科学技术上引领全球的国家,一定是一个人才大国,一定是一个教育大国,也一定是一个最吸引人才的大国。美国不就是通过吸引全世界的精英,才奠定了其教育大国和科技大国的地位吗?所以,科技创新的基础是人才,人才的基础是教育。要成为科技创新大国,必须办最好的教育,办最好的大学,要创建一个最能包容各类人才、最能成就各种人才的宽松的制度环境,让最好的大学在自己的国家茁壮成长。政府要给予大学最大的发展空间、创新空间和学术争鸣空间,没有学术研究的宽松自由环境,何谈学术创新和科学进步?要打破阻碍人才引进的一切藩篱,在户籍制度、科研管理、大学职称评定、科技成果发表、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项目支持方面,对科研人员采取最宽松的政策,吸引各类人才在中国创新创业,让他们自由舒畅地发挥他们的才智。我们在很多方面捆住了科研工作者和学者们的手脚,让一些繁文缛节和不合理的规定占用了科研工作者的宝贵时间,极大地恶化了人才环境,使我们在全球的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要创造一种鼓励创新的人文生态环境,那些有着宽松和多元文化的地方,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很好的音乐厅、没有很好的歌剧院、没有很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这个地方就难以成为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

   世界创新大国无一不用各种方式鼓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而不仅是重视那些可以带来眼前短期利益的应用型研究。我国的基础研究应受到更大的重视,实际上,一些最尖端的智能制造和信息科学技术,其基础正是所谓“算法”,也就是数学等基础学科,如果不重视数学、物理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一个国家就难以跻身最尖端的智能制造大国之列。要处理好基础层面的创新和应用层面的创新的关系,当前,我国还要在基础创新层面上加大支持力度,而不是仅着重于应用层面。我们要支持长期创新,在国家支持体系上有长期眼光。基础层面的创新往往是长期的、耗资巨大的、回报周期很长的创新,是一场持久战,在支持长期创新中,要发挥国家的力量,要发挥中国特有的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势不能丢掉了。我们还不能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放眼全球,那些最厉害的大学都极为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重视哲学、文学、历史、美学等领域的研究与教育,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的研究与教育。如果没有这些学科的发展,而单纯强调科技创新,那么我们的科技创新体系是难以全面建立的,也根本难以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没有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撑,没有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就打不赢贸易战,我们只能陷入别人设好的逻辑陷阱和理论陷阱。

   我们还要建立多层次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既要建立在科技创新领域处于尖端地位的大学和研究院,也要广泛地建立各类培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大学,使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融为一体。我们还要培育更多的具有创新理念的科技型企业家,鼓励他们将知识成果进行产业转化,使他们把科技创新力变成执行力,变成真正的企业实践和生产力。

  

   五、结语

  

   中国的崛起、高端制造业的兴起、科技进步与知识创新,是未来几十年的主旋律,表面上看这是中美之争,实际上是中国自己与自己搏战、自己完成自己和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无论与美国战与不战,这个过程都是必须经历的,只不过与美国的竞争会极大地影响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采取的具体步骤与策略,但不影响全局、趋势与基本规律。这是一幕漫长的戏,必须有历史的耐心,还要有历史的智慧,因为局面会非常混乱而复杂。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涉及整个国家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全面竞争和较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我们要坚持自主创新,并为自主创新配备好一切制度条件、机制条件和文化条件。自主创新是开放条件下的创新,自然兼容开放与开源,不偏废,不封闭。上文已经多次谈过,市场化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封闭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有着差异化的路径选择,因而举国体制必须坚持,但应适应开放时代而实现深刻转型。技术应视为市场中的要素,而非自外于市场。因此技术创新必然考虑到交易机制、产权、融资、产业链等一系列与市场有关的问题。举国体制在新时代必须具备新的形态,今天的举国体制乃是与市场兼容的举国体制,已无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强有力的举国体制的历史条件与可能,必须与时俱进。

第二,要在全球化过程中充分吸收和消化一切有益于我国制造业进步及技术创新的制度与文化,从而建构一种最具竞争力的创新文化与氛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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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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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18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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