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永志:论明前期的禁钱政策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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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志  

  

   三、禁钱政策出台的原因及其维持

  

   我们知道,洪武末期禁钱令的出台很大程度是为了维持钞法的顺畅。至于铜料不足所带来的铸局扰民问题,可以通过暂时停罢铸局来缓解,(30)不必决然禁止民间铜钱用于交易。朱元璋及其后继者不仅维持禁钱,连开矿也甚不积极,多有限制,(31)折射出禁钱政策似有更深层次的背景。如果从更宏阔的视角来看,于洪武时期的社会经济和财政货币制度而言,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并不令人感到费解。

   不少学者指出,朱元璋力图通过里甲户籍制度等逐步建立起“画地为牢”式的农本经济模式,并实行较为全面的实物劳役型赋役财政体制,对商业和市场运作采取压制性的立场,禁海罢航,严禁一切形式的私人海上贸易,采用高强度的基层社会控制来稳定秩序、限制流动,多次通过血腥政治大案来营造恐怖氛围、弹压株连富民豪强阶层。其建立的军屯制度、军卫供应体系、官田制度,以及大规模的强制移民,无一不透露其对商品市场采取了鲜明的反转立场。学界不少人将之统称为“洪武型”反市场的经济体制,甚至归结为指令型经济体制(command economy),并视其为对宋元商品经济发展趋势的一次重大反转。(32)在这种背景下,商品市场被压缩到极为有限的地步,社会经济陷入较大程度的实物化或低度货币化阶段。

   货币是社会经济最为敏感的反应指标。笔者以为洪武型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并没有给予商业市场足够的生存空间,也难产生出与之配套的良性货币制度。朱元璋于洪武八年发行的大明宝钞并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纸币。自发行之后,它很快就沦为不兑换的法令符号,没有信用意义上的国家财政或金属货币的支持,抛弃了宋元以来纸币运转的各类经验和配套措施,与财政循环、民间货币流通不仅存在很大程度的脱节,而且宝钞发行隐含政治目的,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管制价格的工具,基本只执行脱离实际的财政支付功能。(33)为了维持这种法令符号的无上权威,朱元璋一再严禁金银、物货用于交易,其目的包含了弹压江南地区富商豪强、统制地域经济的设想,以及重本去奢的实物主义逻辑理念。(34)至于禁钱政策,可以说也是这种目的的延续,其导火线不仅在再次针对两浙、两广、福建、江西等地民众(尤其是浙西),管控基层社会的货币交易在当时不仅没有什么问题,也暗合统制经济的目的。所以说,从洪武时期的大环境来看,禁钱政策的出台绝非不可理解,而是深刻打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不仅如此,朱元璋及其后继者通过祖制成例,进一步长时间地维持了这个禁钱政策。

   那么,禁钱政策究竟维持了多长时间呢?周玉英认为自洪武二十七年直到成化年间都属于钱禁(或弛钱禁)时期,这个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据史料记载,笔者认为,钱禁的正式放开应在天顺时期,期间禁钱令虽有日益松弛的趋势,但维持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以上。

   洪武末期的禁钱令得到重申维持,很大程度是由于朱棣篡位后悉数恢复洪武成宪所致。如建文四年(1402),朱棣称帝即位之后,户部尚书夏原吉建议在制造大明宝钞的钞板上改用永乐年号,但朱棣却说:“板岁久则当易,但不必改洪武为永乐。盖朕所遵用,皆太祖成宪,虽永用洪武可也。”(35)朱棣强调要求遵循洪武成宪,没有在大明宝钞上改用永乐年号,使得整个明代只有一种宝钞流通。不仅如此,他对于民间金银的禁绝态度更为激烈,直接以奸恶死罪论处。(36)对于禁钱政策也不例外。永乐九年(1411)二月,成祖对新征服的交趾之地采取罢兵休息之策略,其中对当地盛行金银、铜钱流通的态度是:“金银仍禁私采,其金银、铜钱亦停禁三年,听民于境内交易。”(37)这实际是成祖有限度的“一国两制”,目的是对当地施加恩典,三年之后便施行与内地一致的金银、铜钱禁令。

   永乐六年、九年、宣德八年(1433),史料留有政府开炉铸钱之孤立记载。实际上,这三次铸钱并非为了重兴国内钱法,而主要是为了贮入内府库,用于赏赐朝贡番国及对外“采买”等方面(其他领域甚少记载),(38)并偶尔用于礼节性的赏赐近臣、官员。(39)至于赏赐海外诸国,例子有很多,如:

   “赍敕劳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帝刺,并赐王文绮帛四十匹,及铜钱、麝香诸物,其贡使偕行。”(《明太宗实录》卷二三,永乐元年九月己亥)

   “日本国王源道义遣僧圭密等七十三人来朝贡方物,并献所获倭寇等……特赐王……铜钱一万伍千缗……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两、铜钱五千缗、绵贮丝纱罗绢八十四匹,用示旌表之意。”(《明太宗实录》卷六七,永乐五年五月己卯)

   “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国王遣使……赐其使钞币、铜钱有差。”(《明太宗实录》卷七一,永乐五年九月壬子)

   “赐日本国使臣道渊等二百二十人纻丝、纱罗、绢布及金织、袭衣、绢衣、铜钱有差。”(《明宣宗实录》卷一○五,宣德八年闰八月丙子)

   成祖与宣宗为了宣示国威,大力开展朝贡交往,故需备大量赏赐品,这其中就包括当时许多国家极为需求的铜钱。史料记载:

   永乐十九年四月,侍讲邹缉言,朝廷岁令天下有司铸铜钱,遣内官赍往外番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及其一二。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宣德因之。自是外番利中国之钱,遂有借端勒索,及公行请乞者。(40)

   当时周边许多国家对于输入铜钱十分热衷,甚至公开勒索请讨,这不仅是由于自宋、元以来铜钱大量外流使得中国铜钱成为周边地区的通用货币,也是周边国家国王和贵族热衷的珍藏品。尤其是日本,一直以来大量输入中国铜钱以作本国货币经济之基础。此时通过朝贡、走私等形式流入日本的永乐钱、宣德钱,不仅数额庞大,(41)且在日本的货币演变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42)但在中国内地没有发挥什么特别的作用。(43)宣德八年,工部被要求加入铸钱的行列,且宣宗要求一次性铸造10万贯,当年日本一国便要求赏赐5万余贯。(44)

   政府虽有铸钱之记载,但不见制钱在国内流通之迹象,(45)反而海外地区大量出土明制钱(详见后文)。可见这三次铸钱主要是为了应对朝贡使团的赏赐而行,并非在国内重行钱法。内心反感永乐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明仁宗十分明白,铸钱、织造、滥赏诸番的行为乃是劳民伤财之举,故他一登基就立即宣布:

   各处修造下番海船……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于所在官交收,其未免者,悉皆停止。(46)

   英宗登基之初也发布了同样的诏书,(47)进一步佐证这三次铸钱的目的全为满足皇帝私用,并不涉及国家钱法。明初地方志的记载也表明了此点,据永乐《乐清县志》载,早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夏税、秋粮中除大量实物税收外,唯见收钞。永乐十年,当地的各色课程、税课司、河泊所等课税俱是收钞,未见铜钱踪影。(48)而且,《万历会计录》业已明确指出:“永乐、宣德中,钞法阻滞,禁约毋得行使钱。”(49)可谓明确的说明。再如宣德七年(1432)十一月,广东巡按御史丁宁发现两广地区多流通铜钱,奏请允许铜钱按时价估钞,宣宗指出:“近年以来,广东、广西、福建等处,民间将铜钱、银两相兼行使,往往事发。”(50)说明宣德时期也是执行钱禁政策。

   宣德十年(1435)十二月,少年英宗已即位,广西梧州知府李本因为两广地区素用铜钱交易,然政府“即问违禁,民多不便”,乞求政府按照《诸司职掌》所载成例听任民间钱、钞相兼使用,获得朝廷允许。(51)这便是宣正之际两广地区有限度放开钱禁的事例,也即史料常说的“弛用钱之禁”,实则是弛两广一地之禁。

   宣德后期至正统时期是钞法难得的“回光返照”时期,不少地方纷纷奏报钞法疏通,甚至出现钞贵的现象,(52)在此情形下,政府自然不肯允许此前被禁交易的铜钱妨碍钞法运行。正统十二年(1447),直隶巡按周鉴发现,北直隶通州漷县以南,直达临清、济宁、徐州、淮扬等处的大运河沿线一带,军民买卖俱用铜钱,钞法受阻,故奏请“乞除两广行使铜钱不禁外,其南北直隶并浙江、山东等处,禁约军民买卖暂将铜钱往使,专行使钞贯。”然户部认为,禁钱系洪武年间的天下通例,不应区分地方,建议令都察院及各处巡按御史严格禁约。(53)于是,正统十三年(1448)五月,政府正式重申全面的铜钱禁令来维护钞法:

   禁使铜钱。时,钞既通行,而市廛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仍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请。(54)

   此时宝钞虽已贬值至1贯仅2文,但各处接连奏报钞法疏通的情形下,政府显然会着力维护宝钞的地位,于是下达铜钱交易处罚令,惩处力度不小。

   到了景泰时期,随着钞法遭受政局变乱的冲击进一步衰微,围绕是否解禁铜钱的问题,政府上层发生了一次显见的争论:先是直隶巡按周鉴鉴于铜钱流通日渐广泛且屡禁难止,建议:“铜钱铸自前古,宝钞造自今朝,二者相为子母,不可偏废。要将先前禁约行使铜钱事例,从宜革去,一遵太祖旧制,榜示天下,俾钱钞二者相兼行使。”但户部尚书金濂却持反对立场,他同样打着洪武旧制的旗号,认为:“禁约军民行使铜钱,系是洪武年间通行旧例,况今钞法尚未流通,若将铜钱准令行使,诚恐钞法阻滞不便,合无仍照见行榜例禁约施行。”(55)结果,景帝接受了户部的意见,继续持守禁钱政策。景泰三年(1452),明廷再度“命申明钱禁,以钞法不通故也”。(56)

   当时,许多地区的基层市场交易已经恢复了铜钱流通,使得政坛上要求放开钱禁的呼声日益高涨。除了直隶巡按周鉴外,景泰五年(1454)八月,礼科等各科给事中陈嘉献奏请疏通钞法,并建议钱钞兼用、纾解民困,没有得到同意。(57)同年,刑部官员张凤也说:“圣朝置造宝钞与铜钱相兼行使,近年以来,南北二京专用铜钱,不用钞贯。”(58)可见,本应执行禁钱令最为得力的两京地区也只流通铜钱,显示了法令在市场面前的屈服。到了景泰后期,政府最终被迫默许民间铜钱流通的现实,放弃钱禁。史料记载:“景帝时,以钞法不通,复申钱禁,旋听民相兼行使。”(59)可见,景帝起初还是希望维持钱禁,但在现实面前只得被迫放弃,允许钱钞兼行。至此,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的钱禁政策濒临破产。

   景泰后期政府逐渐放开钱禁,并不等于政府完全接纳并运作钱法。景泰七年(1456)七月,中兵马指挥司副指挥胡朝鉴上奏说,京城居民买卖只挑拣使用永乐钱,结果使得苏松等地居民纷纷伪造铜钱,并连带引起京城地区纷纷兴起挑拣私铸之风。因此他奏请禁约所有铜钱,获得允准。(60)不过,面对民间多地用钱的现实,以及因铜钱不足所带来的挑拣私铸之风,复辟后的英宗遂决定正视现实,全面放开钱禁。天顺四年(1460),政府宣布:

   准兼用古钱,制钱禁民挑拣。令民间除假钱、锡钱外,凡历代并洪武、永乐、宣德钱及折二、当三依数准使,不许挑拣。(61)

   自此开始,明制钱、历代旧钱俱被政府允许流通,并勒令民间不许挑拣。到了成化元年(1465),明廷开始出台相关举措疏通钱法、钞法,钱法再度进入国家制度范畴,可以说“钱禁”政策正式告寝。对于成化以前的铜钱禁令,时人是有切身之感。成化元年七月,有官员指出:“在前,铜钱、银两俱有禁例,所以法司问疑此等罪囚止赎钞贯,今宝钞、铜钱一律相兼行使。”(62)

为何自永乐至景泰时期的数朝政府一再坚持钱禁政策?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原因有三:其一,这是一项洪武旧制,从正统末景泰初的几次廷臣奏议中可得到清晰反映。这个洪武成宪与朱棣篡位之后的强力重申有很大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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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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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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