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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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泽奇  
对规则的需求也呈几何级数增加。在复杂性骤增中,理性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自然地凸显了出来(韦伯,1987)。人类运用理性,制定规则,在规则中寻求共识,成为技术化社会2.0版时代治理的重要活动。

   无论是关系治理还是组织治理,在技术化社会2.0版时代及之前,治理始终是通过“属地”原则实现的。在关系治理中,行为发生的物理空间具有属地性,在沿用国家规则的前提下,则更多地采用入乡随俗之“俗”(地方性规则)进行治理,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便是习得地方之俗。在组织治理中,行为发生的物理空间也具有属地性,即组织空间。同样,在沿用国家规则、不违反地方规则的前提下,则更多地采用组织规则进行治理,个体融入组织的重要内容也是习得组织规则。这就是村庄治则天下治、组织治则国家治的基本治理逻辑。在属地治理逻辑中,国家规则均以地方治理和组织治理为目标。鉴于属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长期实践中,国家通常只制定原则性规则,具体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则留给了地方和组织。在这个格局中,在中国,制定规则的权限划分便成为中央—地方关系和政府—组织关系的核心。尽管有“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沉疴,无论如何,属地治理是有效的。

   在技术化社会3.0版时代,治理面对的格局变了。第一个重要变局是行动者不再只属于一个地方或一个组织,技术赋能让行动者同时属于多个地方和多个组织;个体化的潮流让个体成为独立行动者,个体属于自己,进而使得属地治理对行动者的个体行动不再具有完整覆盖性。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是现代性理论语境的术语(吉登斯,2000;Beck & Ritter,1992;Beck & Beck-Gernsheim,2002;李荣山,2012),指称个体行动必须接受的社会羁绊越来越少,迈向独立行动者的趋势越来越强。

   以个体行动者为例,在社会生活中,个体曾经属于家庭;从传统村落到都市社区,个体行动也依赖社区共同体的支持,其中一个极端形态是之前提到的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在单位制时期,个体的生老病死、教育、健康、工作,都离不开单位(路风,1989),个体属于单位。在个体属于家庭和单位的时代,个体行动的前提是从家庭或单位获得许可(17)和资源,否则个体行动缺乏社会合法性,也难以获得行动赖以发生的资源。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之一是个体可以直接从社会获得许可和资源,个体行动不再严格需要家庭或社区的许可或支持。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个体化(阎云翔,2012;邱泽奇,2014)。一方面,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快速降低;另一方面,个体和家庭行动对社区的依赖则下降更快。社区物理空间依旧存在,其共同体意义却名存实亡。村委会和居委会等社区组织依然存在,依旧组织各种活动,结果常常是社区组织的一厢情愿(蔡禾、张蕴洁,2017)。家庭的居住和物理生活依然处于社区空间,与社区组织的实质联系却越来越弱,个体和家庭都在成为与社区无涉的独立行动者。

   技术的社会化创新与应用则为个体行动的独立性提供了技术支持,譬如信息技术支持着在场行动与不在场行动在可识别和不可识别个体身上汇集。曾经,身体的物理性和行动的在场性决定了个体行动的物理时空性和可识别性,它为不同层级的治理对个体行动的约束提供了自然基础。如今,信息技术支撑的高度互联社会为行动者(包括个体行动者)提供了不在场行动的无穷空间(卡斯泰尔,2001)。当个体化行动者不再局限于在场空间时,不仅物理生活社区对个体行动失去了约束,工作场所也一样。地方规则和组织规则无法触达个体的某些不在场行动,尤其是不可识别的不在场行动,基于地方的和组织的治理在某些行动面前便没有了用武之地。其实,运用互联网的个体,早已不再局限于在场行动。

   不仅个体行动者如此,组织行动者如今也汇集了在场和不在场、可识别和不可识别行动。给治理带来挑战的正是不在场和(或)不可识别行动。技术化社会3.0版向纵深发展支持的正是以指数数量增加的不在场和(或)不可识别行动。在属地治理中明确禁止的行为,也进入不在场空间。与此同时,不在场行动还在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遍布地球村的几乎趋于无穷的不在场空间,对其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少之又少,无论是关系治理、组织治理,还是主权国家治理,都缺少针对不在场和(或)不可识别行动的,且保护大多数行动者利益的规则。既有的规则不仅无力治理明网的不在场行动,如明网上的不在场非法交易;对暗网更是力不从心。归纳起来说,个体化叠加技术对行动的支持,使得行动尤其是不在场和(或)不可识别行动空间趋于无穷大。值得强调的是,支持行动空间趋于无穷大的是技术的快速迭代。技术迭代与规则迭代的速度差异正是个体化行动进入无规则之境的现实基础;组织行动亦然。

   第二个重要变局是场景也不再只属于地方或组织,非物理空间正在成为场景化潮流的主场,属地治理对场景化行动也不再具有完整覆盖性。由于场景化(sensitization)并非社会学的常见概念,容易与场所(located space)混淆,为便于讨论,也有必要略做说明。在涉及互联网的讨论中,场景化概念非常流行,却没有人对场景化做过哪怕是最直接的定义。为体会场景化,先举一个例子:乘飞机。飞机是交通工具,是物理场所。可在飞行中会遇到一些场景,如起飞、平飞、降落、颠簸。针对每一种场景,航空公司都和旅客约定了不同的规则,如要求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在特殊场景如紧急状况还有特殊规则。这就是乘坐飞机中的场景化和场景化行动。简单地说,场景化指意义赋予和行动存在均依场景而触发,指运用情景(scene,situation,context,scenario,field)触发行动者特定情绪或行动的时空设置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在技术化社会3.0版时代,场景化赋予了个体化行动以意义和空间。

   物理空间的场景化行动随处可见,是属地治理的内容,在关系治理中,如拿钱买票、“无酒不成宴”等;在组织治理中,如工作着装、上下级行为、同事关系等。不过,这些都属于行动者在场的场景化(图1中第一象限)行动。不仅如此,还有行动者不在场的却可识别非物理空间的行动,其场景化行动也进入了属地治理,如乘客刷卡牵涉的复杂利益关系。其实,大众的“智慧生活”(如缴费、衣食住行的诸多线上互动等)大都属于行动者不在场的场景化行动(图1中第二象限)。技术化社会3.0版的挑战是:发生在非物理空间的不可识别行动者的不在场行动(图1中第三象限),核心是行动者的不可识别性。严谨地说,即使在物理空间,给属地治理带来挑战的也是不可识别行动者的行动(图1中第四象限)。与物理空间的场景化不同,非物理空间的行动几乎都是场景化行动,尤其是不可识别行动者的行动,譬如比特币,其在非物理空间流通,没有物质形态,行动者几乎不可识别。如果有人希望绕过主权国家法定货币的汇兑规则进行交易和结算(场景化行动),比特币是优先选择。非物理空间的场景化是不可识别行动者行动的触发机制,构造一个场景,便会触发一系列的场景化行动,数字货币是典型的例子。与个体化不在场行动的无穷性一样,曾受限于物理空间规则约束的场景化,在非物理空间同样趋于无穷,支持场景化无穷演化的基础又是规则与技术迭代速度的差异。不受规则约束的场景化,具有天然的无穷性。不仅如此,规则与技术迭代速度的差异还带来了人们对场景化理解的失能。一个近期的例子是滴滴顺风车。平台试图把顺风车场景化为社交,监管部门和绝大多数乘客却没有理解交通行动的场景化社交,依然把顺风车仅理解为交通。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是,一个旨在摧毁主权国家间法定货币汇兑机制、推动无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场景化交易甚至被不少人包括主权国家政府理解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创新。


图1 异步困境下的治理类型

   简单地说,在非物理空间,由技术支持的场景化完全可以不受规则约束,当下也几乎没有正式社会规则可以约束,进而为场景化行动提供了无穷可能。它是不可识别的理想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去中心化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各种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主张者的天堂,也是治理面对的又一巨大挑战。个体化行动的无穷性、场景化行动的无限性,使技术与规则迭代的异步性(desynchronization)成为治理和社会治理面对的真正困境:在科学逻辑的意义上,几乎不可能用属地治理的逻辑来治理技术化社会3.0版时代无穷变化的、不可识别行动者的人类行动,无论善恶。

   (四)异步困境的本质:技术失范

   异步困境并不是当今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在讨论社会变迁时,早在20世纪20年代奥格本便提出了文化滞后(cultural lag)假设。他认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各部分的变迁速度并不一致,“在许多时候,物质条件已经改变,但与旧的物质条件相适应的文化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奥格本,1989:133)。造成文化滞后的原因,在他看来有缺少发明、机能障碍、社会异质性、与物质条件的程度差异、与其他部分的差异,以及群体价值等。显然,奥格本强烈秉持着有机体论,认为社会是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进入21世纪后,也有人借用奥格本的整体论文化滞后概念,在探讨技术与社会的控制机制时指出,技术跑在前头,习惯、思想、社会安排等都落在后面,进而造成了技术对社会的决定性影响(Volti,2014:349—351)。在借用中,瓦尔第也默认了奥格本的社会有机整体论。

   可是在我们看来,异质性(布劳,1991)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二战以来的社会现实已经清晰地表明,社会整体的协调一致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想象和期待。在承认社会异质性的前提下,异步困境并不是社会整体意义上的部分之间的变迁速度差异,而是部分之间制衡意义上制衡机制的失灵。在我们的讨论中,技术创新和应用曾经是组织垄断的社会行动,如今则成为组织和社会共同的社会行动。曾经针对组织的治理规则,如今无法有效覆盖组织和社会共同的在场和不在场的、可识别和不可识别行动者的、个体化和场景化的技术创新和应用,规则与技术之间的平衡就此被打破,导致技术失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规则与技术之间的平衡是一个社会中两个部分之间的制衡,而不是奥格本意义上社会整体变迁中的文化滞后。

   因此,速度差异带来真正的困境是,一方面,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为社会提供了一个阈值极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域,前沿部分早已进入没有规则可以约束的领域(18)。另一方面,在技术创新中,小公司逐渐取代大公司成为颠覆式技术创新的核心推动者,大公司则在渐进式、积累式创新和应用中仍保有重要作用;在技术应用中,行动者对技术的应用不再只是按照技术手册操作,更多的是创造性地应用,带有强烈的行动者特征。在规则约束不到的部分,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方向则完全取决于技术精英行动者的自我规则,这就是技术失范发生的场景。因此,与技术善恶密切关联是技术精英行动者在某一类场景的自我规制。

   在给定个体化和场景化的前提下,治理与社会治理面对的格局发生了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点是行动者不在场和不可识别行动的空间与类型的无穷迭代与发展。

其实,在属地治理时代,也存在技术迭代速度与社会规则速度之间的差异。属地治理的有效性在于行动者的可识别性和行动空间的物理性(图1中第一象限),对人的治理约束了技术精英行动者的作恶行动。换一个说法,属地规则对行动者的约束,约束了技术精英行动者的作恶行动。一旦行动者不可识别、行动空间非物理化和场景趋于无穷(图1中第三象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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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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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京)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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