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试论莱布尼茨认识论的独创性或特质——《莱布尼茨认识论文集》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7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21: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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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 (进入专栏)  

   《人类理智新论》之后,莱布尼茨依然非常关注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的阐述,尤其是关注偶然真理的阐述。莱布尼茨在谈到《神正论》的主题时,曾经将其说成是一部“关于上帝的善、人类的自由以及恶的起源的论著”,这就意味着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及其关系乃《神正论》的基本问题。因为在这部论著里,莱布尼茨用以诠释上帝的善、人类的自由以及恶的起源的,无一与他的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及其关系的学说没有关联。一旦离开了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及其关系的说明,我们便既不可能理解莱布尼茨对上帝的善的解说,也不可能理解莱布尼茨对人类自由和恶的起源的解说。因此,倘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真不妨将《神正论》理解成一部论述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及其相互关系的著作。其实,在《神正论》的“前言”里,莱布尼茨就把他的这一写作意图表白得一览无余。诚然,莱布尼茨早在《论自由》(1689年左右)就明确提出过两个哲学“迷宫”的问题,但在《神正论》的“前言”里,莱布尼茨之所以重申两个哲学迷宫,其目的只在于强调《神正论》的写作宗旨在于解决“自由与必然大问题”,旨在提供引导人们走出“自由与必然”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他写道:“有两个著名的迷宫,常常使我们的理性误入歧途:其一关涉到自由与必然的大问题,这一迷宫首先出现在恶的产生和起源的问题中;其二在于连续体和看来是其要素的不可分的点的争论,……第一个问题几乎困惑着整个人类,第二个问题则只是让哲学家们费心。……如果连续体的知识对于思辨的探索是重要的,则必然性的知识对于实践运用便同样重要;而必然性的问题,连同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即上帝的善,人的自由与恶的起源,一起构成本书的主题。”事实上,在《神正论》里,莱布尼茨为了解决“自由与必然大问题”,始终坚持两条战线作战,反对在“自由与必然问题”上的两种极端倾向:一方面反对将必然性绝对化的极端倾向,另一方面反对将偶然性和自由绝对化的极端倾向。莱布尼茨认为,无论是德谟克里特、克吕西波、狄奥多罗斯、西塞罗、阿贝拉尔和威克里夫,还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都有片面强调必然性、把必然性绝对化的极端倾向。鉴此,莱布尼茨不厌其烦地谈论绝对必然性或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几何学的必然性与道德的必然性和假设的必然性的区别和关联,强调道德的必然性和假设的必然性既是一种必然性同时又是一种偶然性,如果说前者关涉的是必然真理,而后者关涉的则是偶然真理。另一方面,莱布尼茨又认为,伊壁鸠鲁、卡尔纳亚德、司各脱、布里丹、莫利纳虽然看到了偶然性和人的自由,却将偶然性和人的自由孤离化和绝对化,倡导所谓绝对无差别说和纯粹中立论。在莱布尼茨看来,绝对无差别说和纯粹中立论的错误不仅在于其根本无视和抹杀事物的差异性和确定性,而且还在于它们只见偶然性不见必然性,或者说它们只见道德的必然性不见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只见现实世界不见可能世界,只见偶然真理不见必然真理以及偶然真理与必然真理的关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偶然真理与必然真理的区别和关联,莱布尼茨一方面将同一原则(或矛盾原则)和充足理由原则明确规定为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的原则,并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另一方面又宣布“这两项原则都必定既对必然真理有效,也对偶然真理有效”。他写道:“依赖于矛盾原则的东西”“形成必然的和绝对必然的真理”,而“依赖于充足理由原则的东西”“则只适用于偶然真理。……此乃哲学上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它指出存在有两项伟大的原则,这就是同一原则或矛盾原则以及充足理由原则;前者说的是,在两个矛盾的命题中,其中一个为真,另一个为假;后者说的是,任何一个陈述,倘若其理由不能为一个具有为完全理解它所必备的所有知识的人看到,那就不可能成为真的。这两项原则都必定既对必然真理有效,而且也对偶然真理有效;凡没有充足理由的事物都没有其存在这一点甚至是必然的。”凡熟悉《单子论》的人都不难看出,《单子论》第31—33节的内容无论就观点看,还是就措辞看,与《神正论》里的这段文字,都相差无几。

   偶然真理及其与必然真理的关系可以说是莱布尼茨毕生关注并致力阐释的问题。《神正论》之后,莱布尼茨不仅在《单子论》里,而且在其晚年致克拉克的信中,都不厌其烦地阐述他的偶然真理学说以及与之相关的充足理由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单子论》视为莱布尼茨对其偶然真理和必然真理及其关系的系统阐述。首先,莱布尼茨在《单子论》里,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的理性原则:矛盾原则和充足理由原则(第31—37节)。其次,《单子论》不仅将充足理由律视为偶然真理的理性原则,并且明确地将作为“必然实体”的上帝宣布为“万物的终极理由”(第37—39节)。第三,《单子论》明确宣布:“上帝不仅是存在的源泉,而且也是本质的源泉,这是就这些本质是实在的而言的,也就是说,这是就这些本质是处在可能性中的实在事物的源泉而言的。”莱布尼茨解释说:“这是因为上帝的理智乃永恒真理的领域,或者说是永恒真理所依赖的观念的所在地;因为倘若没有上帝,可能的事物中便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不仅没有任何事物存在,而且也没有任何东西会是可能的”(第43节)。第四,针对笛卡尔派强调永恒真理完全依赖于上帝的意志的观点,莱布尼茨不仅继承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立场,强调永恒真理仅仅依赖于上帝的理智,偶然真理则依赖于上帝的意志,而且还进而将“适宜性原则”或“最佳原则”宣布为偶然真理的原则(第46节)。至1716年,亦即莱布尼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还在致克拉克的信中反复强调作为偶然真理理性原则的充足理由律的“坚实性和重要性”,断言这条伟大的原则“改变了形而上学的状况”,使得原本“只是由一些空洞的词语构成”的形而上学得以“变成实在的和推理证明的形而上学”,从而,“推翻这条原则就会推翻整个哲学的最好部分”。综上所述,偶然真理以及作为其理性原则的充足理由律不仅是莱布尼茨毕生致力于阐释的认识论学说,也是其真理学说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和最应当受到关注的内容。

   第五,莱布尼茨的真理类型学研究,除上述假设真理与事实真理以及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学说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是他的哲学真理与宗教真理学说。对于莱布尼茨来说,哲学真理与宗教真理及其关系既是一个传统话题也是一个时代话题。说它是一个传统话题,是说将真理区分为哲学真理和宗教真理并非莱布尼茨时代才出现的现象,而是一个在古代西方哲学中就存在的问题,至少是从阿维洛伊时代就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哲学问题。说它是一个时代话题,是说在莱布尼茨时代,尽管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对中世纪经院哲学都在口诛笔伐,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对宗教哲学或宗教神学采取容忍的态度,而且还将其视为其哲学的一个基本构件,不时地论及哲学真理与宗教真理的关系。在中世纪,最早提出“双重真理论”的是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洛伊(1126—1198)。阿维洛伊有一部重要著作叫《论宗教与哲学的一致》。他在其中明确地将真理区分为“哲学真理”或“推证真理”和“神学真理”或“经文真理”,断言:“哲学并不包含任何反乎伊斯兰教的东西”;他解释说:“论证的真理和经文的真理是不可能相冲突的。因为既然这种宗教是真实的,是召唤人们去进行通往真理的知识的研究,则穆斯林社会就当确切地知道:论证的研究决不会导致与经文给予我们的真理相冲突的结论。因为真理不可能反乎真理,而只可能与真理相一致,并为真理作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不仅继承而且也革新了阿维洛伊的双重真理论。首先,在托马斯这里,两种真理相当明确地以理性和信仰划界。例如,他在《反异教大全》里就曾明确地用“理性真理”和“信仰真理”这一对范畴。其次,无论是阿维洛伊的双重真理论还是托马斯的双重真理论都强调了两种真理之间的区分和哲学的独立性,但与阿维洛伊不同,托马斯在肯认和强调这两种真理区分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两种真理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统一性和兼容性,不仅明确地称自然神学为“哲学之一部分”,而且还明确地将其作为“哲学之一部分”而与“作为神圣学问的神学”对置起来,宣称“作为神圣学问的神学同作为哲学之一部分的神学分属不同种类的学问”。第三,与阿维洛伊为强调理性和哲学的独立性和崇高地位而将哲学称作“最高真理”不同,托马斯虽然也注重强调理性和理性真理的独立性和崇高地位,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而贬低信仰真理或启示真理,否定信仰真理或启示真理所具有的超理性品格,断言:“赞同信仰真理,即使它们超乎理性,也并非蠢事。”而且,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双重真理论才得以成为经院哲学的主流。应该说,构成莱布尼茨双重真理论滥觞的正是阿维洛伊和托马斯的,尤其是托马斯的双重真理论。但双重真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对于莱布尼茨来说也是一个时代话题。至17世纪,历史虽然进入理性时代,但宗教真理或信仰真理却依然挥之不去。笛卡尔虽然鼓吹“怀疑一切”,但他自己却从未真正怀疑过上帝存在,不仅如此,他虽然被称作二元论者,他却将“心灵”和“物体”视作相对于上帝而存在的东西,而将上帝视为“绝对独立的实体”。他说道:“所谓实体无他,无非是一件我们只能将其理解成为获得其存在而根本无需任何别的事物的东西。从而,我们实际上便只能设想存在有一个绝对无需任何别的事物的实体,这也就是上帝。由此,我们便看到,相反,所有别的事物只有借助于分有上帝方能存在。”另一位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虽然常常被人攻击为“无神论者”,但他却将他的唯一实体称作“神”。他的哲学代表作《伦理学》的第一部分的标题即为“论神”,足见“神”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如所周知,斯宾诺莎是一位典型的实体论者。但他的独一的实体其实也就是神。这从他给神下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写道:“神(Deus),我理解为绝对无限的存在,亦即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其中每一属性各表示永恒无限的本质。”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攻击斯宾诺莎为无神论者时,黑格尔挺身而出为他辩护。黑格尔写道:“人们斥责斯宾诺莎主义,说它是无神论:神与自然(世界)是一回事,不把两者分开;他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或者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下来。斯宾诺莎倒是并没有把神与自然对立起来,而是把思维与广延对立起来;神是统一,是绝对的实体,世界、自然倒是没入、消失于神之中的。”在莱布尼茨时代,理性有广义理性与狭义理性之分:狭义的理性即是大陆理性派所说的理性,广义的理性则不仅包含大陆理性派的理性直觉和理性演绎,而且还包含英国经验派的经验和归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英国经验派哲学家那里也同样有双重真理论问题。培根在自然真理之外不是也承认有“启示真理”吗?霍布斯虽然也常常被人称作无神论者,但实际上他似乎从未否定过上帝的存在。诚然,霍布斯在《论物体》一著中确实说过“哲学排除神学”的话,但在霍布斯看来,哲学之所以排除神学,并不是因为作为神学研究对象的“神”不存在,也不是因为根本无所谓“启示真理”,而只是说神学中所说的神并非那种具有广延的“物体”,一如霍布斯自己解释的:“所谓神学,所指的是关于永恒的、不能产生的、不可思想的神的学说,在神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合,也不能设想有任何产生的。”鉴此,倘若我们在《利维坦》里读到的第一句话即为“‘大自然’,也就是上帝用以创造和治理世界的艺术,也像在许多其他事物上一样,被人的艺术所模仿,从而能够制造出人造的事物”,我们便见怪不怪了。由此看来,霍布斯所谓“哲学排除神学”的真义无非在于表明:哲学真理在宗教真理之外有其独立存在的余地。而这却正是双重真理的本义。而且,当洛克在《人类理解论》里强调启示“超乎理性”却不能“违反理性”时,就其主张双重真理论而言,与霍布斯的“哲学排除神学”的说法其实并无原则上的分别。由此看来,在莱布尼茨时代,无论是大陆理性派哲学还是英国经验派哲学实际上都与双重真理论脱不了干系。无怪乎黑格尔在谈到莱布尼茨时代西方哲学的神学意蕴时,曾发出由衷的感叹:“神在近代哲学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在古代哲学中大得多。”

莱布尼茨对哲学真理与宗教真理及其关系的讨论似乎是从对洛克《人类理解论》“论狂信”一章内容的介绍和评论开始的。洛克在这一章里依据启示超乎理性但不反乎理由的原理阐述了理性与启示的统一性或一致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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