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价值理想的认识与实践: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 次 更新时间:2019-11-07 07: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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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  
在《以政治为天职》中,韦伯(2004a::257-258)有一个著名的讲法:如果有人服膺于耶稣“山上宝训”的伦理教诲,将这种福音伦理作为自己的理想,想要在世间实现它,那就必须绝对服从,“要就全有,不然全无”。既然耶稣教诲人,“若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转给他打”,那么就应当不打折扣地遵循。如果你信奉“不要用武力抵抗恶行”,那么就绝对不该拿起武器。许多人读到这里,总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韦伯要在这里将伦理立场绝对化。在现实中,任何绝对的伦理难道不总是视具体情况而有着折扣与妥协么?韦伯难道在宣扬一种伦理教条主义?

   韦伯这样做的真正意图到他讨论革命社会主义者时才显露出来。革命者只是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进展”,不惜将战争延续几年,完全不考虑现实的巨大代价,并且,“刚刚还在宣扬‘以爱抵抗暴力’的人,突然敦促他们的追随者使用武力:最后一次使用暴力,以求能消除一切暴力”(韦伯,2004a:263)。在极端革命分子看来,要实现理想就必然得有牺牲,手段固然卑下,但理想是崇高的,纯粹的理想主义不能成事,这一切乃是情非得已。但韦伯(2004a:257)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出了这种“理想主义革命”的自欺欺人。如果有人自许内心良善美好或理想崇高伟大,行事却与卑鄙龌龊之人毫无差别,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么除了他自己的主观想象,有什么能将他与旨在“打倒”的恶人区别开呢?“最后一次”在现实中绝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如果不幸真的是最后一次,那必然是运用了无上的暴力,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改变了千万人的生活,方让这个世界完全符合一人一派的想象来运转。无论那美梦的幻景有多好,现实中必然是令亿万人痛苦的噩梦!

   对易于变成“末人”的现代人,价值理想固然美好而值得追求,但若不经批判地审视与自省,也多半不过是打着伟大崇高之名而自欺欺人的幻象。但是,更大的危险在于这些理想有可能变成现实之时。在千千万万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在如利维坦般庞然大物的国家机器支持下,聚集起了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都从未有过的无边权力。凭借它,美好的理想似乎终于能在瞬间实现。但是,这种凭借权力,不,是暴力实现的梦想,即使表面涂抹着艳丽的色彩,也不过是强撑起来的虚假门面。打着理想与实践之名,却用幻象和暴力来相互兑换,这是现代社会的巨大危机。

   因此,在对价值理想进行理智批判,以避免其主观层面的无限化之后,韦伯还要对它进行实践批判,以克服打着理想旗号的权力在现实层面的无限化。“信仰信念伦理的人,无法接受这个世界在伦理上的非理性,他们乃是宇宙—伦理观上的理性主义者”。理想的价值在于超越了这个充满恶与平庸的现世,但它的危险也正在于此。“若一个纯洁的信念所引发的行动,竟会有罪恶的后果,那么,对他来说,责任不在行动者,而在整个世界,在于其他人的愚昧,甚至在于创造出了这班愚人的上帝的意志”(韦伯,2004a:261、263)。在激进的革命者眼中,理想在超越此世的同时,也意味着将它彻底碾碎。与理想的完美彼岸相比,这个世界毫无价值,因此它应当被无情地摧毁和重造。而自己,只需惦念那个美好的理想世界就好,无论做了什么事,也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无须为这个愚蠢世界的毁灭承担任何责任:“愚蠢而庸俗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我;对后果应负什么责任,与我无关;这个责任,是那些受我辛劳服务并有待我来扫除其愚蠢和庸俗的其他人的事”。但无比清醒的韦伯,早已看透了他们:“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想承担的事是怎么样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动之中”(韦伯,2004a:271-272)。

   在韦伯(2004a:254、262、269-270)看来,当生活在今天的人,借助学术或宗教,被或古老久远、或耳目一新的理想打动,决心将它们引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价值时,其实什么也没有做。那些价值理想,无论在过去多么伟大,或在未来可能多么美好,都不过是他头脑中的幻象,根本不是现实。在实现那一理想的道路上,他一步都还没有走。真正的困难和挑战,不在他如何“看到”那一理想,这是理智和想象极为发达的现代人的“天赋”,而是在于,他如何将这一理想变成现实。但是,“人类的一切行动,特别是政治行动,永远都带有悲剧的成分”。因为行动就意味着,需要运用手段来达到目的,可是“‘善’的目的,往往必须借助于在道德上成问题的或至少是有道德上可虞之险的手段,冒着产生罪恶的副效果的可能性甚至于概率,才能达成”。这个世界并不是单凭美好想象和天真意愿就能够变好的。对普通人如此,对政治家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对政治来说,决定性的手段是暴力”。政治家拥有比普通人更大的力量,换句话说,也就是可能为了善的目的做更大的恶,所以韦伯才说,“在这暴力之中,盘踞着魔鬼的力量”。

   现在我们能够明白,韦伯(2004a:263)为何会认为,“在逻辑上言之,信念伦理实际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凡是行动会用到在道德上言之有可虞危险的手段者,皆在排斥之列”。韦伯不是伦理教条主义者,他是在警告我们,如果严格按信念的伦理要求去践行,至少能做到一以贯之,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实践理想,塑造自己的伦理人格和品质,而不至于受权力魔鬼的诱惑肆意妄为。当然,韦伯(2004a:261-262)的意思也绝不是说,将理想付诸实践时,唯一的做法是将伦理要求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底。关键在于你做出行动时,是无视现世,还是充分考虑“平常人身上平常的缺陷”,以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并为其承担责任。这就是责任伦理的态度。真正有责任感的行动者,不会只生活在自己的梦幻彼岸,或视此世是愚蠢与罪恶的渊薮,他谦逊且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和自己,“不以为自己有任何权利去假定人类是善的或完美的,也不觉得自己可以把自己行动可以预见的后果,转移到他人的肩上”。这样的人,不会冷酷地将这个世界视为自己手中权力摧毁的对象或改造的材料,而是充分了解现实中人性的高贵与卑劣,清醒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背离,勇于承认自己行动可能背负的罪恶或不良后果。在韦伯看来,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以己身为舟桥,将超越现世的价值和理想引渡于现世之中。他十分清楚,任何理性自主的行动,在其根本处,若没有信念或理想的支撑,必将归于空幻,沦为自利或在技术手段中迷失。所以,“成熟的人,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他的决策会充分尊重现实,在现有的各种条件和可能后果之间权衡利弊,也会适当妥协和让步,但到了为价值理想不可让步、退无可退之时,他也会义无反顾。“在这个意义上,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不是两极相对立,而是互补相成。这两种伦理合起来,构成了真正的人”(韦伯,2004a:272)。

   在韦伯的传记中,韦伯夫人(韦伯,2002:777)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有人问韦伯,学问对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韦伯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我希望弄清楚自己能坚持多久”。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就能够理解,这种坚持,既不是某种存在主义式的于虚空深渊之上的“挺住”,也非以先知的姿态,面对这不完美的世界,给出悲观而坚定的预言。韦伯既非虚无主义者,亦非绝望之人。他不虚无,是因为他看得到那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灭的永恒价值之光。他不绝望,是因为他虽然从不天真幼稚,也未将命运寄托于神明和上帝的力量,却始终相信,即使人性再堕落,局面再不堪,也总会有“平常意义下的英雄”,“能够面对这个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坚定平实地去做那“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韦伯,2004a:274)。

   所以,面对当时德国学政两界的种种乱象,面对虚荣与沉溺、自大与庸常、狂热与麻木、鄙俗与幻想等种种人心的危机,面对理性学术自身的种种局限,韦伯仍然在不懈地找寻出路。他试图借助植根文化和历史经验的社会科学,来找寻超越经验的永恒价值理想,为精神指引方向。他又用冷静客观的态度去不断警醒人们,留意自身理想的局限以及现实的复杂与矛盾。他更希望人们能将热情与理性、思考与实干、信念与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将理想真正落实于现实之中,造就真实的伦理人格和品质,以有实质内容的生活之道,去面对这个越来越缺乏生活、流于空洞的形式和表象的世界。

   ①亨尼斯在后来的韦伯研究中,将视野逐渐扩展到了韦伯的中晚期著作,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他的早期观点,但限于文本解读方式的根本缺陷,依然进展有限(参见Hennis,2000)。

   ②关于韦伯从新教研究向晚期社会学研究的转变及其核心的“伦理”线索,笔者另有专文撰述。

   ③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韦伯的真正立场与施特劳斯观点的差别所在。施特劳斯批判的基础仍然是基督教上帝消逝后留下的“虚空的深渊”。这就是为什么韦伯会认为,相对主义本身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立场。而韦伯反倒可以说继承了歌德的“异教”传统,承认不同于西方的更广阔的伦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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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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