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新中国七十年法治发展的阶段、经验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5 次 更新时间:2019-10-30 22:38:07

进入专题: 法治   依法治国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郝铁川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法治现代化路程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开辟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法治现代化道路。虽然当下它还在路上,但已形成了一些成熟的基本经验。

  

   第一,既不走过去封闭僵化的斯大林模式、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也不走苏东全盘西化的改旗易帜邪路,而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已清楚地证明,机械照搬苏联模式是死路一条。土地革命时期,把根据地制定的宪法径称为“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分子听命于苏共控制的共产国际,党整体上不够成熟,在许多方面机械照搬苏联模式,使中国革命最后遭受重大损失。

  

   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找到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大革命法宝,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照搬不少苏联的制度,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确立了既不“苏化”,也不“西化”的方针,开始探索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继承了毛泽东同志既不“苏化”,也不“西化”的思想,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一词即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又要坚持改革开放,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而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关键是走对路,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帜,努力避免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西化分化陷阱”。

  

   “二战”以来,在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寥寥无几的国家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说明西方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应该、也完全有权利走自己的路。多年来美国导演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并没有给相关国家带来福音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苏东剧变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模式也是走不通的。依法治国关键是走对路,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宝贵经验。

  

   第二,坚决地抛弃“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始终不移地以经济建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如果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政治理论来设计法治,必然会出现背离人民利益、侵犯人权的劣质法治。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高估敌人、对手的力量,对敌人、对手的反击过度,把不是敌人、对手的也当成了敌人、对手。人类法治史早已表明,当一个阶级、一个民族误判形势,误以为自己有很多敌人、自己正面临被敌人吞噬、与敌人已经处于你死我活状态的时候,头脑很难再冷静,很难不狂热,什么法治、分权制衡体制等都难以阻挡激烈过火的群体性镇压行为。

  

   美国算是资本主义法治和分权制衡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但当它误判敌情的时候,照样发生了麦卡锡主义。“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害怕共产主义兴起。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

  

   美国麦卡锡主义显示了当时美国主流意识出了问题,即误以为共产主义力量快要在美国居于主导地位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快要灭亡了。这是美国式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当阶级斗争扩大化思维横行的时候,什么分权制衡、无罪推定、罪刑法定、控辩对抗等法治原则制度都会显得非常脆弱。

  

   苏联斯大林时期严重破坏法治的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法治的破坏,同样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思维主导下造成的悲剧。所以,我们绝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但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依法解决。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那样:“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经济基础。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一点。

  

   自然经济不会导致法治社会的产生,人所公认。多种所有制是法治产生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头七年之所以法治环境比较好,与当时多种所有制共存,以及与之相应的多种政治力量并存是分不开的。正如列宁揭示的那样,法治说到底是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政治力量说到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审批、人治经济,它只可能导致人治下的法治。法学界对这一点并没有深入研究,其实,我们认真思考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虽然当时的公有制可以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但对集体所有制,国家可以利用行政权力“一平二调”。因此,当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通过红卫兵坐车不要钱、住店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等发动起来的,如果不是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怎么可以做到坐车不要钱、住店不要钱、吃饭不要钱?

  

   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此早有深刻揭示:人治的产生,与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密切相关。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现在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产生法治国家的例子。

  

   市场经济之所以是法治经济,就是因为它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之上。商品交换本质上就是所有权的交换,如果只有一个所有制、一个所有权,是无法进行真正的商品交换的。这么浅显的道理,却被多少人无视!我们要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就一定要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关键是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抓住关键的少数人,管住各个单位的“一把手”。

  

   综观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能否有效约束公权力、管住各级“一把手”,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建成法治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尖锐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

  

   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作“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这“两个不改变”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法治的历史经验教训。苏联列宁比较重视法制,但到了斯大林就改变了,这是法制随着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的典型事例;毛泽东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比较重视法制,但“反右斗争”之后就改变了,这是法制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典型事例。因此,习近平同志在论述全面依法治国时,特别强调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法治要抓住关键的少数人,各个单位“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必须破解“一把手”监督难这一问题。

  

   第五,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防止掉进“西化分化陷阱”。

  

   搞民主法制既不要“苏化”(封闭僵化),也不要“西化”(改旗易帜),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一个光荣传统,并为此后历代共产党人所继承。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体现了这一思想,他一方面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习近平同志研究了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提出依法治国关键是走对路,要避免跳进“西化分化陷阱”。

  

   每一种法治形态都不会脱离其产生的历史文化土壤,都不能与这片土壤所孕育的国情条件背道而驰。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扎根于其特定的历史传统之中,是从他们的经济社会条件、客观国情中历史地生长起来的,不能直接“移栽”到别国土壤上。

  

   这一法治模式扎根的经济基础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所依托的政治环境是需要“分化”选民以争夺选票的两党制、多党制,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个人主义。一些西方国家把包括其法治模式在内的制度——模式输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给它们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困扰和阻碍了其现代化进程。应当看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并不愿意让发展中国家真正发展起来。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不适合我国,我们必须按照本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行之有效的法治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是我们独立自主迈向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加先进法治文明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扎根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依托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这与西方分权制衡、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西方个人主义及对内对外实行双重人权标准的理念和做法不同。

  

进一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要坚持法治服务大局的原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思考法治、实施法治。我们应当立足国情,坚持法治分阶段推进,循序渐进、蹄疾步稳推进法治建设。这就需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法治   依法治国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781.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