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卓炜 张萌:动物考古研究范式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0: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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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卓炜   张萌  
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应用还必须考虑到样本量的大小、不同遗址或不同区域动物或植物群落的相似性等影响因素。[9]在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尊重了科学发展的系统化趋势,不是孤立、简单地从动物遗存中获得诸如属种鉴定名单、简单的百分比统计等基础的量化分析数据、骨制品痕迹学分析数据和骨器加工工艺以及粗略的环境推断结论,而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构建食物网络,探讨动物遗存所反映出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

   动物考古学者的理念、态度、学术水平和实践方式等都会深刻地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狭隘片面的单因素思维模式、弄虚作假、不尊重事实的态度、缺乏基本和严格的比较解剖学训练、忽视理论研究、鄙视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艰苦和严格细致的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工作、出于私心或本位主义的资料占有欲、急功近利的粗制滥造、宗派思想作怪的行政干预等,都会使研究结果偏离科学的轨道。不同的遗址功能分区或者遗迹单位与不同的考古学问题相关联,因此应当区别对待,而且要避免盲目对比研究。为了提高所谓的效率而擅自使用大孔径筛子,会丢掉很多真正反映生态环境的细小动物遗存,同样也会导致生业模式判断时的偏差或失真。出于个人兴趣爱好而偏重挑选某类动物遗存,刻意缩小样本量以致采样缺乏代表性等,都背离了科学思想的指导。

   统计学基础涉及对下列统计量的理解和运用。遗存数量(NR,Number of Remains)是指所有动物遗存的数量,无论是否可以鉴定到属种,其数值反映从遗址获得的动物遗存总数,该数据在使用时,要考虑标本破碎度、大小动物的比例等多种因素。碎骨总数(TNF,Total Number of Fragments)是相对于完整骨骼而言的,该数据与遗存总数之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骨骼的破碎程度。可鉴定标本数(NISP,the Number of Identified Specimens)是指可以鉴定标本的数量,该数据受到诸如保存状况、鉴定难度、鉴定技能等多重因素影响。排除客观原因则要更多关注主观因素,即以严格训练和经验积累为基础的鉴定技能。因为鉴定技能因人而异,所以不同研究者获取的可鉴定标本数也就可能存在差异。尽管无法消除这种差异,但是通过研究者的艰苦细致的努力,会使这种差异变小,更趋近于表观形态学为基础的可鉴定标准(显微结构所体现的属种差异则另当别论)。值得注意的是,可鉴定标本数在统计动物遗存时会易于夸大某些类别的实际比例,尤其是那些骨骼相对坚硬,耐受风化、破坏能力强的物种。尽管如此,在以量化的方式表示物种的相对丰富程度时,NISP的统计还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即可以用某一物种可鉴定骨骼数量占整个遗址可鉴定骨骼数量的百分比来描绘该物种的相对丰度。

   最小个体数MNI(或MIND)原理是由北美民族学者怀特(T.E.White)于1953年定义的。[10]84最小个体数指的是在骨骼组合中人类或动物至少可能存在的个体数量,用来确定对一堆骨头中所能代表的多少人或者动物个体的估计。该原理以最简洁的方式,将每个可能的人类或动物个体作为一个单独的单元来对待,旨在计算一个考古遗址里至少曾经存在过的人类或动物的个体数量。最小个体数最早在我国被引用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祁国琴研究员在对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的研究中。[10]71-93年龄对于最小个体数MNI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幼年个体骨骼的骨化程度相对较低,老年个体的骨密度相对较低,在埋藏过程中骨骼遭受后期破坏而消失的机会要远大于青壮年个体。因此,在计算最小个体数时,要特别注意幼年个体和老年个体骨骼在遵循匹配原则的前提下表现出其应有的MNI贡献。性别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影响最小个体数。因为哺乳动物雄性个体的骨骼较之雌性个体要粗壮,更能耐受埋藏过程的破坏,也更容易保存下来,这样就无形中削弱了雌性个体的最小个体数贡献率。因此,需要对雌性个体的骨骼注意识别,避免因为鉴定程度降低而导致的最小个体数偏离实际情况的发生。哺乳动物不同物种的形体大小也同样影响骨骼的保存状况,进而也影响到最小个体数的准确性。一般情况下,形体较大的哺乳动物骨骼相对比较粗大,更容易耐受埋藏后的腐蚀、啮齿类的啃咬等因素的破坏,会无形中提高其最小个体数的表现率,因此要格外关注中小形体哺乳动物相对坚实骨骼的鉴定和统计。小哺乳动物则需要筛选等更细心的发掘处理。因为在重建古生态、了解古代人类伴生动物构成时,小哺乳动物骨骼的鉴定及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鸟类骨骼相对于哺乳动物来说更致密,更耐腐蚀和啮齿类啃咬,问题是其鉴定难度相对较大,在缺乏比对标本和必要的工具书作为参考时,往往难以鉴定到属种一级,从而降低了鸟类最小个体数的贡献率,进而也影响到生态环境重建的准确性和遗址使用季节推断的合理性。鱼类特征性骨骼的鉴定准确与否也直接影响到能否正确估计水生生物资源的利用状况。

   MNE这个缩略语的解释应当尊重雷曼(Lyman)的定义,即“在所有被鉴定标本中完整的基本骨骼的最小数量”[11]26。作为衍生资料之一,它给出了屠宰单元,其计算要基于所有被鉴定标本。在没有指定其明确定义的情况下,尽量不要使用该衍生数据。

   “肉量贡献”在经济形态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属种、年龄、性别、个体大小、获得动物的季节、计算方法等都影响到肉量贡献的估算结果。不同属种的形体差异可能会很大,但是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在不考虑内脏和皮肤的食用价值时,形体接近的动物产肉量也接近。同一物种的不同年龄段,其形体差别也会很大,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更是如此。因此,要按照年龄段分别计算其产肉量。有些哺乳动物雌雄性个体的形体差异比较明显,所以在可以确定性别的前提下,要尽量参考属种及性别的信息,更准确地估算产肉量。在无法判断性别的情况下,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大小也同样存在差异,比较便捷的估算方法是要先计算出同一物种平均形体大小,然后再根据平均形体的体重估算产肉量。计算肉量贡献的常用方法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估算整个动物的肉量贡献,另一类为根据考古标本重量估算肉量贡献。在第一类肉量贡献估算中,一种方法是依据比对标本直接估算考古标本单个个体可能获得的总肉量;第二种方法是依据单个个体的测量尺寸估算总重量,又称之为“体形变异测量法”;第三种方法是先估算某类动物单个个体的体重,再根据MNI和该种动物占动物总重量的比例来估算其肉量贡献。第一类估算方法的前提是要有比对标本重量数据、畜体重量数据源、MNI数据、骨骼测量数据等参照依据,因此要进行大量的基础工作,可以根据样本量的大小采用不同的估算方法。第二类肉量贡献估算所依据的标本重量影响因素多,比如地理范围、年龄、性别、季节、营养状况、埋葬后的变化(淋溶、矿化等)。有鉴于此,建议不采用第二类肉量贡献估算方法。是否可以开创出借助骨骼体积来衡量肉量贡献的估算方法还有待于今后的探讨。

   百分统计是动物考古研究中最常用和有效的量化研究方法之一。统计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是时空尺度和样本量的大小,但目前还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忽略了这些重要因素。在共时性原则指导下,遗址中同一文化相同阶段的动物遗存的分布状况,在揭示同一人群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同骨骼部位产肉量不同,不同遗迹单位骨骼出现频率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资源获取能力和分配的均衡性差异以及社会分化的方式和程度等信息。因此,在同一个遗址中要按遗迹单位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同一人群在不同季节或以不同生业活动方式留下的多个营地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则要以营地为单位进行统计和比较研究,推断资源获取和利用的季节性差异、不同营地中行为方式的差异性等。如对同一考古学文化同一阶段的遗址群出土的动物遗存,要以遗址为单位进行百分统计,分析不同遗址在动物资源生产、分配和利用方式等多方面的异同点,进而推断不同遗址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地位等。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动物遗存组合特征在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或者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阶段之间的异同点,进而了解人类在动物资源利用方式、生态环境背景以及人地关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历时性变化,即动态的变化方式。尽管遗址中出现的动物遗存是人类有选择性利用动物留下的,可能并未真正代表当时生态环境的全貌,但是在样本量足够大、具有统计意义的基础上,进行时空角度的百分统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宽度的丰度(Richness)、多样性(Diversity)与均衡(匀)度(Equitability)的确定,不仅有利于了解人们在动物利用方面所反映的生存策略,而且对于解释古代人类社会学问题也很有意义。因此,首先要区别开这三个概念。所谓“丰度”是指遗址所利用的物种的数量,反映生态位所涉及的动物种类的多寡;多样性是指出现物种的相对重要程度(亦称物种歧异度),是衡量一定地区生物资源丰富程度的一个客观指标;均衡度是指动物资源被利用的均匀程度,在推断全面(广泛性)生存策略还是特殊(局限性)生存策略时很有作用。多样性和均衡度计算中的基础数据是最小个体数(MNI)。因此,也受到样本量大小的问接影响。[12]504-538

  

   四、研究对象与结果的全息性

  

   动物考古所研究的各个层次的问题涉及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除了基本的鉴定及动物群所反映的环境重建外,还参与到动物的驯化、畜牧业的产生、适应行为、文化进程、社会复杂化以及文明的起源等。因此,研究的对象,即所谓的材料应当与讨论的问题挂钩,不同层次的问题,材料利用的侧重点不同,提取的信息也不同。

   在开展动物考古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其研究对象是什么。似乎最简捷的答案是“遗址发掘获得的动物遗存”。问题是能否把动物遗存获取的空间仅仅限定在遗址内?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尽管动物遗存主要出自遗址中,但是以遗址资源域为背景的动物遗存的分布范围并不局限于遗址内,与人类关系密切的伴生动物(如啮齿类等)在遗址内及遗址附近都有分布。所以,为了获得更全面的生态环境系统信息,有必要将动物遗存获取的空间扩大到遗址范围之外,甚至是遗址资源域范围内的自然地层中。其前提是要对自然地层与文化层的时代对应关系有一定认识(也就是要解决两者的同时性问题)。

   就动物遗存分类学基础上的类别划分而言,一般可以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但是生物化学遗存往往被忽视。而在脊椎动物中,多数保存较好并易于发现的是哺乳动物,但是其中的小哺乳动物遗存却经常在不经筛选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被遗失或者忽略。两栖类的遗存也常常被忽视。虽然无脊椎动物中腹足类和瓣鳃类(又称双壳类)遗存在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遗址中经常被发现,但是保存状况普遍较差,尤其是在食物加工遗留物形成的遗迹单位中保存就更差,因此也更容易被忽视。贝丘遗址中节肢动物遗存特别难以保存和识别,更需要细心地搜集。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寄生虫卵等微小的无脊椎动物遗存的搜集,就更需要通过特殊的方法,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耐心。至于肉眼无法辨认的生物化学遗存,同样需要注意从容器等文化遗存缝隙或者其内部的充填物中提取。在有形动物遗存的搜集过程中,除了手拣法外,水洗法或干筛法可以更有效地防止细小动物遗存等信息源的丢失。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动物遗存,都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搜集。因为动物遗存搜集得是否全面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信息的全息性。

动物考古研究的信息源是否考虑其全息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系统性。通常情况下,动物考古只关注动物遗存本身的研究,而忽视了有关动物资源获取和利用方式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和研究。例如,渔钩、渔标、诱鱼器、网坠、箭镞、石球(用于制作复合工具——流星索)、火铳、夹子、细石器石刃(用于制作复合工具——骨柄石刃刀)等工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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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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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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