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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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宇  
但也在同一文中把《铁云藏龟》的出版时间提前了一年(即1902壬寅,引文见前节)。

   无论如何,罗振玉完全凭借自身超人的智识、坚韧、勤勉,终成早年首屈一指的甲骨学权威专家。在他学术生涯高峰期,回望这一历史性大发现时说一点利己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人性使然。并且,当刘鹗成为朝廷要犯流放远死他乡并被视为禁忌人物遭世人遗忘多年之后,罗振玉能不忘他的老友亲家,屡次向学界提及刘鹗传播甲骨文之功、写下传记(即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插记),又为他继续出版《铁云藏龟之余》,这是刘氏后人和学术界都应该感激的。罗振玉为中华文化往圣继绝学做出的贡献,近代难有人可以比肩。他在殷墟甲骨、敦煌文书、西北汉简与大内档案这四大近代国际显学中,不但当年是持有顶级成果的学术权威,而且还是筚路蓝缕的具体操作人。而这些确凿事实跟他在王旗频变的时代中选择过什么个人政治立场没有直接关系。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罗振玉贡献的评价虽在恢复中,但还远未达到他应得的高度。

   然涉及科学学术、历史真相,就应扫除一切政治因素、门派恩怨、人情避讳等等干扰,以一码归一码的原则将国故整理清楚。

  

   七、余论及甲骨学阶段划分建议

  

   朱彦民教授在前述“一大公案”文章中,对甲骨文发现之争做了很多有益清理,然该文的相关结论,诸如“实际上在早期的甲骨学者中,对于谁是甲骨文的发现者,他们自己并没有多少在意之处。尤其是与甲骨文发现相关的当事者,没有什么争名夺利的思想……这也可见老一辈学人的治学风采”、“对于甲骨文发现的这两种主要说法,也许并不矛盾。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早期学者的道德文章以及对学术事业的真诚”等[6],笔者则难以苟同。因为如此作结论的科学性、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仍嫌不足,尚未清除中国学术论文中常见的中庸调和、溢美师长色彩,也混淆了“高—下”与“是—否(真—假)”的不同性质——前者可以仁智,后者不容含混。

   另外一个方面,甲骨文发现史之所以至今留有诸多争论悬案,也与主导发现史早期记录的董作宾等学者不无关系。因“董作宾的教育背景中并无现代考古学的训练”、“当傅斯年派董作宾前往安阳时,董先生似乎也仍停留在前一阶段的学术眼光”[35],也因为早期的资讯匮乏,故《甲骨年表》等不得不将村民和坊间的传闻一并收入。董彦堂随后成为成就斐然的甲骨宗师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后师生对其早期著作的尊重和因袭。

   大师也非圣贤孰能无过,百年追寻真相毋需讳言。期待中国史学界能以更加严谨的现代科学原则细审华夏国故,则诸如此类的历史悬案疑案,都不难进一步厘清。

   迄今学界对甲骨学发展史的阶段划分,多根据性质和时间,将王懿荣、刘鹗划为发现阶段,将孙诒让和罗、王划为科学发掘之前的考释研究阶段,将1928年后划为史语所科学发掘研究阶段,将1949年后划为建国后的新阶段。而在笔者看来,不同于诸如埃及古文字因为失传已久、导致拿破仑学者大军的发现与商博良的成功破译相隔20年,故可明确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甲骨文发现情况的独特性在于,其发现、公布与鉴定、释读等重要节点之间,都如前数节所述那样,在时间、内容和当事人上密不可分。在《铁云藏龟》出版的一刻,发现物拓片和作为该书之序的研究论文也同时面世,对此一重大发现的年代、性质和意义都做出了基本正确的鉴定诠释。

   当时还有一个亮点笔者尚未见学界提及,这就是吴昌绶的《铁云藏龟》序在考据了中国相关古籍之余,还述及了世界范围的古文字进化史,指出:“昌绶又观埃及碑刻及西书所传古时文字,亦多象形,往往与此绝相似。方今文轨大同,固宜有此瑰异之迹,旌示遐方,蕲以达中外之殊涂,辟古今之奥键,斯通博所尚,匪资目翫已。”[16]19这就使得与《藏龟》同时的中国最初的甲骨文研究,在第一时间就具有了国际视野。作为一百多年前的本土学者、古书鉴藏家,吴昌绶能有如此眼界见识,也属难能可贵。

   故笔者认为,应把刘鹗、吴昌绶一同确认为甲骨文研究先驱,与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同等看待,一起列入“甲骨文研究暨甲骨学的开创者”行列(关于《契文举例》的出版周折、刘—孙—罗考释成果对比、孙—罗—王的微妙关系及日本林泰辅的早期贡献等,笔者将另外探讨);同时与此相应地将1899至1928年共30年期合并起来,称为“中国甲骨文发现、鉴定和研究的开创奠基期”。此阶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按参与时间先后为王懿荣、刘鹗、罗振玉、吴昌绶、孙诒让、王国维;次要或较晚参与搜集和研究的奠基期中国学者,尚有王襄、端方、罗振常、唐兰、马衡、叶玉森、胡小石、商承祚、容庚、吴其昌等人。

   遥想当年,甲骨学的先行者们在晚清家国飘摇的险恶环境里,在许多大学者都视甲骨文为伪造、研究者为“非贞信之人”(章太炎语)的质疑声中,艰苦卓绝,踽踽独行。王翰甫在1902年被迫大量出售包括甲骨的乃父所遗长物,是为了“清公夙责”,父债子还。然贵为二品祭酒的王懿荣生前因何举债?无它,唯古董收藏耳(王有自况诗云“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以此推之,王懿荣率先购藏甲骨的最终买单者,可以说实为刘铁云。然刘鹗的购藏是否属于钱多附庸风雅或逐利?前述各节已明确给出否定回答。但在重要大发现和研究之余,刘鹗接盘甲骨的勉力为之也鲜为人知(刘亦有自况句云“债主纷纭渐相逼,心虽未餍力已穷”等):就在刘氏收购甲骨前一个月(1902年10月)前后的日记中,已出现“连日债务丛集”,更有“翰甫之债本日期,乃由子谷暂挪千金付之”,就是说刘鹗也在向朋友借债来购买王翰甫的甲骨,以帮他还清乃父当年购藏文物的借债!罗振玉长年苦心经营,经济上稳健一些(罗仍有忆旧文字云“因印书故,灶几不黔”、“无所仰给,此古器者稍稍出以易米,寻复悔之”),寿命上长一些(74岁),但政治上却背负了铁杆保皇和汉奸的骂名。遥望此一群体,与辉煌学术成就形成惊人反差的,是个人生涯的悲惨结局:罗振玉在反动遗老阴影下郁郁而终;王懿荣、刘铁云、王国维,加上后来的陈梦家四个甲骨发现、研究功臣,一个流放暴毙,三个先后自尽,且都横死于50多岁壮年的学术巅峰期,可谓前仆后继,一脉相承,可悲可叹。

   早期先贤们面对既无地层、也无坑口位置等科学发掘记录的一堆碎骨,全凭一身扎实的国学功夫,同时汲取中西两种文明的精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进步、为甲骨学步入世界现代学术之林,完成了开创性奠基。因此,将甲骨学史中的甲骨文发现与早期研究阶段合并为一体,不但更加接近历史真相、更加符合科学发现原则,也是对诸位甲骨学先驱的历史性业绩给出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评价和总结。

  

   注释:

   ①明义士《甲骨研究》(1933),转引自胡厚宣《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相关文字为:“余既找到正处,又屡向范氏和小屯人打听,又得以下的小史……按范氏一九一四年所言:一八九九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当年秋,潍县范氏又卖与王氏甲骨十二块,每块银二两,盖范氏在北京听说王氏之事,便到彰德得了十二块,回北京,卖与王氏。”

   ②刘蕙孙(1909-1996),谱名厚滋,父亲是刘鹗四子刘大绅,母亲是罗振玉长女罗孝则。早年曾随罗振玉、王国维、刘大绅寓居日本、上海、天津、北平,并曾留学日本,再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马衡专攻金石考古。研究生毕业后在顾颉刚领导下任北平研究院历史所编辑,之后任北平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杭州之江大学讲师、副教授。建国后任福建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有《中国文化史稿》、《刘蕙孙周易讲义》、《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铁云诗存》、《老残游记补篇》等十余部专著。

   ③刘德馨在《我的回忆》一文中追忆刘鹗的家仆李贵说:“那是在河南的时候,有一天我跟二太爷(李贵对铁云公之称)外出,在街上遇到一家人正向外面倒药渣,边走边倒。他老人家目光锐利,旋即俯下身来检了几片。我正在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岂不晦气?而老人家手持所检之药已追上去问人家:‘这是什么药?’人家回答不知道。又追问:‘在哪家买的?’人家告诉了他。他马上到这家药店并将所检之片出示问:‘请问这叫什么药?’店里人说是龙骨,可以治五痨七伤。老人家笑笑说:‘这不是龙骨,而是龟甲,你看上面好像有字,这是个宝贝’……李贵立即说:‘这有什么稀奇,过去二太爷多得很,有五六千片呢!除了最初在河南买了不少外,就是淮安东门外也买了不少。当然以买山东王大人家那几千片他老人家最为喜欢。’”参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7页。

   ④吴昌绶(1868-1924),近代藏书家、刻书家、金石学家;字伯宛,又字甘遯、印臣、印丞,号耘存,晚号松邻。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时期藏刻书家吴焯后裔。1897年举人,官内阁中书。民国曾任司法部秘书。以藏书刻书著称,熟于目录版本,藏书处曰“双照楼”。刻有《双照楼汇刻宋元人词》、《松邻丛书》等,著有《定庵先生年谱》、《松邻遗词》、《松邻书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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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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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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