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0:52:07

进入专题: 甲骨文发现     刘鹗     王懿荣  

任光宇  
动即十数金”,“骨之大者,字酬一金。孟氏与余皆因于力,未能博收”,“闻售诸福山王文敏公”[9]。据笔者查证,当时口语“一金”即为一两白银,而当年的三两银子就可让一个平民生活一年,故这明显是经过识货者(王懿荣)判断认购后的提高要价。据罗振常的《洹洛访古游记》和明义士的《甲骨研究》,当地之前作为中药“龙骨”的价格为“每斤制钱六文”,按时价一两银可买龙骨约500斤。

   这里笔者试做一个补充。不少当事人和后世学者(如王—孟、明义士、端方及王国维、董作宾、胡厚宣、王宇信等)不谙商道,过分相信了估人所说价格。欲准确了解一项交易须从买卖双方调查出实际成交价,“字偿一金”、“每片二两”、“闻每字银四两”等都应是卖方哄抬,在最早买家王懿荣辞世后这种哄抬和谣传还会一度肆无忌惮。而刘鹗的经商背景和大买家地位,使他在价格上能够保持清醒,在《铁云藏龟·自序》中也没有相信和传播“字偿一金”之类的高价,仅说王氏“厚值留之”。笔者此判断也有原始记录支撑:刘鹗当年日记(1902.11.27)记下了甲骨价格查证,明确否定了估人和谣传的哄抬价:“申刻至王孝禹处鬯谈,并访龟板原委,与赵说相孚。今早王端士来,其说亦与赵孚。端士云,文敏计买两次,第一次二百金,第二次一百余金。孝禹云,文敏处极大者不过二寸径而已,并未有整龟也(这点可能不确切,后世发现王家保留了少量较大甲骨。——笔者注)。德宝云有整龟十余片,共价十七两,皆无稽之谈矣。”[11]713据此可知,王懿荣只可能在初见十来片时出高价(如一片1至2两),计算起来,他总共费银约350两买了约1500片甲骨,平均的成交价每两4.3片;如按每片平均有6字算,则每字约0.039两银子,仅是所谓“字偿一金”的二十六分之一。

   故可能性较大的真相应该是: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确曾去过天津、见过王和孟(关于范姓人名,刘鹗和明义士都只提及范姓,王襄记录的是范寿轩、罗振常记录的是范兆庆、罗振玉记录为范维卿。据邓华考究,范维卿应为范维清,是范寿轩的同乡、同行的小辈族亲;维清售文敏在先,寿轩售王襄在后[12]。此三人的真实情况尚待厘清,但对本文讨论影响不大),但第一次见面是1899年在与王懿荣首次甲骨交易后的空手探询;1900庚子年春在天津有了少量成交,但也是在与王懿荣第二次交易了数百片的前后;再后较多的购藏,就已是京城失陷、王懿荣自尽后的事情了(陈梦家曾见过孟氏1900年11月12日疑似收藏的记录[13]648)。那时京津地区已一片狼藉,官绅元气大伤,甲骨及各类古董身价随之一落千丈。直到《铁云藏龟》(1903-1904)、《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先后出版,甲骨价格才随之逐步回升。在此期间(1902-1911),刘鹗、方药雨、王孝禹、库寿龄、方法敛、罗振玉、端方、沈增植、明义士等也开始成批购藏,刘鹗更是在几年内一跃成为甲骨和大量其它珍贵文物的收藏大家(遂有《铁云藏龟/藏匋/藏货/藏印》等系列出版规划)。

   综上所述,一则王—孟没有早于王懿荣购藏甲骨的确切证据,只有反证;二则就算王—孟在1900年或更早收购了少量甲骨,也无任何原始证据证明他们在1903年《铁云藏龟》出版之前及时、正确鉴定出了甲骨文的年代和意义,只有反证。而要确立甲骨文的发现,前述三项现代科学发现必要条件不可或缺。原因简单明了:任何一项科学发现、发明诞生之后,常有同期或更早接触过的人恍然大悟,对自身的失之交臂遗憾万分。如果让那些非及时(事过境迁的、不可查证的、尤其是有利于自身)的孤说可左右一项发现的判定,那么无数科学发现、发明乃至各种历史重大事件,都会因不同说法的陆续涌现,而永远争论不休。

   另有“端方发现说”,由董作宾在1937年编年表中记录;有古董商早年也曾将带字甲骨以每字2.5两银子卖给端方,但时间是在1904年,且无相关鉴定研究证据,只是一种“故事在古董商和小贩中流传,没有实际的学术影响”[8]10,15。

   因此,笔者的看法是,关于甲骨文的发现人,只有二说可议:一为“王懿荣发现说”,一为“刘鹗发现说”。而且从严格的现代学术规范上来讲,发现人更应该是刘鹗(理由见下节)。

  

   二、“刘鹗发现说”、“王懿荣发现说”和“王刘联合发现说”

  

   “刘鹗发现说”一说,主要因为政治因素(刘鹗的超前眼光及言行,导致在他生前死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都长期被误判为“汉奸”和反动派),加上刘鹗资料的缺乏及其它诸如师承门户等原因,以致几被中国主流学术界忽视、遗忘。笔者所知的提及者,早期只有董作宾、胡厚宣1937年的《甲骨年表》:“铁云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正儒,相与惊讶……铁云遍历诸肆,择其文字较明者购以归”[8]6,但究其主要来源只是1931年报载“汐翁”短文孤说,不足为确凭[14];中期有王宇信在1984年“商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中简短提及[15],根据仍与董胡上述来源相同,随即基本否定;近年仅见前述徐坚在《发现甲骨: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法》一文中指出:“除刘鹗说之外,其他诸家假说均无确凿证据,而且都是以行为意义上的发现取代认知意义上的发现……‘刘鹗发现甲骨说’是唯一有确凿的同时期文献证据的假说,但是却很快被其他假说取代。”可惜徐氏并没有进一步追究论证。

   而事实上,“刘鹗发现说”之确凭实据,完全无需牵扯那篇内容道听途说的汐翁“龟甲文”,只凭刘鹗遗留下来的相关原始日记和在1903年公开出版包括自序的《铁云藏龟》,再加上1904年登载于《时报》的广告(详情见下文)等,就可构成一连串确凿完整的证据链,充分满足前述现代学术发现的全部三项条件:

   (1)发现实物:五千余片具来龙去脉的有字甲骨实物收藏和1903年初版6册、共1058片有字甲骨1∶1比例的原甲骨拓印,加上发现之初的相关描述,诸如:“传闻土人见地坟起,掘之,得骨片与泥相粘结成团……同时所出,并有牛胫骨,颇坚致。龟板,一种色黄者稍坚,色白者略用力即碎。”[16]20

   (2)正确鉴定诠释:1903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日)《铁云藏龟·自序》:“盖汉人犹得见古漆书,若刀笔无有见者矣。是以许叔重于古籀文,必资山川所出之彝鼎。不意二千年后,转得目睹殷人刀笔文字,非大幸欤!……象形之字既多,可知其为史籀以前文字。何以别其非周初?观其曰‘问之于祖乙’(三·三)……祖乙、祖辛、母庚,以天干为名,实为殷人之确据也”[16]20;加近年发现、尚未引起学术界重视的1904年夏刘鹗所撰《时报》公告:“士生三千年后而欲上窥三代文字难矣!……故出敝藏古文,拓付石印。兹先成二种:一曰《藏龟》……皆殷、商纪卜之文,以刀笔□于龟骨,即殷人亲笔书也”[11]669;再加作为原始旁证的1903年吴昌绶作“铁云藏龟序”:“文敏导其前马,先生备其大观。……寀为殷人之遗,证譣显然,致足矜异”;及1904年12月孙诒让《契文举例·序》:“丹徒刘君铁云集得五千版,甄其略明晰者千版,依西法拓印,始传于世。刘君定为殷人刀笔书。……知必出于商周之间。刘君所定为不诬。”[17]139

   (3)原始、公开或可查证的书证记录:上述1903年末出版的石印《铁云藏龟》及落款于同年9至12月间(农历八至十月)的三篇序言(刘、吴、罗);1904年孙诒让据《铁云藏龟》所著《契文举例》并序的相关文字;加其它确切原始书证:前有刘鹗1902年《抱残守缺斋·壬寅日记》手稿中关于“龟文”的数条原始记录,后有上述1904年报载“抱残守缺斋刘铁云启”《铁云藏龟》、《铁云藏陶》大型出版公告;再加最早见到甲骨文的外国人内藤湖南(虎次郎)的相关回忆:“明治三十五年(1902)……其时在北京会见了刘铁云氏,当时他编纂的著作放在桌子上,正在制作拓本,听他说这是新近从河南发掘的龟甲,上面刻有文字。”[18](刘鹗日记中也有该年与内藤的交往记录。)

   上述多项原始证据各自独立,相互印证、互洽,形成了一条完整、坚实的证据链。因此全面、严格来讲,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并正确将其鉴定诠释为中华文明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古文字,且及时借现代出版媒体多次向世人宣示这一重大发现的人,是刘鹗。

   此外,“刘鹗发现说”至少还有两个辅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说法,尚未见学界关注。

   一是刘鹗之孙、罗振玉外孙刘蕙孙教授②曾在1985年的《甲骨聚散琐忆》中说:“关于我祖父铁云先生从王懿荣家收买甲骨情况……据我听罗振玉和我父亲都说,铁云先生是王懿荣的门生,王殉国后,因平日负债,其子王汉甫等斥卖他的古物偿债,很大一部分长物都归了铁云。有一天又去王家见墙角放着一堆碎骨,取视,上有刻字,认为奇宝,悉数取归,是为发现甲骨之始。”[19]据此说推断,在这之前除王懿荣外,还没有任何具学识者、包括其子和刘鹗知道这个发现,所以那天在王家的“取视”、“认为奇宝”,就至少应是刘鹗再发现甲骨之始。刘鹗可能在那几页至今失踪的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根据见后),更可能后来在上海向罗振玉口头描述过,罗再转告王(如果不是王国维碰巧在场的话),日后成为了王国维能够说出“文敏命密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的根据来源。刘蕙孙少时曾随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居住,后来的学历和专业领域也是金石考古,故此说虽是当事人后代在多年后的转述,也应作为一项次级辅证和一种“刘鹗再发现说”。

   另一较弱参证,是刘鹗家族三代家仆李贵有“刘鹗早年在河南(1888年至1893年)从中药龙骨中发现甲骨文”的说法,由刘氏后人刘德馨转述③。但因讲述者无学识、与后辈闲聊很可能记错年代,更因为没发现刘鹗自己的相关文字记录,故只能将其中一些场景,如刘鹗曾关注龙骨药渣、曾去药店调查收购等,作为一个独立于“汐翁说”的参考资料。

   这两个辅证不利一面也是属于利益相关(来自当事人后人及家仆)。但好在刘鹗自身及时留下的直接书证证据已够强大、完备,足以使刘鹗成为现代科学发现规范上条件完备的“收藏+鉴定发现人”。

   关于“刘鹗发现说”的发现时间,最迟应是在1902年11月5日(农历十月初六日),确凭是刘鹗《壬寅日记》中当天的记载。该日日记全文为:“晴。午后,涂伯厚来,看宋拓帖。申刻,偕宝廷往晤詹美生商谈一切事。晚间,刷龟文,释得数字,甚喜。”一天后(十月初七日)又记:“昨日翰甫之四百金取去。夜,作《说龟》数则。”[11]712根据刘德隆《试论刘鹗对甲骨学的贡献》一文中对刘鹗日记原件所作的对比考证,陈梦家依据的1936年《考古社刊》所载刘鹗日记年份有误,故刘鹗在1901年购藏王氏甲骨一说不能成立,1902年11月5日的这条日记就是迄今所见我国甲骨文史上明确记录甲骨文字(刘鹗时称“龟文”)的第一次文字记录[20]。本来刘鹗初次见到或购藏甲骨文的时间理应更早,至少要早上几天,但记录恰缺,据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记载:“壬寅十月日记初一至初四日数页,被人扯去,内容不详。但从初五日记刷龟及初七日记王汉黼取款事推测,购让王氏藏龟,即是在十月初几天以内的事。”[21]这个疑案很值得日后继续追究,但现存原始记录所载的最早的发现日,比之前的“1899年”晚了三年、却跨了一个世纪,看上去颇为“吃亏”。然科学结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理,就在于其严谨的原则,正如胡适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另一方面,“王懿荣发现说”的根据、理由,已经被很多学者和文章充分讨论,不再细说。但此说的重大缺陷依旧,这就是迄今仍没能发现王氏确凿文字、或其它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王文敏公在1898-1900年间发现购得甲骨并做出过正确的鉴定诠释。次级旁证、辅证当然比较充分,笔者简明综合为四:其首要、最早的原始公开辅证,就来自刘鹗接手的甲骨和《铁云藏龟·自序》的记叙:“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甲骨文发现     刘鹗     王懿荣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语言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723.html
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