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权:论网络平台的数据报送义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 次 更新时间:2019-10-23 07: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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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权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被平台控制。除了电商平台外,社交平台、服务交易平台、金融科技平台、搜索引擎平台、内容提供平台等也控制了大量数据。在大数据时代,平台就是一个巨大的网络数据库。可以预见,不管通过何种方式与途径获取数据,平台控制的数据只会越来越多。平台成为了数字经济海量数据的最大控制者。

   对于平台来说,数据即财富,拥有了数据就相当于拥有了生产资料,数据可以直接转化为商业利润。科学有效地运用数据,可以实现商业智能 (BI, Business Intelligence) 。无可争议,数据已经成为了一种商业资本,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利益,可以被巧妙地用来激发新产品和新型服务。数据就是企业的财富和金矿,谁拥有大数据,谁就有制胜的砝码,谁就可能成为大臝家。数字经济企业借助大数据,形成从产品设计、生产到销售、配送在内的全过程记录、分析和公开,实现营销策略的快速调整。26谁拥有了足够的数据,谁就可能占领市场的主导地位。然而,对于政府来说,数据同样具有无可估量的重大价值。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国发[2015]50号) 明确提出,应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逐步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政府通过公开访问平台网站等方式往往无法获取充分有效的数据,由此导致了政府决策的信息困境,即政府决策的作出者同数据的直接控制者发生了分离。科学决策离不开准确充分的数据。如果数据不够准确充分,政府宏观决策就可能失误,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就无法提供。政府进行科学的宏观决策,客观上需要平台提供大量准确充分的数据。

   (二) 有效监管和个案调查需要准确充分的数据

   具体的政府监管和个案调查,需要准确充分的数据。对数字经济监管的效果,受到政府掌控数据信息的质量和数量的直接影响。例如,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数据和个人信息,是行政机关实施监管行为的前提和依据。但政府往往很难或无法及时获取详细的数据,所以政府可能无法准确评估监管对象、设定监管标准、发现违法行为并启动监管程序。谁能掌握海量的一手数据,谁就能进行更好地监管。平台控制的一手数据远远多于政府,由其进行一定的自我监管更具有信息优势,再加上平台更具有技术、人力、财力优势,应引导其“积极主动地展开自我规制”。然而,尽管存在诸多优势,但平台的自我监管却存在过度关注自身利益、通过监管套利、缺乏自我规制驱动力等缺点,所以适度有效的政府监管不可避免。而有效的政府监管需要平台的协助,一个良好的平台生态,应当建立在政府与平台有效对接的基础之上。

   有效的政府监管需要平台及时报送相关数据,积极配合政府监管和调查职能的开展。例如,电商平台通过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有助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平台内经营者逃避市场主体登记行为进行监管,因为对于平台内经营者的信息,往往只有平台才能够全面掌握。通过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纳税有关的信息,可以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偷税漏税行为进行监管。在个案查办中,监管部门在调查涉嫌违法行为时,需要平台提供双方交易账号、商品或服务的名称、交易金额、订单号等数据信息,以对具体案件进行定性,并确定处罚额度。对于司法而言,特别是互联网诉讼的特殊性,法院可以要求平台提供相关数据作为证据,平台负有相应的公法义务。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必须授予执法机关一定的权力和手段,以发现和惩处犯罪分子。

   域外很多国家的法律对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获取数据作了规定。英国《调查权力法》 (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规定,政府可以要求网络服务平台提供互联网浏览数据、电子邮件发送地址、IP地址、电子文档和数据的加密密钥等数据。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 (Bundesdatenschutzgesetz) 规定,为避免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危害,或为了对重大公共利益进行保护,公共机构可以获取数据控制者的数据。美国的“云法案”即《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 (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 更是允许美国执法、司法等部门,通过国内法律程序获取美国公司在境外存储的数据。可见,相关数据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价值。当相关政府部门进行监管和个案调查需要某些数据时,平台有义务予以提供,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总的来说,无论是宏观的政府决策,还是具体的行政监管和个案调查,都需要平台及时报送准确充分的数据。政府对平台数据的客观需求,会随着平台对数据控制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加。权利义务具有对等性,作为掌控海量数据的网络平台,在不断挖掘和利用数据商业价值的同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当然要承担相应的数据报送义务。不同于平台的其他义务,如身份审查登记、定期核验更新、保障交易安全、健全信用评价、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义务,实质上是政府“将自身的一部分治理任务分配给了平台”,数据报送义务的对象是政府,报送目的一般并不是直接为了保护平台用户的权益,而是为了协助政府更好地实现公共职能。《电子商务法》第7条已明确提出,“国家建立符合电子商务特点的协同管理体系”。平台积极履行数据报送义务,是互联网时代平台经济协同共治的客观要求。

  

   三、数据报送义务的合理建构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据的价值会得到越来越重要的体现,政府要求平台报送数据的情形必将愈加普遍。然而,不适当的数据报送义务,不仅可能侵害个人信息、损害商业秘密,而且还可能导致我国企业“走出去”受到歧视性对待。例如,域外一些企业和机构往往认为我国政府很容易从企业获取数据,从而经常以数据不安全为由阻止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此类事件已经屡见不鲜。个人信息保护不力的国家,肯定会在国际人权与国际贸易方面腹背受敌,受到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打压。在全球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新背景下,我国应当不断推进平台数据报送的法治化,建构科学合理的平台数据报送义务机制。

   (一) 履行数据报送义务的前提:数据权属清晰

   清晰的数据权利归属,是正当报送数据的前提。平台所控制的数据,并不一定都归平台所有。平台既是数据的生产者,也是数据的存储、管理和使用者。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以及数据的使用、管理情况,应清晰界定数据权属,以明确数据报送的内容与权限。如果所要报送的数据属于用户个人所有,或属于个人与平台共有,那么平台擅自报送这些数据就可能构成侵权。因此,只有数据权属清晰,平台报送数据才可能避免来自数据主体的侵权指控。

   然而,对于是否应当确立数据权利,理论上还存在分歧,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即赋权说和非赋权说。赋权说认为,应当为数据主体赋权,通过数据权利主体有效制约数据滥用。如果在法律上不能保护自然人对个人数据的自主利益,就无法防止数据被非法收集、使用和转让,就等于拆除了自然人既有的人格权和财产权的权利屏障,最终危害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就赋权类型而言,可以在区分个人信息和数据资产的基础上,进行两个阶段的权利建构:对于个人,应在个人信息或者初始数据的层面,同时配置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对于企业,基于数据经营和利益驱动的机制需求,应分别配置数据经营权和数据资产权。非赋权说则认为,数据主体不应享有绝对权利,不应当为数据主体赋权,以保障数据最大程度地流通使用。基于主体不确定、外部性问题和垄断性的缺乏,数据权利化难以实现。个人信息具有社会性、公共性,“个人信息的使用不应当由个人决定”“不是让个人控制个人信息 (赋权) ”。由于“个人数据信息具有数量大、价值密度低、智能处理以及信息获得和其使用结果之间相关性弱等特征”,在大数据时代无法以隐私权、财产权或者其他类型的私权利来对待个人数据信息,应当将个人数据信息作为公共物品。

   针对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认为,应当科学合理地配置数据主体权利,既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又充分促进数据有序自由流通。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赋予个人、企业、政府等不同主体以数据权利,将数据权作为法定权利予以体系化保障,对于数据安全的维护和数据价值的实现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平台所控制的一部分数据,属于用户个人,应当赋权给个人。例如,用户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收货地址、订单信息、评价信息等数据,原则上应属于个人所有。对于个人数据权来说,个人对自己的数据可以自由处分,甚至获取相应的收益。从性质上看,个人数据权具有复合属性,既具有人格权也具有财产权的特性。根据权利的内容不同,个人数据权又可细分为同意权、访问权、被遗忘权、纠正权、可携带权、获益权、拒绝权等多项具体权利类型。平台所控制的注册用户数量、销售某类商品的数量、供销渠道、销售记录、某类商品被投诉情况等数据,以及平台通过智力劳动形成的大数据,原则上应属于平台所有,应当赋权给平台。对于企业数据权来说,实际上属于大数据时代的一种新型财产权。另外,还有一部分数据可能属于个人与平台共有。

   总之,平台所报送的数据并不一定属于平台所有。对于平台所要报送的数据,涉及不同数据主体的所有权。尽管虚拟空间的网络数据,在占有、使用上不同于实体空间的物体所有,多个主体在不同的空间可以同时占有、使用同一网络数据,但也不能随意侵犯数据权益。平台报送数据既可能涉及个人的数据权,也可能涉及属于平台自身的数据权。对于属于平台所有的数据,平台当然具有处置权限,可以自由报送;但是对于平台控制的个人所有的数据,或个人与平台共有的数据,平台或许不能随意报送,需要受到一定的约束,否则可能侵犯个人数据权。因此,正当报送数据首先需要明晰数据的权属。

   (二) 履行数据报送义务的边界:合比例性权衡

   履行数据报送义务应当有合理的边界,避免义务的无限扩张。立法者应科学合理地确定数据报送义务的边界,明确数据报送条件与报送范围。数据权属明晰了,并不表明数据权利就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权利,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在行使权利时都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正如马克思所认为:“ (自由) 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目的,权利应当自我限缩,权利的行使应当有助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实现。在保护数据权利的同时,还要保护他人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科学研究权等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对于个人数据来说,除了帮助个体维持人格尊严或人格利益外,还存在不容忽视的社会价值和公共价值。个人数据权的设置应促进数据利益共享,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性与公平性,平衡不同群体的数据利益。

   平台报送的数据即使可能涉及个人数据权、企业数据权,但也不表明完全不能报送。“即便是强调数据主体权利的欧盟,也并未将其作为一种绝对权利来保护。”有权利必有义务,履行义务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权利。个人数据权很重要,平台数据权很重要,公共利益同样也很重要。平台究竟是否应当报送数据,该报送哪些数据,实际上涉及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但并非只要是基于公共利益,平台任何时候都应当报送任何数据。“政府管理部门不能因为这些数据信息有助于其行政职能的实现,就认为自己可以任意索取,甚至是控制和支配。”数据报送义务的边界确定,不能单纯片面强调任何一方的利益,应当遵守比例原则,实现多元利益的均衡。

首先,数据报送应当符合目的正当性原则。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平台才应当报送数据。如果数据报送请求是为了谋取公职人员个人利益或其他团体利益,则不具有目的正当性。平台也不能出于谋取非法利益,而违法向政府报送数据。政府请求报送数据应当具备明确的目的,而不能仅仅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宽泛地提出请求。因为“公共利益”极易被滥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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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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