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论迟子建长篇小说《伪满洲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6 次 更新时间:2019-10-18 00: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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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害怕的是赖以维持生计的煤矿全部焚毁之后,他们到哪里吃饭去?他们就这样担惊受怕地捱到黎明。火光渐渐熄灭了,只是不知抚顺城里会是什么样子。很快有消息传来,说是采炭所所长渡边宽一被处死了,采炭所的仓库、机械工厂、木工厂、选炭所、变电所无一幸免地被焚毁。美莲的婆婆忧心忡忡,不知道大儿子一家五口马上回抚顺安全呢,还是继续留在平顶山太平,最后觉得家人都团聚在一起更有主心骨,于是就让他们一家留在了平顶山。

   抗日游击队焚烧日本人开设的矿场、配给所、机械工厂等等,是抗日行为,是在打击日本侵略者,这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上,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抗日游击队处死日本的所长一类人,是在消灭侵略者、占领者,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上,更是绝对值得肯定的。但是,国家民族的大义,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日本人开设矿场、机械厂等厂矿,需要有人做工,而周边村民许多人在这些厂矿做工,挣一份养家糊口的工钱。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人开设的工矿,是附近村民的衣食之源。这让我们想到,日本人是侵略者、是剥夺者,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日本人又与村民构成了某种共生关系,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十分暧昧和混沌了。游击队让住在矿工宿舍的工人带来采煤矿场的引火材料和煤块。这工人当然知道游击队意欲何为,而游击队的大火将烧掉日本人开设的矿场,同时也烧掉他的饭碗。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照着游击队的要求去做了。大火烧起来了,村民们为有人敢于与日本人较量而兴奋,同时也为全家生计的失去着落而忧心。生计的失去着落还是小事,当村民们知道游击队焚毁了日本人开设经营的许多厂矿,尤其是知道有日本人被处死后,便知道日本人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进行残酷的报复。游击队已经无踪无影,当然只能向附近的百姓报复。日本人一向这么干。人们知道,日本人的报复一定会来,很快会来,只是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来。美莲婆婆大儿子一家五口本住在抚顺,是回到平顶山过节的。婆婆不知道是立刻让他们返回抚顺好还是留在平顶山好,就是因为不知道日本人的报复会采取怎样的方式。最后决定让他们留下来,也无非是要死也死在一起的意思。迟子建描绘了日本人机枪响起后的情形。百姓们并非从容就义、慷慨赴死,只是无奈地在机枪的火舌下血肉横飞。唯其如此,我感到了别样的悲壮。这些无奈地惨死的百姓,也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他们是国家民族为抗日付出的代价。

  

  

  

   人的身份都不是单一的。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所属的国家民族的一员。当另一个国家民族成为自己国家民族的入侵者、占领者、压迫者的时候,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就与那另一个国家民族形成整体上的敌对关系。作为国家民族的一员,那入侵、占领、压迫自己国家民族的所有成员,都是自己的敌人。但人的社会身份又不只是具有国家民族的属性。一个人还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朋友,是某一个的丈夫或妻子,是父亲或母亲,是某一个的恋人等等。同时,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成员,性情品格、道德观念、民族意识等都必定是千差万别的。这样,被入侵、占领和压迫的国家民族的成员与作为入侵、占领、压迫者的那个国家民族的成员,就会形成极其复杂多样的关系。伪满洲国时期,大量日本人来到东北,在东北扎根。他们在东北经营各种各样的生计。这样,十几年间,对于东北的中国百姓来说,日本人是入侵的敌人,同时又是朝夕见面的邻居,是自己店铺的常客,是生意上的对手或伙伴,是深爱着自己的人或者是自己所深爱着的人。来到中国的日本人,并非所有人都以一副骄横的面目出现,并非所有人都对中国人摆出一副欺凌的姿态。作为个体,他可能是平和的,甚至善良的,是乐于助人、谦卑友爱的。既然大量的日本人来到中国扎根,日本人就成了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想不与日本人发生任何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样,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家民族意识,就会经常性地与人类的其他意识冲突,对国家民族的爱就会经常性地与人类的其他感情相水火。日本甚至启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开拓计划,许多日本男子作为开拓团成员被派到东北,而许多中国女子被配给为日本开拓团成员的妻子。日本男子与中国女子结成了夫妻。在国家民族的意义上,这一男一女是仇敌,但在人伦的意义上却又是夫妇,某种意义上是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他们承担着为人类繁衍后代的义务。而生产出的后代,却又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中国人,两个敌对的国家民族共存于一人之身。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一种价值系统,中国人传统的五伦八德观念又是一种价值系统。在正常情况下,这两种价值系统是相安无事的,但在伪满洲国时期的中国人心灵里,这两种价值系统却时时冲突着、较量着。这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是一种心灵的煎熬。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揭示了那年月普通中国人心灵中的这种煎熬。

   吉来的父亲王恩浩,在奉天开着一家当铺,生意很红火。他与日本人山口川雄本来是情投意合的朋友。山口川雄虽然是行伍出身,但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因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早早退出了军队,在奉天经营满铁的舅舅把他安排在奉天的一家外国银行工作。“山口川雄喜欢古董和围棋,汉语讲得格外流利,对战争流露出深恶痛绝的情绪,与王恩浩一样喜欢沉湎于旧物所营造的哀婉侈靡气氛中,所以他们一拍即合。”中国人王恩浩与对战争深恶痛绝的日本人山口川雄成了莫逆之交。他们性情相近、趣味相投,他们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于是他们常常相聚,把酒纵谈。相识之后,二人的友谊与日俱增,以至于“一周不见就想得慌”。他们总是在日本人开设的大和饭店见面。一开始,中国人王恩浩并没有在意日本人山口川雄的日本人身份。然而,别人却在意。首先是王恩浩当铺的职员难以接受王恩浩与一个日本人如此亲密。他们对山口川雄显示出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太热情有些违心”。他们内心里都是痛恨日本人的。“而太冷淡又恐主人不快而砸了自己的饭碗”。王恩浩喜欢日本清酒和日本的菜肴。在正常情况下,这完全是一个个人嗜好问题。然而,在伪满洲国这样的特定情境里,这就成了一个关乎民族大义的大问题。王恩浩贪恋日本酒菜,因此外出与山口川雄相聚时,常常喝醉。而山口川雄总会在深夜送其回家。有一次,山口川雄深夜送醉酒的王恩浩回家,当铺值更的老头终于对山口川雄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家主人以前从不这样,他要是让人瞧不起了,我们也没脸见人了。”这句话里的弦外之音太丰富也太尖刻了。值更的老头见王恩浩烂醉如泥才敢说出这样的话。而深通汉语的山口川雄当然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从此山口川雄不敢再请王恩浩出去喝酒了,只是把王恩浩爱吃的几样东西买了带上,租了车来王恩浩的当铺相聚。王恩浩与山口川雄的来往,也引起干娘张荣彩老人的愤怒。她这样质问王恩浩:“你跟我说说,你怎么跟个日本人好起来了?那大和饭店是咱们这路人去的地方吗?”面对这样的质问,王恩浩当然只能面红耳赤。“国家民族”在挤压着两个人的友情,但二人仍努力维护着这份纯私人性的感情。平顶山惨案发生,王恩浩的亲妹妹美莲在日本人的机枪扫射下丧生,这才使王恩浩开始疏远日本人山口川雄。“想到妹妹惨死在平顶山,王恩浩就淡了与山口川雄交往的兴趣。山口川雄有一次兴致勃勃地来当铺看他,王恩浩也没了以往的热情,自尊的山口只下了半盘棋就投子认负,叫车离去。”此前,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对于王恩浩来说,多少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因为他的切身利益并没有因日本人的到来而受损,更没有亲人被日本人杀害。而当胞妹惨死于日本人之手后,日本人便整体上具象为一个“仇人”。作为日本人的山口川雄,自然也是仇人之一,或者说,是仇人的一部分。这时候,再让王恩浩与山口川雄保持那种亲密的友情,就不可能了。而当铺里上上下下的人见王恩浩疏远了日本人山口川雄,“都暗中喜悦”。国家民族的意识与纯私人性的情感就这样纠缠着、冲突着。

   美丽的中国姑娘于小书,与日本人山口川雄相恋并结婚,这当然遭到同胞的鄙夷。王恩浩的干娘张荣彩老人更是怒不可遏:“骂于小书没骨气,是个卖国女贼,将来生的孩子就是个坏杂种。”面对同胞的质疑,于小书的回答是:“我爱的是山口川雄,而不是日本人。”于小书要把作为个体的人的山口川雄从“日本人”这一整体上剥离下来。于小书当然是有道理的。山口川雄是一个男人,一个温文尔雅、趣味精致的男人,一个自尊自爱、对战争深恶痛绝的男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这个具体的男人有什么关系呢?中国姑娘于小书义无反顾地与山口川雄相爱并结成夫妻。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如果有一天,于小书的至亲,例如父亲,例如母亲,例如兄弟或姐妹,死于日本人之手,情形恐怕就会发生变化,于小书恐怕就再也难以只把山口川雄当作一个好男人而完全忘记他的国家民族属性。

   对女人一向不感兴趣的王恩浩,却对于小书颇有好感。于小书是王恩浩丰源当的常客,每来都受到热情对待。即便是于小书与日本人山口川雄结婚后,王恩浩也没有改变对小书的态度。“然而,于小书怀孕之后,王恩浩对她就冷淡了,于小书去丰源当的时候也少了”。于小书腹中有了一个孩子。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就是一团普通的血肉。然而,在国家民族的意义上,这团血肉却是身份复杂的。这是中日混血儿。而日本此刻是中国不共戴天的仇敌。两个仇敌组成了一个人,这让王恩浩无法面对,无法接受。所以,于小书隆起的腹部,是崇山峻岭,是万丈鸿沟,横在了王恩浩与于小书之间,阻断了王恩浩对于小书的友爱。出于同样的理由,当儿子吉来同时让中国姑娘李小梅和日本姑娘麻枝子怀孕后,王恩浩毫不犹豫地取李小梅而舍麻枝子。李小梅家开着洗衣房,而麻枝子家则在千代田街开着日本料理馆子。“麻枝子十七岁,矮个子,肤色白里透粉,瓜子脸,剪着齐耳短发,刘海又齐又密。吉来喜欢她的笑态,她细眉细眼的,鼻子小巧,嘴巴也小,笑起来五官就发生了变化,眉毛长了,眼睛也眯眯着拉长了,唇角则弯弯上翘,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吉来看见这笑容就联想到满园子的花,花开时节,每一朵都灿烂得让人恋恋不舍。”这样的叙述,分明在暗示喜来真正喜欢的是日本姑娘麻枝子而非中国姑娘李小梅。在日常生活中,麻枝子一家与普通中国人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劳作,像中国人一样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当他们在清晨的街头、黄昏的巷口与中国人随意闲谈着时,双方其实已经忘记了各自的民族身份。然而,国家意识、民族身份可以常常忘记,却决不会永久消失。当面临结婚生子这样的事情时,国家意识、民族身份就凸显在人们面前。在王恩浩那里,其实不存在在麻枝子与李小梅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尽管吉来更喜欢麻枝子,尽管麻枝子对吉来一往情深,甚至颇有几分非王吉来不嫁的意志,王恩浩也决不会考虑让麻枝子走进丰源当,成为自己的儿媳,成为王家的一员,为王家传宗接代。“想着王家可能会出一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后代,王恩浩便不寒而栗。”王恩浩可以断子绝孙,也决不要那种不中不日、亦中亦日的怪物子孙。为了摆脱麻枝子的可能的纠缠,王恩浩立即决定儿子迎娶李小梅。麻枝子那边的事情也要有个了断。王恩浩带着钱去见麻枝子,谎称吉来早与李小梅订婚,并愿意以金钱补偿麻枝子的损失。见到麻枝子后,王恩浩对其大有好感。“王恩浩大吃一惊,因为想象中的麻枝子一定很骄纵,没想到竟是如此亲切可人。这一瞬间他做了比较,觉得从外形气质上李小梅比不上麻枝子,而且凭直觉,麻枝子在性情上也优于李小梅。若不是因为麻枝子是日本姑娘,吉来应该娶的是她。”但“日本姑娘”的身份,便使得吉来决不可能娶她。王恩浩捏造了吉来不能娶麻枝子的原因,并请求麻枝子不要把腹中的孩子留下。只是做到儿子不娶麻枝子还不算。王恩浩还必须把儿子制造的罪孽彻底清除。一个由自己的儿子与日本姑娘共同创造的怪物降临到人间、生活在世上,会让王恩浩寝食难安。王恩浩做好了麻枝子不依不饶的准备。没想到麻枝子哭了一阵后,平静地接受了现实,并且并不要王恩浩的金钱补偿,也答应把腹中的孩子处理掉。日本姑娘麻枝子是善良的。但在国家民族这样的深沟巨壑面前,美丽、温柔、善良,都不能让事情得以改变。

更惨酷的人伦悲剧还发生在日本政府派遣的开拓团成员的家庭里。所谓“开拓”,就是日本向中国移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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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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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文坛》 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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