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93 次 更新时间:2019-10-13 21: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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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秋枫  
值得注意的是,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势力均衡”称为和平的保证,该和约宣称势力均衡“是相互友好和各方持续和谐的最好和最牢固的基础”,和约的宗旨即是“通过力量均衡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和安宁”。(99)

  

   从路易十四之后直到拿破仑的崛起,欧洲实际上没有再出现严重威胁到英国本土安全的大陆霸主。因此,当时的一些英国人和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一些英国政治家夸大了来自大陆的威胁,还有人认为英国干预大陆政治的倾向是受汉诺威王朝君主私利的引导。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杰瑞米·布莱克较为公允地指出,“不管英国的统治者是谁,英国人有着接受一个欧洲角色的必然性,也即,汉诺威王朝与大陆的联系并非英国干涉主义的起因。汉诺威的大陆联系和英国的干涉主义都必须对一个急剧变化的国际体系作出反应”。(100)如果说1713年之前英国为建立一种欧陆均势而努力的话,那么,1713年后它必须为维持已经建立的大陆均势而继续关注和干涉大陆政治,防止出现另一个路易十四那样的大陆霸主。就此而言,英国的大陆政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18世纪欧洲大陆之所以没有出现压倒性的霸权国家,有多种因素造成,其中,英国对大陆局势的时时干预是重要的一条。正因为如此,汉斯·摩根索把英国称为“均势操纵国”的典范。(101)

  

   虽然18世纪英国在多次战争中与法国为敌,以致有人称1689—1815年是“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102)但我们绝不能把18世纪英国的大陆政策简单地称为“反法政策”,而更应该确切地称之为“均势政策”。事实上,英国反对的是任何有可能危及欧洲均势的大陆国家,为了这个目标,它甚至可以与法国合作。例如,即便是路易十四的终生死敌威廉三世,为防止哈布斯堡王朝因获得西班牙遗产而力量过于庞大,也在1689年和1700年两次与路易十四秘密谈判,合谋划分西班牙遗产。(103)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衰落的法国不再对英国构成威胁,而复兴的西班牙却四处扩张,对乌特勒支条约体系构成威胁;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也力图向西进击欧洲。在此情况下,英国竟能与法国结成长达15年(1716—1731)的同盟,共同对付西班牙和俄罗斯,保证乌特勒支体系的完整和欧洲的稳定。正如丘吉尔曾总结的那样,“英国的政策与国家和统治者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或潜在的称霸暴君”。(104)正是由于这种机巧性,英国才能够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力保奥地利不致崩溃,8年后又在下一场战争(七年战争)中与从前的敌人普鲁士结成同盟,合力打击从前的盟友奥地利。

  

   英国所谓的“海洋趋向”,则是与“大陆趋向”相对应的一个战略选择,它主要体现为英国的“蓝水”政策。但“海洋趋向”除了尽力发展海上力量之外,还有着努力扩展海外贸易和抢占海外殖民地两大元素,恰如保罗·肯尼迪所述,“贸易、殖民地和海军组成了一个‘良性三角’,它们之问的相互作用,保证了英国的长期优势。”(105)

  

   在18世纪这个“重商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代,扩张海外利益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在《乌特勒支条约》之后,国家利益不再只是王朝利益和大陆争斗,它加进了中产阶级的贸易需求、海外殖民地财产等方面的因素。固然,18世纪英国议会两院大多数议员是贵族和乡绅阶层,他们“与海洋或贸易并无任何联系,也不住在滨海地区。但是,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表面上不夸夸其谈,他们的确越来越意识到海军、贸易和殖民帝国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106)另有学者称,虽然“国王和大臣们必须比商人们更宏观地考虑英国与欧洲均势的结合问题,但对于商人来说幸运的是,出于战略和商业的考虑,贵族们看不出有什么好的理由将支持全球贸易和获取海洋帝国与英国作为欧洲大国的战略利益分割开来。他们很划算地把这两个目标融合成一个联合战略”。(107)彼得·斯特恩斯则断言,“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同类群体相比,英国的贵族阶层更倾向于贸易”。(108)他们与商业阶层一样,都坚信贸易是国家财富和力量的重要来源,如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亨利·圣约翰·博林布罗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宣称的那样:“所有国家的财富和力量极大地依赖于它们的商业和贸易……好的政府应该趋向于利用所有的优势获取商业和贸易的改善”。(109)这种理念在英国付诸了实践,安妮女王在1714年就明确宣称,“本国的利益乃是通过贸易来壮大自己”。(110)

  

   故而,扩大对外贸易成为英国崛起过程中一项不遗余力的对外战略目标。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英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1697年的673.5万英镑增长到1797年的4993.1万英镑,100年中增幅达7.41倍。(111)其注册商船吨位则从1702年的32.3万吨增长到1802年的190.1万吨,100年间的增幅达5.88倍多。(11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蓝水政策的不断推进,英国与欧洲以外地区的贸易额急剧增加,与此相应,英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在其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其向欧洲大陆的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700—1701年间的82%下降到1772—1773年间的40%,来自欧洲大陆的进口从68%下降到47%;总体来说,欧洲在英国海外贸易中所占比例从1713—1717年间的74%下降到了1803—1807年间的33%。(113)

  

   对外出口贸易能极大地刺激本国制造业的繁荣,这是古典重商主义信奉的一条准则。英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从1697年的229.5万镑上升到1797年的1609.3万镑,增长了7倍,足以见证这100年间工业革命准备和开始初期英国制造业较快的发展步伐。但英国并不一味追求贸易出超,而主要是追求贸易总量。在18世纪的大多数年份中,英国的出口贸易额在外贸总额中一般约占35%—40%的比例,小于约占40%—45%的进口贸易比例。但另有20%左右的转口贸易存在,基本抵销并扭转了贸易入超。(114)对英国政府来说,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的价值丝毫不逊于出口贸易,甚至更为显著,因为它们能够直接为国家财政提供巨额的关税收入。从1692年到1792年,英国的关税收入从89万英镑增加到410万英镑,100年间增长了约4.6倍。在18世纪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关税收入均占英国国库收入的23%以上。(115)

  

   获取海外殖民地的冲动直接来源于对贸易的需求。伊万·卢亚德称殖民地对于18世纪欧洲国家的价值不是出于军事原因,而是由于它们能够对国家的贸易平衡作出贡献。(116)这个断言虽然有所夸大,但并非没有道理。随着18世纪英国殖民地数量、面积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殖民地贸易在英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也日趋明显。有统计表明,在1689—1774年间,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增长了5倍,并且在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从1689年的15%增长到1774年的33%。(117)当然,除了贸易利益之外,殖民地还是向母国提供贵金属、重要原材料和战略物资(也即用于造船产业的“海军物资”如木材、麻绳、亚麻、铜、沥青和焦油等)的产地,并且殖民地可使母国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更加自给自足,因而也更加强大。(118)同样重要的是,获取殖民地固然需要耗费英国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北美大陆、非洲大陆沿岸、印度等地区渐次获取的星罗棋布的殖民地或殖民据点,又为英国海军在全球范围的行动提供了一系列便利的基地,使其更有效地执行远洋贸易护航、截击敌国商船和舰队并掠取更多殖民地的作战任务。

  

   18世纪英国的对外战略较多地偏向于海外扩张,也即在欧洲保持守势而在海外采取攻势。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海军的既有优势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也由于在某些时段,如果大陆的局势还没有发展到危及均势之时,英国人大可置身事外,保持较大的行动自由,如1733—1735年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时那样。早在17世纪初,英国著名探险家瓦尔特·拉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就宣称:“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进而控制世界本身”。(119)这种信念得到了大多数英国人的赞同。当然,英国人也没有丢弃对大陆政治的关注,事实上,“大陆趋向”和“海洋趋向”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英国时而积极干预大陆政治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为英国的海外扩张赢得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而全力在海外开拓进取的目的,又在于增强英国应对欧洲危机、确保大陆均势的能力。

  

   尽管18世纪英国政坛领袖在究竟采取哪种趋向的问题上经常争执不休,相互攻讦,但他们各自采取的具体政策却经常有相似之处。第四任英国首相纽卡斯特勋爵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Lord Newcastle, Thomas Pelham-Holles)被认为是“大陆趋向”的代表人物,经常夸大来自大陆的威胁。然而,他积极干预大陆政治的最终目的也恰恰是加强英国的海上优势,如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我始终坚持,我们的海军应保护我们在大陆的盟国;这些盟国将通过吸引法国的注意力,使我们得以保持海上的优势”。(120)老皮特则是“海洋趋向”的倡导者,一贯反对卷入大陆政治,主张在海外与法国和西班牙一决高下,他曾批评说:“我们已饱受诸如力量均衡、欧洲自由、共同事业等许多类似表述的折磨,结果无非是浪费我们的财富、消耗我们的贸易盈利、给我们的子孙增加难以承受的负担而已”。(121)但恰恰是他在执掌英国政府大权期间(1756—1761),英国一方面投入重兵与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殖民地,一方面又在德意志西部部署一支人数最后高达5万人的英国雇佣军,在普鲁士将军布伦瑞克的费德南统帅下会同5000名汉诺威军队协调作战。英国在七年战争中不断为普鲁士提供巨额战费,1758年老皮特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签署一项协定,在以后四年中每年给予普鲁士67万英镑的津贴,这是英国到那时为止给予任何大陆国家数额最大的津贴,(122)正如老皮特自己宣称的那样,英国要“在德意志赢得加拿大”。(123)

  

   可见,18世纪英国的“大陆趋向”政策和“海洋趋向”政策看似有所冲突,实际上却较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颇为有效的双向发展战略。英国海军的部署状态或许可以反映这两种趋向之间的融合:在18世纪的历次战争中(北美独立战争除外),英国海军主力从来都没有离开包括“西方通道”在内的英国周围水域和欧洲水域,即便是在海外殖民地争夺战最激烈的七年战争期间也是如此。在这场战争初期的1757年,英国海军71%的舰只和67%的将士在英国周围水域作战,另有12%的舰只和18%的将士在地中海作战;在1757—1762年间,英国海军64%的出港船舰都在英国周围海域和地中海活动。(124)如此部署的海军力量,一方面是要确保英国本土的安全并对大陆敌国造成威慑和封锁,策应大陆盟国及英国派遣军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能切断敌国(法国和西班牙)与其美洲和印度殖民地的联系,确保殖民地争夺战的成功。英国的双向战略由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六、结语

  

   近代早期英国崛起为世界顶级大国的历程揭示了某些历史规律:任何国家的崛起,不能纯粹依赖巧合的机缘和偶尔的拼搏,而必须具备一些扎实的基本要素。首先,必须有一套稳定、高效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内民众的利益,从而得到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次,即使不一定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至少必须通过有力的财政体系获取追求国家目标所需的充足资金;再次,必须在军事力量方面拥有某种独特的优势并不断扩大这种优势;最后,必须依据国家的自身条件和国际战略格局,持之以恒地推行合理的国家战略,并围绕大战略目标灵活地推行外交政策。这几大基本要素又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卓有成效的财政体系离不开合乎民意的政治体制;没有高效的财政手段很难发展和保持军事力量的优势;没有足够的军事优势,任何合理的对外战略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当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陷入持续困境之时,它的战略生存空间将日趋狭窄,其国内社会政治制度必将随之面临动荡甚至崩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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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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