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00 次 更新时间:2019-10-13 21: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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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秋枫  
政府通过税收收入来支付债务的利息,等于把纳税人的钱转给了国债债主,这种财富的转换固然是损害一部分人而让另一部分人得利,但就英国整体而言,这种转换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就如同一个人的钱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一样”。(69)至于外债,英国政府需要将英国财富以支付利息的方式转给其他国家,但在另一方面,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早就指出的那样,“这种大量偿还外币的需要,或许可以刺激(也的确刺激了)用于出口贸易的生产以及就业。”(70)无论是外债还是内债,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通过国债获得的大量资金使它得以大大提高国家支出,这种“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71)为工业革命的来临开辟了道路。

  

   此外,国债收入还使英国政府得以避免通过大幅度提高税收来筹集战费。当然,18世纪英国的税收还是不断增加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斯图亚特复辟王朝时期的3.5%增加到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的11%—12%,(72)但英国的税收始终是稳步增加而非骤增的,而且主要是依靠征收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故普通英国民众并没有明显感受到来自税收的压力,他们也因此不会对政府的对外战争有太大的抵触,这对维持英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也极有帮助,使英国政府得以在无需顾忌国内动荡的条件下全心追求其对外政策目标。不仅如此,或许是作为英国政府的债主,许多英国人和英国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现政府垮台从而让自己的投资落空,他们也把政府打赢对外战争、保持英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挂起钩来,这不期而然地起到了凝聚英国民众向心力的作用。

  

   当进入19世纪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更加牢固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盛和贸易的全球性扩展,英国政府获取资金的其他途径更加有效,对国债的依赖也逐渐减低。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英国的长期国债总额达8.46亿英镑,而此后英国尽管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和布尔战争等重大对外战争,其国债总额却反而下降,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其长期国债额只有6.51亿英镑。(73)

  

四、海上力量

  

   如果说高效的财政体系是英国崛起的必要基础,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是英国与他国争锋的有力武器。18世纪的国际关系史表明,最直接推动英国壮大的支柱是其海上力量。虽然16世纪末英国有过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经历,但英国真正挺进海洋还要到英吉利共和国时期,其时,长期议会屡屡拨款扩建英国海军,并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战胜了当时的头号海上强国荷兰,英国海军舰只从1642年的35艘发展到了1664年的126艘。(74)然而在斯图亚特复辟王朝时期,英国海军也如同英国整体的国运一样停滞不前,舰只数量仅略有增加,1685年为143艘,到九年战争开始之际,英国海军规模小于法国海军。虽然英国与荷兰两国的海军组成了联合舰队,但在1689年和1690年间,法国的海上力量还是比英荷联合舰队强大,1690年7月法国海军在比奇角战役中重创英荷联合舰队,此后两年中占据了上风。然而,在1692年5月,英荷舰队终于在拉乌格战役中打败了法国舰队,此后直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英荷与法国之间再没发生重大海战和非常重要的海上事件,只有一些小规模的袭击战,原因是在1692年之后英荷两国逐渐拥有了绝对的海上力量,到路易十四末年,法国海军实际上已经零落不堪。

  

   法国很快丧失其海上优势而让英国主宰海洋的事态颇为奇怪,但并非不可思议,乔治·克拉克爵士认为,“比起英国和荷兰来,法国海军更多的是一种人为的创造,更纯粹地用于军事目的,而很少是一个海上民族的产物”。(75)国家政策导向在法国海军建设中起了太大的作用,路易十四统治前期法国海军的惊人壮大“是由于政府的作用促成的,这种发展像朝生暮死的植物一样,当失去政府的支持时,也就消衰了”。(76)在法国重商主义倡导者科尔伯去世(1683)以后,路易十四抛弃了海外扩张政策,专注于称雄欧洲大陆,为此他将法国陆军扩展到40万人的惊人规模,却相对忽视了法国海军的建设,致使科尔伯时代庞大的舰队不断削弱。有人公允地总结道:“法国人不能既保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又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77)马汉也评述道,“法国海军的衰败不是由于某一次失败,而是由于法国已精疲力竭和大陆战争的巨大开支”。(78)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最后三年中,英国新建了60艘战舰,而法国只勉强新建了12艘战舰。(79)到1756年,法国海军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国则有130艘;在随后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又损失了37艘战列舰和56艘快速帆船。(80)

  

   从英国在九年战争中取得海上优势起,强大的海军就成为英国的“政策工具”,在某些时候,英国的对外政策甚至反过来成为“英国海军的工具”,也即强大的舰队之存在促使英国政治家必然采取以海军为核心的对外战略。(81)18世纪英国这种以保持和扩大海上优势为主导的对外战略,后来被形象地称为“蓝水”政策(“BlueWater”Policy)。蓝水政策并非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制定而系统展开的对外战略,很大程度上它是英国决策者在对国际局势和英国本土安全作本能反应而逐渐清晰化的政策导向,因此蓝水政策最根本的特征也恰恰是非常容易被忘记的一点,即防止英国遭受外来入侵。(82)光荣革命后詹姆斯二世和两位“王位觊觎者”曾先后三次(1689年、1715年、1745年)成功登陆英国,发起声势颇壮的叛乱;法国除了时时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复辟活动外,也把直接派军入侵英国当做有效制服英国的可能手段,如路易十五在1759年和拿破仑在1805年计划的那样。由于英国陆军数量极其有限,英国必须在海上将入侵之敌阻止在国门之外,这对英国海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尽管英国海军在17世纪末起在英吉利海峡及周围海域占据了优势,但确保英伦三岛的安全仍有困难,究其原因,英国舰队需要防备的区域太大。自敦刻尔克军港根据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条款被永久拆除后,法国舰队的基地不在英吉利海峡,而是在英吉利海峡南端之外的布雷斯特(Brest)和地中海沿岸的土伦(Toulon)。法国海军虽然无力在英吉利海峡与英国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却有能力避开英国舰队,或劫掠大西洋上的英国商船,或突袭爱尔兰,或借助几乎常年所刮的西南风乘隙袭击英吉利海峡内的英国沿岸地区。鉴于当时监视和通讯手段有限,英国海军增强及时遏制法国舰队偷袭之能力的唯一可行办法便是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走出英吉利海峡。作为这项战略的第一步,英国在1698年花费6.7万多英镑巨款,在英吉利海峡最西端法国军港布雷斯特对岸的普利茅茨(Plymouth)修建可容纳一等战列舰的大型船坞,(83)并逐渐将部分海军主力从海峡中央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转移到该地,以重点监视法国和西班牙的大西洋舰队。作为该战略的第二步,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于1704年攻占扼守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咽喉要道直布罗陀、1708年占领了地中海西部小岛米诺卡(Minorca),取得了有力监视并遏制法西两国地中海舰队的前哨据点。这几个据点,加上与荷兰之间的坚强联盟以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英葡同盟,组成了一条监视来自欧洲大陆入侵威胁的防护链。

  

   英国海军大战略的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建立“西方舰队”(Western Squadron),也即在战时派遣一支可独立作战的强大战舰集群在英伦三岛正西面约75万平方公里的长方形海域(即所谓的“西方通道”[Western Approaches])游弋巡逻。“西方舰队”的实践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正式组建是在1740年代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其时,舰队规模达到几十艘至上百艘战舰,1—2万名水手和士兵,携带长达2—4个月之久的给养。(93)“西方舰队”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它既能最大限度地防止英国本土遭入侵,又可保护英国的大西洋贸易通道,更能够有效拦截法国和西班牙进出美洲的商船和军舰,基本切断这两个国家与其殖民地的联系。(94)主要是基于“西方舰队”的成功实践,马汉在19世纪末对海权作出了如下评价:“海权具有一种无声的、持久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压力。它在断绝敌人的资源的同时,保护着自己的资源……占绝对优势的英国海上力量是决定欧洲历史的一种重要因素,它使英国一面在国外从事战争,同时又能使国内人民安居乐业,并且建立起现在依然存在的大帝国”。(95)

  

   其他欧洲国家也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七年战争后法国外相尚赛尔(Etienne Francois de Choiseul)在积极准备对英国复仇战争之时推动法国重新扩建海军,拥有庞大海外殖民地的西班牙也奋起直追。到北美独立战争爆发时的1775年,法西两国的海军实力大大增长,并在此后15年间进一步壮大,缩小了与英国之间的差距。1775年英国海军总吨位为32.7万吨,法国和西班牙海军总吨位已分别达到19万吨和18.8万吨;到1790年,英国海军总吨位为45.9万吨,法西海军总吨位分别为31.4万和24.2万吨,(96)两国相加已超过英国近10万吨。但是,它们的实际作战能力还远远比不上稳健发展的英国海军,在随后长期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发挥出巨大能量,再一次摧毁了敌国的海军实力,保持住绝对的海上优势,为整个19世纪的英国霸权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英国海军舰只数量(755艘)占到了全球军舰总数的一半,总吨位达60.9万吨,而法国和西班牙海军的总吨位则分别降至22.8万和5.99万吨。(97)

  

五、双向发展战略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为外交提供强大的后盾并规定着外交战略的基本框架,而根据国家实力、地缘政治以及战略对手的竞争态势作出具体准确的谋划并适时调整,同样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外交折冲。英伦三岛位于欧洲大陆西端,一条并不太宽的英吉利海峡(最宽处120英里,最窄处仅21英里)将英国与大陆隔离开来。这种地理位置,促成了英国的双向发展战略:英国是一个面向海洋的国家,海权是其立足之本;但它又是欧洲的一部分,它必须关注欧洲大陆战略格局对它产生的任何有利或不利影响。故有学者称,在18世纪,英国的外交和战略方案总是随着内政环境、外交猜测和战略机遇的变化,时而偏向于“大陆趋向”(continental orientation),时而偏向于“海洋趋向”(maritime orientation)。(98)

  

与争夺制海权的努力一样,英国的“大陆趋向”也首先是源于对来自大陆国家入侵英国本土之威胁的考虑。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大陆的扩张政策和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势力的举动使这种威胁十分明显,英国人充分意识到,如果大陆出现路易十四这样的霸主,英国的本土安全将岌岌可危。故威廉三世及其继承人安妮女王必须把遏制法国霸权作为最主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在1689—1714年间,英国的外交口号经常是“建立欧洲均势”和“维护欧洲自由”,这项目标通过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得以基本实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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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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