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国家:民初“好人政府”的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1: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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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不少人逐渐从以政治为中心转向以社会为重心,甚至希望“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 ,一步步向自下而上的取向倾斜。

  

   常乃惪注意到,民初不谈政治的取向,与想要“打破政治救国的迷梦而从事社会事业”的取向相关。但就算想要自下而上,也不能不先自上而下。尽管明知“只有科学工艺是康庄大道,但你非过了这政治的一关不成”。他的结论是“现在只能走这政治的一步,过了这一步再走到工艺的一步”。

  

   而王光祈的看法则相反,以为近代中国“凡相信政治改革者,有两种根本观念”:一是“欲改革社会非取途于政治不可”;二即“官僚万能”,贤人政治就是“由后者之观念所演出”。问题在于,“即使政策能厉行矣,试问此种由上而下之改革,是否适于时代精神”?他进而质疑,“所谓贤人政治者,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有无存在之价值”?如果说常乃惪的取向是为了现实效果不得不先政治后科学工艺,王光祈的取向就是精神重于实际,为了符合新的时代精神,可以不顾政策的效果。

  

   《晨报》的孙伏园大体站在王光祈一边,他那时就反对胡适放弃文化而改谈政治,强调“胡适之”三个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尽管胡适最初的反应是“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若“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后来感觉谈政治有些谈不下去之时,他又打算以后“专从文艺思想方面着力,但亦不放弃政治”,确定“今后的事业”就是“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换言之,着力点虽是思想文化,但目标仍是为“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与梁启超欲从社会为政治植基略同。

  

   但胡适的朋友丁文江则坚信少数人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我们打定主义,说中国是亡不得的,中国就不会亡;我们说中国恐怕要亡,中国就真正亡定了。”且此决定性正落实在政治上,必须“认定了政治是我们惟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惟一的义务”。针对梁启超和胡适等关于好政治和实业、教育“如环无端”的说法,他认为这不过是“自己做了一个圈套,成天的在里头转;转来转去,也没有出头的日子”。故“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其实是上当。简言之,“中国现在不怕外交失败,不怕北京政府破产,不怕南北要战争,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在好人政府失败后,贤人政治的主张已基本失据,一向坚持贤人政治的张东荪也转向了贤人社会的新思路,而丁文江却旗帜鲜明而义正辞严地维持原立场。两人同样看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过张现在认为这些人不妨留在各种社会事业中,丁则坚持他们应把改良政治当成唯一的义务。要知道梁启超是丁文江长期追随的人,而胡适是他的好友,面临少数人那不可逃避的责任,丁文江和这些人对着干,确有当仁不让的意态。此后他实践自己的主张,正式投入军人孙传芳麾下,担任了实际的上海市长。

  

   这些私交和公谊密切的人在此问题上的歧异立场,很能体现在后天下时代因应新兴的国家与社会,是个棘手的问题。尤其在个人的定位(自定位和他人定位)大体是贤人或好人的时候,最难将息。上面四位中,梁启超海外经历丰富,其余都是时人眼中最可能成为贤人的留学生。学生辈的董秋芳对五四运动以前“留学生到哪里去了”表示不满,失望中显然蕴含着曾经的期望。而“负着时望的胡适之先生”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好政府的政治主张”,使他感叹胡适“眼光之短”。因为“腐败到千余年的中国,在军阀专政、官僚卖国的局面之下,靠几个好人上台去干眼前的政治”,是不会有效果的。

  

   通过胡适衔接的“留学生”和“好人”,提示出一种当时可能较为普遍的认知,也正是“好人内阁”得名的基础(十位阁员中八人是留学生)。在政治前面冠以“眼前的”的三个字,尤有余味——似乎好人正应从事有长远意义的事,如董秋芳所希望的“替我们建设一种新的思想”。不过董氏确实看到了问题:几个好人上台去干眼前的政治,其实回避了一般人眼中军阀专政、官僚卖国等根本问题。但他把好人干政治不会有效果归咎于传统,恐怕刚好弄反了。

  

   好人政府及其背后的“贤人政治”,大体是一个适应天下的理念,用在现代民族国家里,尤其在因天下崩解而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之时,自然有很多格格不入之处。被董秋芳作为例证的王宠惠内阁迅速下台,究竟是制度的原因还是军阀竞争的偶然原因,是需要论证的。或许那本就是天下模式在共和时代的回光返照,所以即使偶然原因也能造成致命伤害。好人政府的尝试,就是想要把一个天下的政治模式嵌入现代国家,实际上却无法嵌入。故好人政府的无效,恐怕不是因为中国“腐败到千余年”,而是那个腐败到千余年的“中国”已经不在了。

  

   在后天下的五四时代,流行的是国家、社会这类新名相。时人所谓改良社会,其实也是人的改造,加起来或就是所谓文化的改造,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再造文明。其基本程序是先改造人的思想,然后改造社会,最后从社会改造国家。然而被凸显的思想、社会不过是手段,改造的目标还是落到政府、政治和国家之上。就是胡适提出的再造文明,究竟是新文化运动的终极目标,还是仍以改良政治为目标(很可能他自己也模糊),便甚可酌。若两皆兼顾,就带些天下意味。盖若放弃新名相,从天下时代读书人正当澄清天下的视角看,似乎就顺理成章。

  

   胡适一向强调读书人要能“担干系,负责任”。提倡好政府主义和参与好人政府的事务,或许就是这样的表现。在胡适看来,好人政府的失败,意味着“当日一个可以和平解决的机会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这或许给我们一个提示,当日那些知识精英何以不惜与军人协作,就是希望给国家争取一个和平解决时局的机会。

  

   近于得君行道的“好人政府”,明显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努力,而其成败也直接关涉到时人对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取向的反省。可以说,好人政府的最终失败实际否决了自上而下的取向,把解决问题的可能推向了自下而上。主张贤人更多投入社会而不是政府,这种眼光向下仍是精英取向的。而所谓和平机会的丧失却可能是整体的,意味着精英取向的自下而上也失去基础,于是中国的政治解决逐步走向非和平的道路。

  

   精英取向的“好人政治”宣告失败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观念可见明显的复兴(这对反传统的五四人实具讽刺意味)。本存紧张的“坐而言”和“起而行”也有了对立的统一,随着精英读书人逐渐淡出政治而自居“坐而言”的定位,把“起而行”拱手让人,就逐渐发展成一个“行动的时代”。此后的自下而上,就不像以社会改善政府那么平和了。这是一个潜在的权势转移,后来才逐渐显著,并伴随着一个根本性的态度转折。

  

   五四人一度感觉需要从根本的伦理、文化和个人等面相努力,后来仍从文化回归到政治(从议政到参与好人政府活动以及直接投身武装革命)。不过却有极大的不同——在此前关于政治或社会、救国或救民的争论中,大体是一个在承认既存秩序的基础上究竟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选择;而后来的回归政治,对既存秩序却逐渐从承认到否认,越来越变成一个自下而上的颠覆性努力。好人政府和1925年的召开国民会议,是承认既存秩序的最后努力。一旦放弃,就只剩下以武力“改朝换代”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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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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