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国家:民初“好人政府”的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1: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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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确有政治之路走不通而不得不转向之意。张东荪在几年后也做出类似的选择,相当意味深长。那看似“如环无端”的社会与政府(国家)已进一步疏离——“社会与政府是截然两物,政府对于社会恰是锦上添花。没有了花,仍不失为锦。若说没有政府,社会便立刻崩坏了,事实上是不能承认此说的。” 这是张东荪的新认识,几年前他还说“社会与国家本系一物”之两面,现在则出现了根本的认识转变。

  

   社会与政府的截然两分,意味着政治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趋于紧张。本来无治取向就意味着不作为的小政府,因而也就隐伏着大社会的存在。前引张东荪强调政治并不超越,须靠社会为后盾而起作用,就是要否定政府的“枢纽”作用。若后盾真这么重要,即使政府主动而能动,其地位也已大为下降。从两者的对应关系言,政府地位的下降,就是社会的地位相对升高。

  

   问题在于,对应于积极能动政治的,是一个偏于无治的社会。而这样自我放任的社会,却肩负着改善政府及整体政治的重任,多少有点南辕北辙的味道。且张东荪究竟是不要总枢纽,还是想要转换总枢纽,即由社会自为枢纽,这一点他并未说清楚讲明白,很可能本来就没有结论。而且他还是因为欧洲政府之重要已不如前 ,相信中国会有类似的发展,所以超前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这都使得他对社会的倚重有多重的虚悬。

  

   不过,国家(state)与社会的紧张和对立,本是源自西方的现象。张东荪循欧洲而观中国的思路,也不无道理。而他心中潜存的天下思绪,又让他得以借助新名相来表述隐含传统的思路,提出一个社会重于政府且可以限定政府的政治模式,一种既非中国古代也非西方近代样式的“新政治”。

  

五、以好社会造好政府的新政治

  

   在对胡适好政府主张的回应中,张东荪的言说可能是最具学理性的。他们两人明显代表着强治和弱治两种不同的政府观,但在或隐或显的辩驳中又暗有呼应。如果从君主到民主的转变不仅是政体的演变,更是从“神权时代”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国家转变为现代已经除魅的国家,这与胡适所说的工具性政府就可以关联互动了——既然政府不过是工具,而工具不好时可以替换,则革命当然是一个选项,但干脆不用“政府”而转用“社会”为工具,似乎也是一个选项。

  

   马克思在论德国工人党的“自由国家”概念时指出,应当把社会当作国家的基础,而“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所谓高踞社会之上,大概就是国家支配社会的意思。是否可以说,当国家仍是“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即国家在支配社会而非服从社会时,钱穆观察到的“政府来革社会之命” 这一特异现象就是可能的,甚或自然的。反过来,如果能实现国家服从社会,两者就可以相得益彰。

  

   张东荪并不完全“赞成无政府主义”,但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即“社会自身有组织,社会的秩序是基于其组织性的,而不是由统治的权力勉强造成的”。他所青睐的无治主义,大体是一种收敛的无政府主义,就像罗素在《到自由之路》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不必“反对政府”,也“不必急急消灭政府”,但要“努力缩小政府存在之必要至于最小而不能再缩为止”。因此,“对于凡欲藉统治权以改造社会经济文化等等之一切计划,皆当反对”,而侧重于“努力改造人性”。

  

   从马克思到罗素,都忧心于政府对社会的支配,而强调政府应当收敛,以服务于社会(马克思强调的国家“完全服从”社会更是非常高的目标)。民初的无治取向,大体也依循这样的思路。而张东荪提出要努力改造人性,且不能借助统治权,显然是强调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盖若相信社会是政治的基础,似乎也只有自下而上才是正途。郭虞裳此前就说,那些抱新思想的人向来“以为把上层的抽象的革了命,其余就含得不期然而然的改造”。其实是大错。因为“根基不好,根基上面的什么东西都不会好”。只有从根基下手,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不过,因为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如环无端”,且“统治权”的效率是人人心知的,所有这些人对政治引领社会的取向其实也暗怀希望。当张东荪说社会大体自足而不依赖政府的观念可以“打破旧国家学、旧政治学而使我们到一条新政治学的路上去”时 ,他说的新政治学就是那种不“超越”的政治。也就是说,如果真出现一个以社会为后盾的好政府,当然会事半功倍。这样的可能性,多少还让人产生希望。

  

   这是相当沉痛的表述,最终的绝望说明此前并未真正失望,也只有仍存希望才能“残喘”于失落之中。但现在“政治”既然完全没有了,是不是只剩下社会了?其间的转向意味是很明显的。如果说梁启超拟先从社会为政治植不拔之基,张东荪则延续他的“新政治学”思路,提出一个由好社会来改善政府的主张。且两人都隐约体察到了天下时代和国家时代的不同。

  

   先是梁启超说,根据自己“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他“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而要“应用健全之政论,则于论政以前更当有事焉”。此所谓“论政以前”,大致是指社会、思想、个人等非政治面相,其共性就是“非国家”,有意无意间浮现出向天下回归的意思。

  

   而张东荪所谓的“新政治学”就是政治不能“超越”于社会的意思。沿此思路,他逐渐形成一个学理上的认识,即“近世国家”的政治是社会化的,以区别于“古代式的国家”。中国“政制虽是变君主为共和,而实际上仍是那种旧式的政治”。因为“经济没有发达到‘国民的’”程度,“不能以经济为脉络把全民族抟为一个单位,因而社会与政府截然两橛,没有沟通。于是孤悬于上的政府自渐腐败,而散漫于下的社会日承其弊”。由于“中国的政治没有社会化”,未能“构成近世国家”,不过仍和以前一样,是个“古代式的国家”。关键在于,后者“这种国家其实不成为国家”。

  

   我们如果转换视角,所谓“不成为国家”的古代式国家,其实就是非近世国家的“天下”。张东荪明显感到了两者的差异,不过他的基本思路是现代的,所以仍用新术语“社会”来理解、限定和支撑“政治”,以追求一种社会化的政治。这种基于“新政治学”的“新政治”和此前十多年的“旧政治”不一样,提示出民初尝试共和期间更多仍是一种天下的政治,因为它并非国家支配社会那种西式现代政治。所谓政府“孤悬于上”而社会“散漫于下”,本来近于张东荪亲近的无治取向,但他仍不满意,而希望实现一种既非“古代式”也非西方“旧政治”的“新政治”,即一个社会重于政府的政治模式。

  

   张东荪因而正式提出,可以考虑中国不必追求成为一个西式的“近世国家”,而是把目光转向社会,用可以影响政府的“好社会”来替代“好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以社会为灵魂的新型政府。他反省说,“以前学者主张超越的好政府,其实只是一种近乎幻想的理想罢了。我以前亦相信柏拉图的哲人主义”,现在觉得应对这个看法加以修正,要“把哲人主义化为浅薄”。也就是把哲人主义从仅侧重政治“扩大到一切组织上”,主张“无论社会上任何机关都须举贤任能”。如果社会上任何机关都由“有道德有知识的人来充任”,意味着“全社会的事务必可得最大效率的发展”,这就比“一个或少数智能超群的人高居于上指挥操纵,要好得多”。

  

   一个“超越的好政府”应当“内以控制一切恶势力,外以抵御异种的侵略”。而中国当时“天天戕伤社会元气”,在此环境下想要“创造一个好政府”,是“绝对不可能的”。且张东荪根本“不相信有超越的好政府”,因为“政府决不能超越的好”,只能“设法把社会上的民意钻入政府,使政府变为社会的一种表现机关”,也就是“打通政府的后壁使与社会合化”,把“社会灵魂钻入政府躯壳”,让本来断为两截的社会和政府“打成一片”,进而“建立以社会为灵魂的政府”。这样不再“孤悬于上”的政府不敢说一定就好,却“不会单独腐败”。

  

   “把哲人主义化为浅薄”是一个谦退的说法,却有着丰富的寓意。在一般的认知中,政府在上层而社会在下层,政治范围小而社会范围大。所谓哲人主义的浅薄化,不是字面的由深入浅,而是隐喻的自上而下;而范围的扩大,隐约也带有一种因稀释而浅薄的意思。浅薄化之后,可能更具操作性。毕竟让“有道德有知识的人”主持全社会的各项事务,要比让这类人组织一个中央政府容易实现得多。同时这也是一个传统观念的现代表述,肩负着澄清天下责任的士人,从来不仅要努力得君行道,还要化民成俗、觉民行道。一个“以社会为灵魂的政府”,多少展现出天下的遗风,不过“道”已隐没,因应着经典淡出之后道出于二的现实。

  

   从晚清的改革开始,中国一直想要成为一个西式的现代国家。干脆放弃这样的追求,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思考。搁置国家支配社会的西式现代政治,规复小政府大民间的模式,多少意味着向天下的回归。反过来,或即因有社会和政治这类新名相和新思路的启发,张东荪得以把中西皆存的贤人政治观转化为贤人社会主张。这种好人社会的思路,多半也受到不久前好人政府主张的影响。所谓“必定把建设事业由社会上各部分自动,不必希望有一个超越的好政府从天上掉下来为人民的救主” ,实即以“好社会”来替代“好政府”。好人不必拘泥于政治,甚至可以脱离政治,这和宋明儒的礼下庶人取向是相通的——进可靠好社会影响和改善政府,退则民间有好人在,可以自己作自己的救主。

  

   张东荪的话说得较乐观,实则不免有些“亡后之图”的悲观意味。前引严复提出的“对内能治”而“对外能强”,在他那里已退缩为“内以控制一切恶势力,外以抵御异种的侵略”。在现代社会里这是政府的责任,此前多少也是“天下士”的使命。在因天下的崩解而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时,要达成这样的内外任务,究竟是走自上而下的路还是自下而上的路,其实是一个很难取舍的问题。

  

六、转向自下而上

  

   对于中国的现状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那时多数读书人是不满而亟思改变的。但要改善中国的现状,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取向。其间的竞争从未停息,双方也一直处于紧张之中。究竟何去何从,不少读书人一直在思考和斟酌。好人政府的努力,是一种类似得君行道的自上而下取向,代表着政治引领社会的取向占了上风;而好人政府的失败,意味着反向的自下而上之路,显然强化了从社会改变政治的取向。自下而上当然也有温和与激进两途:揭竿而起,以武力夺取政权是历史上常见的自下而上之路;通过思想和社会的改造以影响政治,同样是自下而上,却可以是平和的,也是很多读书人一直在尝试的。

  

梁启超提出的下功夫于“论政以前”,就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反省,与前引张东荪所说撇开政府而“努力改造人性”的取向相通。因为从清季的改革到民初前两年人人热衷政治 ,实延续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得君行道取向。好人政府的尝试失败后,自上而下的取向让人失望甚或看不到希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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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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