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国家:民初“好人政府”的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1:40:09

进入专题: 好人政府   无政府主义   贤能政治  

罗志田 (进入专栏)  
这篇1922年5月发表的文章得到胡适的赞赏 ,而胡适自己也是那些改变态度的国人之一。那年8月初,胡适在安庆讲“好政府主义”,自称这是他“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其中就提出,好政府主义实行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作积极的奋斗”。因为“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希望国中的好人能组织起来努力,是胡适从提出好政府主义到后来参与筹组好人政府的活动期间的一个基本观念。此前恽代英就曾说,中国很多“好人”都忽略了“养成势力”之必要。其实中国“若没有善势力”,就“不能扑灭恶势力”。从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到张勋推动复辟,几次重要变动都“不坏于恶势力不失败,而坏于恶势力失败的时候,没有善势力代他起来”,结果“仍旧被别种恶势力占住了”。而胡适更明言,“好人出头”就意味着不仅坐而言,更要起而行。好人必须“组合起来”,以“从事于公共的有组织有目标的运动”。

  

   到下一年胡适仍强调,“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的原因虽多,“好人自命清高”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想要政治改革,首先就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正是因为“好人袖手”,才“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所以,“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简言之,促成一个“好政府”是“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所有“国内的优秀分子”应“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如果说此前几年主张读书人不议政的取向表现出一种知识人应当也可以“独立”于政治的“现代”意态,这样一种“好人”必须积极出头的要求,其实和过去士人当以天下为己任出而澄清天下的责任感相近,多少是一种向传统的回归。陈独秀先已指出,谋求“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张东荪更明言,“好政府主义就是和希望真明天子出世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心理是一样的”。其认知虽是负面的,却揭示出好政府那近于“得君行道”取向的特色。

  

   而胡适所谓最低限度的要求之所以能够实现,就是因为政府本是可以改良的工具,这是他好政府观念的一个核心理论基础。其实陈独秀稍早已表述过“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的主张,且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过他所说的“改造”是要“取革命的手段”,所以他并不赞成“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

  

   不论胡适是否注意到陈独秀这篇文章,他明确指出,“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人造的工具不限于物质,从文字、文学到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无一不是工具”。政府亦然。它“是社会用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的工具,故凡能尽此职务的是好政府,不能尽此职务的是坏政府,妨碍或摧残社会的公共福利的是恶政府”。

  

   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其缘起是为了“大众的公共的需要”,其应用也以能够“适应于公共的需要”为目标。只要“合于大众的心理、社会的实际底需要,那么要做什么便做什么,不患政治社会无改良革新的希望”。既然政府是“根据群众的心理”所组织的工具,工具要不时修理,政府也须基于群众心理“时时监督修理”。如果工具坏了,或政府“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就要“根据群众心理来更换他”;后者就是“革命的原理”,也是“一切暗杀、反抗、革命”的“根据”。工具不能应用便可改换,“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是浅显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之下,革命是极平常而且极需要的,并不是稀奇事”。这两句是他人的记录,不排除用词有发挥。但把好政府和革命连接在一起思考,的确是胡适的一贯主张。

  

   这样一种可以涵容革命的工具主义政府观,其实已经非常激进。但也正因这种工具主义的价值相对中立,使得对政府作为的认识获得了极富弹性的空间,不仅可以兼容各种积极的或消极的取向,甚至可能并包天下时代的传统政府模式和现代国家的新政府模式,当然也包括介于新旧之间的“好人政府”。

  

   所谓“要做什么便做什么”,充分凸显出政府的作用。胡适在初次讲演时列出三个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其三即“要人人都觉悟,政治不良,什么事都不能做:教育也办不成,实业也办不成,甚至于小生意都做不成”。到十月再次演讲时把“觉悟政治的重要”提升到第一的位置,明确了实行好政府主义“第一须有这种觉悟”。因为“政府之权力,足以消弭社会间所有的冲突”。政治、法律就是“把这种权力组织起来,造作公共的规矩——所谓礼法——以免去无谓的冲突,而可发生最大的效果”。作为“指挥大众的公共机关”,政府还可以“增加社会全体进步底速率”,推进那些“个人所不能为的事”。故“政府的组织及权力,如果用之得当,必能得着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会间交互的冲突,而亦可促社会全体底进步”。

  

   政府这工具的作用既如此,如果是个好政府,就更有用。在胡适的言论发表后,倾向于无治取向的张东荪也把政府工具说视为好政府主义当含的意义,进而代胡适立言说,“每一工具都有适当的用处,不可乱用”。如椅子这工具的“职能是给人坐,若拿他去种田便不及锄”。现在的“中国政府所以为恶政府的缘故,不但是他于正当用处不能尽职,而且乱用其权力于不应该的地方”。因此,“政府的权能不得超过实际所需要的以上”。这显然是以赞同的语调表示反对的意思,即通过对工具说的诠释,限制胡适对政府作用的强调,借好政府说无政府。

  

   当然张东荪也肯定“政府须由好人来组织”就是他“始终相信”的“贤人政治说”。从长远看,好政府主张可以说是贤能政治思路的一部分;但更直接的催化剂,或是前述那种视政府为工具的宽松观念。胡适一开始就强调: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

  

   这是胡适正式提出好政府主义之前对汪叔潜说的话,稍后成为他好政府思想的主轴。所谓好政府,是在有政府基础上再“好”,主要不是针对“坏政府”,而更多是反对流行的“无政府”思绪。胡适特地以有政府主义来对应无政府主义,表明民初对无治的眷恋,正是他想要因应的一个时代思潮,也是他提出“好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

  

   胡适言说的一个对手方,就是当时以无治言弱治的无政府倾向。1920年罗素的《到自由之路》一书翻译出版 ,其中颇论及无治主义,张东荪就甚为赞同。张氏本人在论述“知识之培养”比“政制之选择”更急迫时就明言,“吾非谓培养知能以实行有政府主义,即欲贯彻无政府主义,亦非培养知能不可”。可知“有政府”和“无政府”的对峙,那时可以说“已成气候”了。

  

   但中国当时还有另一种“无政府”言说,即中国当时恰处于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孙伏园就指出“现在中国许多谈无政府主义的人都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就是“无政府主义是应该到有政府的地方去谈的”,在一个原本“无政府的地方,要劳他们来谈无政府主义做什么”?盖“无政府主义的产生于欧洲”,是“欧洲人因为政府太能干了,什么事体都要让他来干涉,所以造成一种主张无政府的反动”。而中国人不仅未曾享受过“有政府的幸福”,甚至“还没有尝过政府的味儿”。简言之,那时的中国是没有政府的。所以“中国人现在很可以不谈无政府主义,并且很可以谈谈有政府主义”。

  

   有意思的是,孙伏园所描述的中国无政府状态,正是张东荪眼中恶政府的过度作为或错误作为:

  

   有人说中国是有政府的,但我总未敢深信。试问,现在哪一个有政府的国家是无教育的?哪一个有政府的国家是有兵变的?哪一个有政府的国家是卫兵可以打大学教授的?哪一个有政府的国家是水旱没有预防,而成灾以后要靠外国人来办理急赈的?哪一个有政府的国家是国内尽是失业游民、土匪盗贼,而没有人来管理的?……政府是遵循法律、奉行法律的机关,是有仁慈性而且有中立性的,哪一个有政府的国家是强凌弱、众暴寡、诈欺诚、智弄愚的?即此数端,已可断定政府之有无,正无所用其多辩。

  

   孙伏园的言说迅速引起了回应,本来“在现在中国谈论无政府主义”乃“是一桩很时髦的事”,而孙伏园却“大谈特谈有政府主义”,估计“许多人看见必定很惊讶,要笑伏庐先生不澈底、迂阔、不识时务”。但“爱谈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似乎没有认真想过,“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怎样发生,无政府主义是不是万灵丹,无论什么病投下去包管灵验”这些问题。大家“把几个新鲜名词彼此互相传递,大出其风头”,不仅“弄得一般知识稍低的人头晕眼花、莫测深远”,更让“一种学说白白地被他们糟蹋,含冤无处申诉”。

  

   这位作者的感叹揭示出当时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未必原汁原味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确实很流行。同时我们可以注意,胡适对汪叔潜说应谈有政府主义是在1921年6月18日,而孙伏园“大谈特谈有政府主义”的文章发表在同年6月23日,时间很接近。那段时间他们往还较密,不排除两人间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交流。而孙伏园和张东荪对同样现象的不同认知,又表明政府是否作为以及应当怎样作为,虽乏共识,却已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

  

   在这样的语境下,胡适在初讲时明言,“好政府主义是一种有政府主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中国“现在的祸患由于实无政府”,所以不能“用无政府来补救”。孙伏园迅速回应说,“胡适之先生说他对于救济中国现在的紊乱状况的唯一主张只有十个大字,就是有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但我以为实在只要五个大字就够了,“因为有政府主义已经包含好政府主义在内”。这论断暗含政府自然会好的意思,其实是有些问题的。到胡适再讲好政府主义时,便接着孙伏园的意思作了调适,他仍强调“现在政治不良,百业废弃,都是无政府的缘故”,但解释说,“无政府者,无好政府也”。

  

   如果这样,有政府也应当是有好政府的意思。而中国那时不仅有政府,而且有的是一个乱作为的恶政府,这是张东荪等人怀念无治的触媒。可知政府的有无,其实不那么“客观”,而更多是带有主观的认知。在这些不同的认知背后,则是不一样的新旧政治伦理。

  

   民初政治伦理转换之时的问题在于,一个无须作为的小政府或许可以不必太“好”,一个被寄予很多重任的政府就不能不“好”。这是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的另一重要时代背景,也是一年后他正式参与筹组“好人政府”的滥觞。在他执笔那篇《我们的政治主张》中,胡适更明确要求实行“有计划的政治”,因为他“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就是“一个平庸的计划”,也“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瞎摸索”是“无计划”的近义词,而后者正是无治的一个表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罗志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好人政府   无政府主义   贤能政治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488.html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