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国家:民初“好人政府”的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 次 更新时间:2019-10-08 21:40:09

进入专题: 好人政府   无政府主义   贤能政治  

罗志田 (进入专栏)  
然而由于辛亥鼎革,至少民国政府的样貌已是所谓现代的模式,故时人对政府作为的积极程度,表现出更进一步的关注。

  

二、无政府与有政府:民初关于政府作为的思考

  

   前已述及,根据《大学》的界定,天下是平而不治,国却是必须要治的。且在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还要求积极作为的强治。而中国长期存在的,却是一种偏于无治的取向。张季鸾在五四后概括说,“中国百姓之于政治,本来是消极的,并不望政府帮助,他只望不扰害他”。百姓对官家的态度是“吾侪愿纳粮,但无扰及公事”。对此张东荪深表赞同,他也认为“中国人对于政治,几乎自有史以来,从未以积极迎之,其所事不过消极之应付耳”。亦即“政治虽不能免,而中国人则不思积极以改良之,但思消极以轻减之”。

  

   其实“中国百姓本极有自治能力者,民团、乡社等组织,皆数千年以来之规模”。故过去“所谓政治之善恶,只在扰害之程度”。而“昔之所谓好官者,只在不贪赃,不枉法,其条件皆消极的”。在张东荪看来,“中国向以无讼而誉官,实则一地讼事之多寡,与政治何涉?足见中国素以‘无治主义’为标的”。这不仅是百姓的态度,揆诸天听天视就是民听民视的古训,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建国之理想”。

  

   大一统的君民或官民之间,似乎想维持一种辩证的关联,既希望上下不至于暌隔,又最好是彼此相忘于江湖。中国历代政权所追求的,就是在“天威”象征性存在的同时 ,又使朝廷与民相忘,不必时时向老百姓提醒“国家”(state)的存在。这既是主动的追求,也是被动的防范,对于今日所谓“维稳”起着实际的作用。用清季人的话说,“上下相忘,则太平成;上下相求,则革命起”。

  

   重要的是,这种状况在共和取代帝制的民初并无太大的改变。1921年,张季鸾在时隔五年后再至内地,发现“中国十年来之政治运动,只限于社会上最薄之一层。大多数人民除受其祸害之结果以外,一毫未受影响”。即使“在兵匪诛求扰害之下”,百姓犹“莫不勤勤恳恳,各治生业,但盼天运之转圜,不辨政府为何物”。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郭虞裳稍早已指出,那些“抱新思想的人,都望见上层的黑暗,望不见下层的腐败;都望见全部的抽象的黑暗,望不见局部的具体的腐败。所以他们有上层的革命,有抽象的改造,没有下层的革命、具体的改造”。

  

   张东荪大约同时也说,他数年来“默察中国民族根性”,发现“中国民族乃彻头彻尾无政府的”。而这种“无政府思想,实为近代国家主义之暗礁。无论为立宪为共和,为国会主义为联邦主义,而一触此礁,无不破覆”。这就是中国“十年以来新式政治卒无一成”的根本原因,盖“十年以来论政者对于国民思想之根底,大都无所窥探”,故无论是立宪、共和、国会还是苏维埃、基尔特,“议虽新颖,事必无济”。因为他们“皆未尝注目于国人思想之背景”,故其“所建之议,无不触暗礁”。对此张季鸾则认为,不是中国“百姓程度不够”,而是“握政权、讲政论之少数游民”的“程度太不够,太对不住百姓”。一旦这些人“自行改悔,从此勿乱想法子,勿故意作恶,则国民之经济力,不阅数年,即臻强盛,不谈改革而改革自成”。

  

   换言之,“新式政治”的正当性,不一定是与生俱来的。正如郭虞裳看出民初“抱新思想的人”总倾向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实暗受“得君行道”的传统取向影响;而他自己则主张近于“觉民行道”取向的下层改造(详后)。张季鸾又与那些“抱新思想的人”和郭虞裳都不同,他希望回向基本无治的放任传统。张东荪一面赞同无治,却也愿意看到某些“新式政治”的成功。

  

   不过,他们的主张虽各异,对现象的描述却相近。综合他们的观察,不论是在价值层面还是在事实层面,小政府的取向在民初是延续的,而且可能是广袤国土上更普遍的现象,不过弱治被表述为无治。那些身居口岸城市的知识人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青年憧憬着积极有为的强治,但在广泛的内地,日出而作的普通人似乎习惯于无治的放任,且并无明显的不满。同时,所谓的“新式政治”的成功与失败,有时可能只是表象,且更多表现在口岸城市及其可影响的区域。

  

   张东荪所见十年以来政治仍呈无治样貌,大体是实述。不过他把“新式政治卒无一成”归咎于不识国民思想之根底,或更多针对趋新的读书人。其实那时的北京政府,虽已转换为“新式政治”的形式,大体仍延续着传统的小政府理念,不仅没什么作为,也不十分想要有所作为,倒与普通的“国民思想”相近。则张季鸾所谓十年来政治运动限于社会上最薄之一层,或可理解为代表国家机器的政府形式变了,而实际治理取向基本未变。

  

   不论是张东荪所见的民族之根性还是张季鸾所说的“建国之理想”,这样一种小政府模式大体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取向。陈独秀对“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的现象还有一个辨证的认识,即“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极专制的统治者和极放任的被统治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统治,没有足够的辩证思维能力是不容易理解的。但如果被统治者确实感觉被放任,那上面就应该是个作为不多的小政府。

  

   小政府是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但那时的中国读书人却更多从无政府主义中获得思想资源。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不论在什么意识形态指引之下,国家机器本有一种扩张的自主性。中国古人也许很早就意识到了官僚系统会自主而且自动地扩张,所以有意予以限制。张东荪从无政府主义的理念中也看到这种有意的限制,既然“无论何种政府都有渐渐扩充权力的自然趋势”,故“无政府主义者从这一点上反对政府,却不能算是无病的呻吟”。不过他并不因此主张去政府,而坚持“政府是要的,但必须在必要范围以内,不可听其扩充”。

  

   前引张东荪所说“中国素以‘无治主义’为标的” ,点出了民初一个主义的流行。稍早他曾提出,“自由恋爱和无治主义是同一的根源发生的,就是Laisser faire”。他赞成罗素关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即“不主张无治主义,而主张接近于无治主义”,也就是尽量“把control弄得范围极小”,因为“纯粹的laisser faire仍是不行的”。这样看来,张东荪说的无政府主义,其实更多是一种小政府主义。

  

   然而,一个身处万国竞争中的现代国家,面临着前引严复提出的“外强内治”的任务,就对曾经的无治取向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从传统的小政府模式走向不得不以富强为国家目标,用民初人的话说,几乎是从“无治”到“强治”,让不少人难以适应。无政府主义的流行,恐怕就是因此而生的“逆反”。实际流行的远不仅是西来的那个主义,而是种种关于“治”的反思。很多倾向于“无治”的人所思所言的,未必是正宗的Anarchism,多少带有对天下时代小政府的无意识眷恋。

  

   过渡时代这样一种政治伦理的根本转变,与尝试共和的进程相始终,朝野上下都感觉很不适应。从在上的政府看,任何积极作为都直接牵涉到税收等“取自于民”方式的改变,究竟可以积极到什么程度,政府自身其实是踌躇的。与清末比,民初政府的作为或已有所增强。但在下面,一些人或许仍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另一些人可能已觉得政府已无处不在。这样的上下不通和感觉对立,特别能凸显国无共是的时代特色。

  

   或可以说,在那个政治伦理转换的时代,人们对政府的要求其实超过其能力(包括但不必是政府中人的能力)。一方面,民初朝野都曾向往一个权力集中而有力的政府,这样的心态是普遍的;另一方面,由于不习惯共和政府什么都要管,怀念甚或美化天下时代不甚作为的小政府,这样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两者都构成对尝试共和的失望,是袁世凯称帝和稍后复辟的隐伏因素。但称帝和复辟(至少在能发声的那部分人中)都没得到较为广泛的拥戴,又说明对共和的不满虽强,而期盼仍在。

  

   如果我们像一些民初人那样把向往小政府的倾向说成“无政府”,则也可以把向往一个有力强政府的倾向视为“有政府”观。在各种偏向政府应有作为的思考中,贤能政治的思路其实不绝如缕,不仅有坐而言的探讨,也有起而行的尝试。或许延续着清末革政与革命的互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取向,都是民初人思考的选项。

  

   时人想要回复到某种选贤与能的模式,更多还是出于对当下政治氛围和政治作为本身的不满。这些不满包括一般常说的军人干政,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毕竟辛亥鼎革象征着作为秩序的“天下”正式崩散,而民国政制对所有人都是新生事物,它不仅与刚瓦解而余荫随处可见的旧秩序对峙,更处处向其实不知何谓共和的尝试者挑战。

  

   如前所述,不仅那时的北京政府是一个形式现代却理念传统的政权,社会上也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无治思潮。新文化运动中一度还有较强的读书人不议政的倾向,遑论参政。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些责任心强的读书人出而提倡“好政府”和“好人政府”,主要是希望优秀的读书人参与实际政治,从而改变中国政治那疲软无序的状态。

  

   问题在于,好政府主义强调政府应积极作为,是想要适应现代的国家时代;但其所依托的“贤人政治”,却大体因应着上下相安无事的统治理念,更适合传统的天下时代。换言之,中国已处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新时代,要嵌入过去天下时代的政治模式,且不说是否可能,至少也非易事。这种基本理念层面的紧张,预示了这是一次难以成功的尝试。

  

   不过,在一个政治伦理转换的时代,新旧政治伦理的纠结既容易使人感觉无所适从,却也留下更宽广的尝试空间。在传统政治模式难以为继、代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共和又明显受挫的背景下,这些知识精英提出“好人政府”这种部分回归传统的第三类政治方案,也是想要避免更具破坏性的革命路径,为中国政治开创一条和平过渡的新路。

  

三、针对无政府的好政府

  

   关于好政府主义的提出及其基本内容,包括胡适思路的发展进程,过去已有所陈述。故下文这方面的叙述会适当简略,而更多探讨胡适因应的时代背景及其“工具主义”政治观的可适应性。

  

   胡适在留学时即有为中国造“好政府”的想法,并倾向于在条件具备时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后来在《双十节的鬼歌》中更明确提出“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再后来,或受他人及时风的影响,这个主张变得相对温和,把自下而上的革命放在自上而下的好政府不能实现之后。革命仍是可以也可能的,但应先尝试由好人来组织一个好政府,若此改良不能成功,再言革命不迟。

  

常乃惪曾说,五四学生运动是“国民改变态度”的表征,即从不谈政治转而关心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罗志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好人政府   无政府主义   贤能政治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488.html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