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我的问学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4 次 更新时间:2019-10-04 17: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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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故我1995年涉足科举学时,该学科还属初创阶段,“处女地”很多,易出成果。若再推迟几年介入,不要说会不会改变初衷,就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学术资源的我仍能顺利地进入学术界吗?可否避免研究重复呢?事实上,即使这样,一些题材差点也“撞车”了。

  

   说句老实话,当时自己仅是凭着只知耕耘,不问收获(今天亦然)的态度搞研究的,根本不知道能否进入角色?想不到我十分幸运,一路碰到了好人,助推我很快进入前沿。

  

   1995至1999年,我白天长期泡在图书馆,回家又自习到深夜。经过比较系统的搜索,发现还没有人对历代进士与人才的地理分布作专门的、直接的、对应的研究。因此, 把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作为首攻的对象。

  

   1996年,带着以上的选题,我第一次专程去杭州,向著名的比较人才学专家缪进鸿教授请教。问了来意后,缪老告诫我求知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做学问先要做人等。告辞前,先生给我抄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一段话,嘱咐我,治学要立意高远,视野广宽,还再三强调必须做国际的比较,甚至断言,不做国际比较,研究中国人才问题没有多大的价值。当十几年后,弟子解决“钱学森之问”时,深感受此启发莫大。他还鞭策我“做他人不愿做、不敢做也做不了的课题”。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近廿年来的耕耘,从题材到方法,从意境到表达,我基本上是按先生的要求去做的。

  

   不久,我再次登门讨教,并向缪教授求援他为撰其的著名论文——《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用的明清进士籍贯分布的原始分类资料。缪征得原助手张肇同志的同意,允许我无偿复印一套。缪、张的无私帮助,大大加快了我的研究进度。自己又三去宁波图书馆,把一套三册计近三千页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全书复印,以便校核。我就以科年为经,以县为纬,对明清进士的籍贯分布做了十分详尽的动态统计,即明清两朝任何年份、任何时段、任何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进士人数,都能在我的数据库里较快地找到。这独一无二的图表,不仅为撰文提供了底气,在今后的研究中也多次获益。因为了解明清的人文地理,没有比进士的地理分布更有说服力了,而自己则统计到了最小的时空单位。

  

   1998年,由于长期的伏案熬夜,我病倒了。医生诊断是脑供血不足,建议我充分休息。我略调整了作息时间继续干,并祈祷老天,如果带我走,等我这篇论文完成吧,这就不枉此生了。

  

   在搜集进士与人才的相关资料的同时,我先撰了《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一文。在该文创作中得到了宁波大学季学原研究员的鼎力相助,他不仅从提要到文字乃至数字的排列对拙作不吝斧正,还把文章主动转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研究员,再由吴推荐给《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发表。不久,文章由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1998年第3期全文转载。是文属较早辨析和概述科举文献的论文之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明淸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大约于1998年夏天完成“征求意见稿”,我复印近十份寄给一些学者和刊物。很快收到了包括陈桥驿、缪进鸿、葛剑雄、刘海峰等相关学科带头人的反馈意见。我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修改稿”,仅投《浙江社会科学》。不久,在《光明日报》看到了《中国文化研究》当年第4期的目录,内有拙作。原来,该刊录用了我的“征求意见稿”,但没有通知我,时离该期正式发行已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使我感到既欣慰又不安。欣慰的是我碰到了知音与伯乐。不安的是,初稿虽无大碍,但还不是很成熟,发了会留下本可以避免的遗憾,同时,这也等于我无视了那些专家在百忙中对我的帮肋,这是很不道德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给阎纯德主编打电话,要求撤下原稿,发《修改稿》,即使发不出,我也不抱怨。结果,阎主编推迟发了《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旋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00年第3期全文转载,又有《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5日“学界要览”转摘,后入选《科举百年——科举现代教育与文官制度的历史审察》(《新京报》主编,同心出版社2006)一书。

  

   《明淸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明确提出并翔实论证了明清全国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为研究明清全国的区域文化与人才分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在整体上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选拔人才的公正性、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对科举的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截至2013年底,仅在中国知网上获悉,该文就有100多个被引文献,俨然成为科举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经典论文之一。因该文及其由此产生的系列论文,也使本人成为科举与教育、人才、区域文化相互关系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而从中揭示的南宋至近代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轨迹,包括对苏-杭人才轴线形成时间的厘定,基本代表了这方面的研究水准。相关文章已成为若干大学学生和中小学教师,进行历史人文地理学习或和辅导的参考教材。

  

   对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的讨论,使我对明清人文地理的感受比他人更为深刻,也逐步觉得以往人们对明清人文地理的了解还不全面,即使学术界,也哪怕是历史学家,对明清人文地理和区域文化的诠释也多有不确。这时,我读到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副教授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杨著通过儒学地域化来解释近代湖湘、岭南、江浙三大区域知识群体的形成、互动及其与近代三大社会变革的关系。可我读后觉得作者在区域文化史、教育史方面存在不少的问题。我就先写了《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之书评初稿及其感想,向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的杨玉圣老师征求意见,也从此开始认识了杨老师。杨老师对拙作很感兴趣,还表扬文章有思想,说这是一般的作者写不出的。他建议我把书评和感想合一,由他推荐发表。经杨老师反复修改,文章先在香港的《世纪中国》网“世纪周刊”2001年8月24日首发,“中华读书网”等国内外十几家网站转发,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近代中国网”称其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桩学案”,“北望经济学园”推荐“可以做为公共语境内专业批评的案例”。再由杨老师推荐,2万字的书评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1期。《书评周刊》(2003年6月20日第5版) 认为拙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当今中国书评最高水平的三篇文章之一。值得一提,杨念群出《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增订本)时,还在“再版后记”里写了如下一句:“本书若干史料和技术问题的订正也得益于沈登苗先生的建议和批评”,这在当下的学界已相当难能可贵的了。(按:我深感20世纪60年代后出生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知识欠缺,制约了其对历史的认识。)

  

   认识杨玉圣老师,是我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2001年至今,我的大部分论文是由他主持的学术批评网首发(许多文章得到了杨老师的精心修改,包括“底线”的把握),再由杨老师推荐给学术期刊,或由杨老师推荐报刊的编辑、记者向我约稿的。故在学术成果发表难、版面费满天飞的今天,我的论文不仅以很快的速度发表,不仅没有交一分版面费,而且每篇论文都有稿费收入。更重要的是避免了重复劳动,使我完成了一个专题后用不着费心与等待,就可做下个专题了。能否及时发表成果,对自学者来讲是很关键的,可我这一“关”过得很轻松,杨老师的帮助最大。

  

   2002至2003年,承原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的悉心指教,完成了《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并由曹教授主动推荐,该文发全国性的大型丛刊——《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文章开篇对影响了一代学人的、明史研究权威王毓铨先生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并对明代的“户籍”和“乡贯”作了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诠释: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是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即现籍;明代的乡贯系原籍,是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即祖籍。那些既有户籍又有乡贯的明代进士可称“双籍进士”。本人对明代“户籍”和“乡贯”的解析及首次提出的“双籍”概念,现已被学术界所接受。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此文创作中,我还另有收获,即拿曹树基教授的话说,我“受到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

  

   2004至2005年,我在原先积累的基础上,对明代“嘉靖倭寇”进行了讨论。我开始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基于准备探讨“李约瑟难题”时,从“外无救兵”的视角去观察的。不过,直接的原因则是出于对当代中日纠结的现实关怀。

  

   1980年以来,学术界对传统的倭寇即日本海盗,嘉靖抗倭是抵御外侮的、正义的战争等观点作了重新检讨: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的斗争。这令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学界耳目一新,故被人们称为“新论”。可到了世纪之交,人们发现,新论原来在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出现了,其实是步人后尘,那种把嘉靖年间倭寇的入侵归结为中国内部的观点,实际是有意无意为侵略者开脱。目睹上言,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如果依仗所谓的倭寇新论是日本人率先提出的这个“杀手锏”,以“上纲上线”的口气驳斥新论,不仅会干扰学术争鸣,还很有可能在民间造成新的思想混乱,影响中日关系,这就有必要对相关问题,尤其是新论的知识产权作一澄清,维护大陆学者在该领域应有的尊严。

  

果不其然。2005年1月22日,《新民晚报》关于日本人在安徽歙县,为所谓的我民族败类王直(嘉靖时的海商领袖)修墓立碑的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了举国声讨,结果,墓被两位大学教师砸了。是为“王直墓”风波。那时,我单位正值乔迁,待安顿好休息,已到了过年的前一天。我当晚驰笔,大概到除夕下午一时,才把《从“王直墓”风波谈学术成果社会转化的重要性》赶了出来,时家人已吃过“年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没与家人吃“年饭”。瞬间,文章由学术批评网首发,当晚,就收到了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向我“致敬”的电子贺信,称论得很有力;武汉大学薛国中教授迅即以《王直:新时代的骄子——对沈登苗先生的回应》为题,在《社会科学论坛》发文声援。是文除了交代修王直墓的历史渊源和当代背景外,还提出了一个支持新论的无可辩驳的观点:战争初期,倭寇在火器上占优势,而当时离火器传入日本才几年;可越到后期,倭寇使用的火器越来越少,而此时,枪枝在日本已普遍使用。此一研究从军事的角度证明,嘉靖大倭寇与日本政府无关。否则,如果真的了是中日交战,日方为何不把热兵器武装“倭寇”呢?在此前后,我的嘉靖倭寇研究的多项成果,特别是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的考证——《一段不该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此文观点被《2006年度中国学术观点:历史》收录),成为那场网上论战中新论的代表作(那时在互联网上搜索,我的名字竟与“倭寇”连在一起了),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从互联网上结识了旅葡的资深学者金国平先生。在金国平和吴志良先生的主动帮助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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