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从康德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3 次 更新时间:2019-10-02 23: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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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进入专栏)  
如孔子;一种是表面是儒,里面是法。请您作一解释。

  

   邓晓芒教授:陈老师和我是老相识了。陈老师也是从自己生活体验里面来树立自己的行为方式。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是这样,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知识分子学问与为人不一定一致,中国为道为学是统一的,能说到的也应能做到。中国知识分子是从自己生活体验中挖掘自己做学问的源泉。这既是长处,也有负面因素。陈老师提的问题,我上面也曾说到了一句。人格结构性的乡愿、体制性的乡愿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讲它的人格结构本身就是一种自欺结构。自欺结构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伦理学讲人是一种自欺的动物。人心有许多层次。儒家知识分子我承认他们中许多人是符合道德律的,我讲的是缺乏反省。很多儒家知识分子严于自律,一辈子不做坏事,专做好事,但这些人很少。因为这种人格结构是让人做圣人,不能用它来要求普通老百姓,老百姓没有自己的德性。我倾向于,儒家讲圣人之德作为楷模是不易达到的,尽管讲“人皆可以为舜尧”,实际做到的人很少。面临目前的道德形势、道德环境之下,还不如提倡小人之德。君子做不到,只能做成伪君子,还不如做成真小人。鲁迅就是真小人,他一个都不宽恕嘛!他为所欲为,有些像尼采,他不是楷模,你们哪个能学鲁迅?学不到的。现在需要为老百姓、小人、有原罪的人树立一个道德上的规范,这种规范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而且是道德底线。我们要承认人是有限的存在。人不可能也不必要人人都做圣人,圣人高山仰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起码的道德规范。我并没有否认儒家知识分子中有很多是值得尊敬的,但涉及到一种普遍的人格,国民的人格的建设,用这个东西作为衡量的标准太高了。我强调一般的人按照儒家的那一套道德理想做人时要有一种反省精神;圣人也是这样,即使非常高尚了也不能骄傲。文革之所以搞起来并不是领导人道德不高尚,道德很高尚;但他以为自己道德高尚了便可以为所欲为。他在讲天道,反对他就是反天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因此在纯粹的道德之下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假设,儒家那些令人敬仰的知识分子如果换一个环境,给他掌权,它会不会腐败?人格结构是一个乡愿的结构。我认为儒家一些仁人志士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没有土壤环境,才得以维持其道德形象的。人要有一种人格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起码的道德底线。我觉得还要从西方引进,传统儒家人格结构中缺乏这种因素。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康德哲学给我们一些借鉴,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人格中还有哪些不足,以利于更深层的探讨。

  

   学生:自由意志中兼有善恶,为何您认为自由意志贯彻到底就是道德律?

  

   邓晓芒教授:道德律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几条戒律,不要杀人、伤人,在基督教、佛教中都是戒律。这些戒律在康德之前都不是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人类认为自由意志导致了犯罪,基督教认为自由意志导致了原罪。中国传统认为为所欲为就是破坏秩序,中国历来对自由意志都严加防范,强调从小“知书达理”。康德时代包括黑格尔、歌德等人都有共识,自由意志肯定是兼善兼恶的。歌德的《浮士德》中,魔鬼赋予浮士德为所欲为的能力,但做了许多事情都不能得到满足,最后改天换地造福人类可以满足他。所以上帝说一个善人(有自由意志的人)在生活中不会迷失道路。有了自由一开始肯定是犯罪,但只要意识到自己有自由,它就会超越犯罪,走向善。因为善为自由意志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康德认为自由意志之所以为善,是因为它的贯彻到底。自由意志是自律,而不是由他律所决定的习惯和风俗。我们看到很多偏僻的乡村,人们好客、道德、仁义,不知道干坏事;但你会发现那种道德是暂时的,一旦商品经济侵入马上民风就变坏了。所以那种传统的道德只能叫做伦理。黑格尔把伦理和道德区分开来,伦理是习惯,习惯形成的善不是真正道德;真正道德是自由意志践行的,知道作恶但不去做。真正的自由意志是要一贯到底。不能一贯到底的自由意志康德称为自由的任意。自由意志意味着自律,要由实践理性来保证。自由的任意是片断的自由,你现在自由马上就会有不自由,要自食其果。要做自由人就要保持自由行为的一贯,这种一贯不是外界强加给你的。真正的道德不在于限制人的向恶的倾向,而在于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让他自己去选择,尝试,自己向善。伊甸园里的善不是真善。上帝造人时已经预先安排了犯罪。上帝本可以开始造善人,但他造了恶,就是要让人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重建自己的善良本性。那才是真正的善。

  

   学生问:如果文明人比野蛮人好,如何理解文明人为恶比野蛮人更甚呢?若从后果看,文明人更不道德。

  

   邓晓芒教授:康德时代是相信进化论的,这和我们今天有所不同。但这种进化论对我们还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中国人。西方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反文明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说文明人已经堕落到不如野蛮人了。康德受卢梭影响,卢梭认为野蛮人比文明人更文明,文明人不文明。野蛮人从某些方面看起来比文明人更道德,恩格斯也讲过原始人在道德上要比文明人高。文明人是道德的堕落,但这种堕落是必要的,是为了建立更高层次的道德。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是恩格斯最早提出的,从康德到黑格尔,其实都是如此思路。文明固然是堕落,但不堕落不行,堕落使人智慧,使人聪明,堕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恶。野蛮人固然很道德,但野蛮人的道德是盲目的,不自觉的,经不起历史的,只有在停滞的社会里面,那种道德才可以维持下去,所以注定要消亡的。当然,人类的恶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比以往暴露得更加强烈,人类的道德底线被冲破了,人类恶劣的本性暴露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彻底,那么是否就因为文明人比野蛮人更加不道德,而伤感、而退回到野蛮去不要发展?这种伤感对历史、对我们建设道德毫无用处,人类应当坚强。我们既然认识到为恶的可能,也就同时意识到为善,向更高层次善进步的可能。人类越来越变得邪恶,人类也就越能把握善,更加聪明,更加认识到自己本性,人类总会有办法走出困境。当然这种矛盾是摆脱不了的,固有的,但认识到矛盾比蒙昧无知好;蒙昧无知必然也会启蒙、开化,也会落入这个矛盾之中。所以我们应当有先见、远见,意识到这个矛盾的可怕性。因为人毕竟是自由的,所以人还是可以想尽一切办法意识到自己的危机。西方人卡西尔说,人是意识到自己危机的生物。正是因为认识到危机,所以人存活下来,比所有动物都存活的好。意识到危机就有希望,我们还是要对人类文明抱有信心,尽管这种文明已经如此堕落,但这恰好是对人类的锻炼。没有经过锻炼的善不是真正的善。

  

   学生问:虽然您对儒家伦理思想更多持反思的立场,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反思现代性是有价值的。请您阐释儒家伦理思想和康德道德哲学对反思现代性的价值。

  

   邓晓芒教授:我不否认西方现代智慧也存在危机。西方从康德以来的自由主义的伦理学也面临危机,但他们可以从自由意志里面找到源头活水来更新他们的道德。西方更新道德,它能够吸收全人类的资源,儒家传统也是他们吸收的对象之一,为什么?是因为自由意志是一个大容量的黑箱,这方面我们要学习。我提出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格进行道德上的一种休克疗法,要把我们对人性先定的规定清除出去。如果先规定好人性善、四端,就容不下别的东西了。人是自由的,是一个不可认识的黑箱,那就可以容纳很多东西。原始人、野蛮人他们的道德我们也可以吸取。有人到一些部落调查甚至生活几十年,去理解他们,吸收他们一些道德资源。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这样做。我们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到一些少数民族部落调查,但这些调查是知识性的,甚至是政治性的,但不是伦理性的。伦理学家深入田野考察、理解,以提出我们道德借鉴的东西,这种做法我们没有,但欧美很多。因为我们的道德是先定了的,不可动摇的,而不是自由意志所选择的。我们看到西方人在吸收我们的伦理,我们就沾沾自喜,觉得还是中国文化好。其实西方人在吸收中国的东西,中国人就更应该发现自己的缺点,去吸收西方的东西。否则西方人越来越丰富,我们就会越来越贫乏。引进康德哲学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维度,因为它能提供我们道德的自由意志根基,使我们对道德有一种开放的吸收心态。西方反现代性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不同的语境,这是前现代,不要盲目跟着跑。

  

   本文为邓晓芒教授于2004年10月21日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演讲录音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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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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