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19-09-28 16: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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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与此关联,江西虽与浙江为邻,然徒入浙地的进士仅2人,为何移植到不相邻的江苏的进士竟达31人呢?这主要由于明初江西曾向京师地区大规模移民。事实上,江西入籍江苏的进士也大半分布在应天府。相反,洪武时期,江西似未向浙江进行过有较大声势的移民。浙江流向江苏与江西的进士也不成比例,其原因也盖出于此。再如,江右移入湖北的进士有39人,超过了鄂地吸收他省进士之和;两湖进入四川的进士也相对可观,这分明是明代移民史上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现象之折射。又如,著籍云南的进士以苏浙皖为主体,当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领的征滇大军,也大都来自吴越。

  

   第三,与一般的自然的移民规律相符。由于谋生、宦游、求学、婚姻、灾害等因素,那些史书无载的、零散的、自发的、近距离的、自然的一般移民,在明代也随时随地都在进行。受当时的经济、交通、文化、风尚、习俗等制约,这样的移民反映在省际迁徒上,往往会选择相邻的省份或交通便利的地区。表4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如江浙之互动、福建之广东、安徽之河南、陕西之山西、四川之甘肃等都属邻省之间的较大规模的流动。而山东之辽东,则借海运之便利。据核,由山左入籍辽东的16位进士,有14位的乡贯在山东半岛及其沿海地区,盖因从胶东半岛登舟抵辽仅一昼夜即可,较之走一般的陆路,要便捷得多。又经考查,由赣入鄂的进士,其原籍与迁入地之间可全部经江河直达,这在以水路和船舶为主要交通方式,和运载工具的明代是很自然的事。相反,明代科第四大省之一的福建省,其双籍进士大部在省内流动,外省流入的更少,主要就是受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明初八闽出入的移民均不多。

  

   为进一步考述双籍进士与明初移民之关系,下面,以明代移民最为典型、当代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山西移民,与该省输出的进士相比较,作一中观分析。

  

   表7反映明代山西双籍进士迁出地,与安介生揭示的明代山西移民输出地的分布大抵一致。[11]如排名前二位的平阳府和太原府,也是三晋移民迁出最多的地区。其中,作为明代移民象征的“大槐树”,就坐落在平阳府的洪桐县。表4山西横向一栏,则反映了山西的进士向各省的迁徒。不难看出,其迁入地与明代山西移民的安置地相似。如迁入山西进士最多的冀、豫、鲁,也是接纳山右移民最多的省。接下去,我们再对迁入山西进士最多的河北省作重点解剖。

  

  

   表8显示的数据和排列顺序,也与明代晋民入籍河北的移民情况总体一致。如京城及其顺天府是明代山西移民涌入最多的地区,理所当然,也成了山西双籍进士栖身最多的区域。排名第二、第三的河间府和永平府,同样也是山西移民的聚集地。不仅如此,安家河间、永平的山西进士的籍别,也与移民的性质吻合。河间府是“靖难之役”的主战场,战后,其地几乎成为一个无人区,故重建河间府的山西移民以民籍为主。有意思的是,10个有河间府产生的乡贯属山西的进士,有8个是民籍。相反,地处长城沿线,扼守辽东与华北军事、交通要道的永平府,其徒民带有浓厚的军事移民色彩,在此出现的8个原籍来自山西的进士的籍别,有5个是军籍、1个是在军的官籍,1个待考,载民籍的仅1人而已。这些,与成化后双籍进士占全部进士中的比例,与明初移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均接近15%一样,都不是偶然的巧合。

  

   顺便指出,从洪武时期山西移民没有大规模进入北平、永平府,进入河间府的洪武移民也远比永乐移民少,以及现上述地区的香河,抚宁、南皮等“自然村建村时代和原籍”等史料推断,与明代绝大部分地区接受的移民,以洪武时代为主的现象不同,流入河北的山西双籍进士大抵是永乐移民的后裔。

  

   此外,双籍进士的史料价值还可体现在一些移民个案或相关研究上。

  

   如有研究者认为,明初向苏北的移民主要来自苏州。尽管这一观点的论证主要建立在传说上,但一些苏北地区在新编方志中也称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苏州阊门。对这种近人对明代苏北移民附会苏州的现象,曹树基先生曾作过厘定,认为明初迁入扬州、淮安两府(徐州府的移民以北方为主)的移民来自苏州府及苏南各县(含崇明)约占四分之一强,否定了苏州主体说。但曹先生的工作主要通过辨伪来证明明初苏北移民不可能以苏州为源泉。然他自己提出的“四分之一说”,“由于缺乏资料”,仅是“简单的推测”,鲜有正面论述的证据。现在,通过双籍进士的考察,可以支持他的结论。据统计,明代入籍淮扬(不含内部流动)的移民后裔的进士有45人,其中,苏南各府13人(苏州府6人,但附廓县吴县、长洲无1人),也正好占四分之一强。其他主要来自浙、赣、皖等省,也与曹先生的推测较为接近。不过,根据当时苏南名府的文化水准和地理条件,苏南地区进入苏北的移民,应该比其他地区的移民更容易在科举上出人头地。故根据双籍进士的分布推测,进入淮扬两府的明初移民不可能以苏州府为主,苏南籍的还可能在四分之一以下。至于迁入苏北的移民以“苏州城内的居民占主要部分”的观点,[12]更是从何谈起!

  

   再如,目前明代移民史工作者收集的移民原籍资料以民籍为主,“军卫人口的原籍大都不详”,以致研究者“恕不论及”。而双籍进士以卫所军人为主体,且原籍和在卫立籍地一一对应,记录的人数比民籍要完整。故双籍进士中有关卫所军人的各类信息,对于明代军籍移民研究者来讲是喜出望外的。如曹先生在做明初苏北移民原籍的考证时,没有获得一条来自军籍的信息。可在淮、扬、徐三府(含内部流动)的56个双籍进士,属于军事移民性质的有25人,他们来自全国苏、赣、浙、闽、晋等5个省,昆山、吉水、余姚等20个县,涉及陈、尹、丘、林等20个姓氏,分布在苏北3个县和8个卫所里。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明代苏北军籍移民原籍分布之眉目。亦用山东德州两卫有23个双籍进士(德州无1人)的记载,同样可蠡测明初德州军籍移民原籍之分布,及“移民主要是军籍移民”观点之不谬。

  

   又如,从双籍进士中商籍进士,仅由福建莆田定居江苏江都的万历三十五年的郑茂华1人推知,近几年,学术界对明中下叶商人的政治文化地位可能作了偏高的估计。

  

五、结论与讨论

  

   最后,拟对上揭现象作一初步的分析和总结,并展开相关的讨论。

  

   (一) 双籍进士是明代文教政策和移民政策的产物

  

   1.举额的区域分配制

  

   明初,殿试登科人数南方人占压倒优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政府尝试推出南北举额分配制。宣德二年(1427),正式行成礼闱中式南、北、中卷分额录取的制度。大概说来,浙、赣、闽和苏南并淮、扬及皖南、湖广、粤省属南卷区;其余大都归入北、中卷区。会试分地录取的实施,实际上保证了北、中卷所在的地区在全国进士中占应有的比例。这有利于朱明王朝的国泰民安和儒学、礼教及文化的普及。由于北、中卷区同时也是明初移民的主要迁入地,故分区定额取中制也为北、中卷区的明初移民后裔问鼎科甲提供了前提。否则,明代甲科将被浙、赣、苏、闽四省所垄断,在北、中卷区的移民后代春闱中额,谈何容易!

  

   2.移民文化性质上的顺向流动

  

   一般地说,同一时代,若移民文化是水平流动,则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流动,影响较大,一般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流动影响就小。若是垂直流动,则文化发达地区向一般地区或落后地区的顺向流动,影响就大,反之,逆向流动,影响就小。明初,移民的主体是文化蛰伏的黄河流域。这一地区之间的移民,对文化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反,像江、浙、赣这种人文荟萃的省份,向文风式微的华北平原的移民,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向文化落后的云贵高原等边远地区的移民,则这些地区的文化就会产生质的飞跃。故明初浙、赣、苏南、皖南向边卫地区和京城、皖北、苏北的移民,为明中下叶至清移民文化的大放异彩创造了条件。若没有明初朝廷发起、组织的这种文化性质上的顺向移民运动,也不会出现成化以后全国7个进士中就有一个双籍进士的景观。当然,移民文化性质上的顺向流动,其成效非积代累世之功难成,也不是在每个地区都能凸现,更不能对应某个具体的家族和人物。但文化消沉的地区一旦勃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如清代长江以北三个成就最显著的地域文化——宣南(北京)文化、桐城文化和扬州学派,无一不是典型的明初移民文化性质上顺向流动的区域。

  

   3.卫学的建立。

  

   会试的区域配额政策和移民文化性质上的顺向流动,为定居北、中卷等区的移民从事举业创造了条件。但要使移民真正在科考上探杏折桂,还得依赖教育。可边卫地区的文教向来落后,两京虽然学校较多,质量也尚可,但密集的卫所使军人子弟接受儒学熏陶仍是个难题。明代卫所儒学的建立,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早在洪武时期朝廷就在大宁、辽东等地开设卫学。正统年间,随着承平日久,天下卫学较为普及。这就为以移民后裔为主角的军卫子弟,和卫辖的民籍士子读书应试创造了直接的条件。虽然卫学的教育质量很成问题,但相对于北、中卷区的州县儒学,差距不是很大。若没有卫学,不要说边远地区,就是南北两京的人文水准也要大打折扣。

  

   由于双籍进士的产生受以上三方面的制约,加之在生产力低下的明代,移民在文化上发迹,一般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所以,明中期的流民运动和后期的工商业移民,与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几无关系。遗憾的是,在明中下叶,当开发较晚的西南边陲数以百计的土著廷对折桂,越来越多的军卫子弟弃武从文,甚至连宗室人员也以科目为出路时,明初百万山后南归的(第222、242、330页)、曾占北京城入籍的民籍居民三分之一的蒙古人(第331),却在明代数千名双籍进士中似乎找不到踪影。联想到时人对达人“施施自得”,“不劳其力而坐享其有”的疏陈,[13]两者之间是否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二)双籍进士的作用与影响

  

纵观历史,由于边疆地区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汉人“一般不愿迁住边区,一有机会就返回原籍”。[14]然与历代不同,明初迁入边区,特别是西南和辽东的“军人,及其家属大多于当地安家落户,成为土著”(第5页)。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明廷为戍守边关的军人及其子弟,就地营造了一个能蕴育出各级文职官吏的土壤,藉此,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留住了。如果没有这一措施,军士武臣就有可能重蹈历史之覆辙——想方设法回原籍……所以说,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特别是发往边疆的军籍移民后裔举人、进士的涌现,为边疆国防的巩固、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及北京文化重镇的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加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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