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6 次 更新时间:2019-09-17 00: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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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 (进入专栏)  
在对称对等中求统一。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中讲的“一”。

   美国的三权分立相当于一个不断变形的三角形,相互牵制,会有颠倒,有时总统很强势,有时国会占主导,有时司法很独断,形分神合,背后是资产阶级专政,不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其政治重视的是“多”中的制衡而不是仲裁,形成平衡就会有“一”,是对立中求统一。当然,制衡机制一旦失灵和失衡,就会出现现在的美国政府僵局和民主失灵现象。

   2、合与分

   外人只读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最容易学到的一个字就是“分”,政党政治一分为二也好,行政立法司法一分为三也好,或者其联邦制下的分权也好,表面上确实是分。但美国民主政治中也有很强的集权和合的因素,这是其民主集中制的地方。911后美国的集权趋势就很明显。许多国家在借鉴美国政治时,由于没有看到其形分实合的一面,误以为分是其政治精髓,学了去实践最后导致国家分裂、政治对立、民众对抗的结果不胜其数,这是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悲剧。

   从合来讲,美国政治词汇用的是“共识”,中国政治词汇是“政治团结”,两者本义都是“合”。美国人说政治正确,目的在于统一思想认识。中国有人经常说人的思想怎么能统一呢?其实他没有看到美国统一思想的技巧一面,美国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方面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的“一”不是谈出来的,而是建构出来的。如果求最大公约数,白人正在逐步成为少数。国内也有讲“共识”,但是关键是要共“中国制度”的识,而不是共别人制度的识,那种共识是在分裂。

   从分来讲,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现为权力的分割,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现为权力的分工。美国民主失灵,与其权力分割有关。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来讲,在中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但是在美国,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无所不在,国家权力因此被切割成一块块,相互制衡,容易形成僵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鼓吹央行独立、司法独立、军队独立、货币独立,看上去是独立,但最后的权力被谁收入囊中了?是大资本家!所以国家最后只能听资本家的操纵了。

   3、“一届接着一届干”与“一届隔着一届干”的政党制度

   从政治市场角度看,美国的两党制实际上类似市场中的双头垄断现象。其政党政治看上去是分为两党制,但是其本质还是集中与共谋。美国的两党政治运作类似可可可乐与百事可乐、麦当劳和肯德基、波音和空客仔市场中的双头垄断和价格联盟行为,但背后都是集中。政治的本质是集中,但集中的方式不一样。

   两党政治下的治理特点是“一届隔着一届干”或者“一届对着一届干”。一般认为美国民主制或者民主的特点是多数决定,但是美国民主制度并非多数决定,许多情况下其实是少数独断决定,这也是其集权和专制的地方,不太为我们注意。大家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机制设计,很巧妙,美国是少数,但是它这个少数永远可以否决多数。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一届隔着一届干”或者“一届对着一届干”,用福山的话说是相互否决体制。但福山说得其实不完整,两党经常是相互支持的,互投赞成票。相互支持是常态,相互否决是不正常,就如现在美国政治一样。所以美国政治现在出现危机。2013年美国政府关门就是个例子。所谓经常相互支持,以美国和平演变苏联为例,就不是一届对着一届干,而是一届接着一届干,不将苏联搞垮誓不罢休。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一届接着一届干,可以避免翻烧饼,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要保持竞争力,政党制度必须确保要有一届接着一届干的精神,这就是一党政治的优点。

   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学西方的多党制,导致政治生活“一届隔着一届干”,学的是折腾,最后是政治动荡和混乱,错失了许多发展机会。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奇迹,根本的奥秘其实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现在许多国家对中国奇迹中国模式感兴趣,中国的许多东西都好学,例如重视教育、成熟的官僚体系、试点等,但是唯独“一届接着一届干”的政党制度不好学,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学西方政党制度,其制度已经被先入为主地定型了,很难再纠正。从治理绩效和能力看,按照中国政党制度的标准,多党制恰恰违背了治理常识,更不能视为就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准。

   4、选与举:中国和美国的选举制度

   中美两国都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有同有异。理论上,美国许多非法移民还没有公民权,他们有点像现代社会中的奴隶。中国法学盲目引进并炒作西方政治学中的“公民”概念,是因为未能理解西方的国民和公民概念史。

   在西方,所以存在国民和公民的区别,是因为西方社会内部始终存在一个隐蔽的“殖民地”地带,也即不是所有的国民都能享受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例如美欧的海外领地、黑人和非法移民等。这个问题要是摆在国籍法的历史下看就会很清楚。英美的国籍法长期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不是所有的国民都是公民,只有公民才享受完全的政治权利,所以频繁存在争取公民权的运动。

   新中国的国籍实践和《国籍法》,对国民和公民是互用的,根本不存在国民和公民的区别,国家是人民的,人民怎么还会分三六九等呢,怎么还有过去英国国籍法说的还有臣民呢?所以,中国民主政治的土壤与美英不一样。由此观之,从选举而言,美国民主政治还没有在其所有国民中做到一人一票,不断存在扩容的压力,因为一些人只是国民而不是公民。这与西方的政治史有关,西方政治史中始终存在一个内外关系紧张,其政治史经常假设只有文明的西方人才配拥有政治权利。

   其二,看美国的选举制度,要将选和举分开看。大家看到更多的是海选,或者媒体刻意为大家展示的是热闹的海选,但海选只是表面,实质是内举,表现为提名制。美国是个重精英的差序社会,美国也重视笼络和收买人才,这点必须要承认。美国的选举给人感觉是全民持股,每个人都有投票权,人人都很重要,人人也都不很重要,真的在开董事会的时候,一个普通的小股民根本是没有能力左右董事会的。相反,分散的小股民却极容易被操纵。

   选举关键在“举”,美国两党全国党代会推选出候选人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被少数人操纵的,真正到后面全国性大选的时候,选民只能在两个中选一个了。美国投票率下降,体现了选民对这种选举程序的厌恶和疲劳。美国国家机构中很多关键岗位不是选出来的,老百姓根本沾不上边,而是直接举出来的,如关键的政务官、大法官、美联储主席等,都是背后妥协直接提名内举的。所以美国的“举”有很大的封闭性。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和外人常以为美国政治系统很开放,其实那是表面,美国政治系统其实也有很封闭的一面,核心职位不对圈外人开放的,常常是落后的世袭制。

   中美两国的选举制度都有竞争性的特点。中国人理解的选举,是不论出身,将出类拔萃者层层选拔出来,担任合适的岗位,个中强调的是“竞德竞能”,“德”是为人民服务,“能”是有胜任岗位的能力;美国的选举强调“竞钱竞德竞能”,钱不用说了,“德”是符合大资本家的统治,所以美国第一流私立大学培养的学生格外重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中国选举制度是在一个开放系统中选拔。中国官员任职有年龄限制,美国官员任职没有年龄限制,最近提名任命的驻华大使鲍卡斯,我一看他年龄,按照中国选举的开放标准,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做大使了。年龄限制是个硬杠杠,保持了人才体系的活力和开放性,为他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中国的选举制度与传统社会选贤任能的科举制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晚清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将中国科举制视为最民主的制度,并不为奇。丁韪良生活的时代是美国政党分肥明目张胆的时期。

   许多发展中国家只看到美国选举制度表面的选,学回去以后搞无序选举,最后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也就是西式民主进口去以后给当地带来灾难。西方对外的民主教科书把是否海选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主观上也误导其他国家政治“精英”。中国大陆的聪明和智慧在于看穿了西式民主选举制度的缺陷,坚决拒绝这种乱选,按照中国选举制度标准,那一套恰恰违背治国理政的基本政治常识。

  

   五、民主政治下的责任

  

   1、美国其实是大政府、强政府

   美国政府广义上讲是一分为多,表面上看政府很小,但是隐蔽在后面的政府很大,经常是强势政府。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其实这个说法是误读,美国也是大政府、强政府。

   这点从美国政府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就能看出来,这么大的开支怎么说它是小政府呢?二战后随着美国对外扩张,政府权力之高大一直居高不下。但美国是一个找不到人负责的政府,老百姓关键时候找不到当家的,两党政治轮流执政可以将责任推卸,官员辞职是频繁,扔下一个烂摊子走人,不仅在国内,在国外把一个小国搞乱了以后撒手走人的例子也很多,这是两党轮流执政导致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

   金融危机后人们找不到负责的人。美国枪击案事件中人们也找不到责任人,人们只能将矛盾转移去怨枪支协会,老百姓有冤无处申。你可以说这是其政治设计巧妙的地方,但也可以说是其政治设计欺骗性的地方。在中国,有事找政府,有时也会发现无人负责现象,但不管怎样,政府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很强。美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冒出一个词叫“回应性政府”,国内也借过来了。要说“回应性政府”,中国人认为这是政府的天职,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造这个词来概述政府,所以真正的回应性政府在中国。

   所以,责任观的不同,导致政府和人民一个是鱼水关系,一个是油水关系。“找政府”、“找公家”是中国老百姓政治生活中的典型思维方式。这与中国政府是公道政府有关。中国一旦出现枪击案,老百姓首先埋怨执法不力,守土不尽责,政府迅速作出回应。美国不会怪警察,但会推卸给枪支协会。

   在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设想有一天,老百姓什么事都不找政府、不找公家了,那时的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呢?那时的老百姓会怎么样?至少我觉得那种社会是冷冰冰的社会。在中国,许多事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得开,也分不开。个人、社会、政党、国家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是个命运共同体,用俗话说是“斩不断、理还乱”。美国斩得断、理得清,所谓是上帝的给上帝,是政府的给政府。政府责任感的不同,使得中国政府一直在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政府这种责任意识在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访贫问苦、公共政策托底、社会救助、各种促进就业的措施等,政府一直要做。在美国,人民对政府没有太多的感情。美国卡特琳娜飓风来的时候当官的跑去度假了,这要在中国立马对官员就地免职。

   2、追责制度与责任的隔代转移

   在美国,在你要责怪民主党的时候,执政的是共和党,在你责怪共和党的时候,执政的是民主党。美国的这种责任自动豁免或者隔代转移的制度设计很巧妙,也很具有欺骗性。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后果,就是代价向后代的累积,我们看其债务危机,实际上也是这个逻辑的结果。

   有人说,美国政治设计中这么多巧妙的治理“智慧”为什么我们不学呢?我要反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呢?带有移花接木玩魔术似的欺骗性,我们是不是要学呢?我觉得不能学。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讲的是“正”和“公”两个字,政不正,政不公,很危险。我们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学这些东西欺骗人民,偏离了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而且中国老百姓都很聪明精明,一眼就能看穿美国政治设计的欺骗性:“别和我来虚的。”设想如果中国老百姓生活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中国老百姓可能早就造这个制度的反了。

责任上的差异,也导致中美对腐败和反腐败理解的不同。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都规定卖淫贩毒合法化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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