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3 次 更新时间:2019-09-11 22: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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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


五、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商量,我只查一个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不必来回填条换书,太麻烦了。其实那时候我年纪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或者搞破坏。这种监视让我觉得异常尴尬,很不舒服。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本来,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等于瞎耽误工夫,翻了一本没用的书,时间就报废了。

  

   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碰见过一个美籍华人居密,她是国民党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她说她去南京找材料,借书麻烦极了,借档案就更麻烦,结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我深有同感。我们手续太麻烦了,如果书库能随便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虽然不是所有书都仔细看,可是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如果不能进书库,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指导观念有关。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图书馆。按理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证件都没有,可并没有人查问,书库照样可以进。图书馆从清晨开到夜半,只要你有精力,可以从早干到晚,而且它的条件非常好,里面有沙发,旁边就是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继续,那你一天能收获多少?而且里面那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港台的书、大陆出版的书,报刊、杂志,几乎都有。可是我们这里呢?国外的书看不到,港台的书也看不到。我在历史所的时候,借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期刊,得写个申请让党委特批,谁愿意去找那麻烦?这等于我们在思想上自我封闭了。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怎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先天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

  

   我们那时候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

  

   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其中我有兴趣,而且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比如Apollo,关于美术史的,里面插图非常精彩——其实学校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还有一本杂志,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介绍很多古典音乐。有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讲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nig《魔王》),那是一个德国民间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医生,晚上风吹得很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魔王出现勾引那个小孩,后来那个小孩就死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诗,可是一直没找着,看见那本杂志上有,赶紧抄了下来。这些条件后来就再没享受过了。我在历史所那么多年,牌子也是“中国科学院”,按理说条件应当很丰富,结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候。

  

   那时候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事馆里的阅览室可以随便进,一般只有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殷勤,还给你倒一杯茶。1939年秋天,就在我离开贵阳的前两天,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开始了。英国领事馆里有各种英文的报纸杂志,当时我们对战局也很关心,常过去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伦敦画报》)报道战局,有很多照片。1940年6月,法国投降,希特勒占领了巴黎,戴高乐跑到英国继续打仗,叫作“自由法国”(后来叫作“战斗法国”)。其实戴高乐在法国地位并不很高,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人物,不过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术观念很有名,认为未来作战主要是机械化的机动战,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挖个深沟,拥有机关枪把守敌人就过不来。二战时大规模使用坦克,可以到处跑,所以打的是运动战。德国打败法国以后有个“海狮计划”,准备过海打英国,先是大规模地轰炸,每天都是几千架飞机,连续轰炸了三个月,伦敦的居民都住在地铁里,那些情形《伦敦画报》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图画。当时英国只有八百架战斗机,数量上远远少于德国,可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喷火式spitfire,一种飓风式hurricane,性能非常优越。而且英国还有一种秘密武器是雷达,在“大不列颠之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德国终于没有能过海。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阅览室里看到的,一方面增加了实事知识,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就吸收了许多现代报刊的应用英文。


六、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从前都是用硬币,比如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如铜板,不过都很麻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非常脏。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全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国民党当局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进行改革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币制改革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从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不过打仗的时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在外边自己租个小房子,还有的是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北大历史系的汪*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世,恐怕是今天难以想像的。

  

   前边提到过,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也是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正当年的时期,可他简直衰老的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二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就脑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三十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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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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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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