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 次 更新时间:2019-09-08 19: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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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如果西方国家进一步限制第三世界人口的流入,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向第三世界的流动就更加不可能。与之不同,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和共享。“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中国领导人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倡导前沿技术的合作、协同与共享。

  

   基于共商、共建和共享,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让国际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群体都可以从中获得收益和便利。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伸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还具有道义立场,其发展不仅是为了中国自身,同时还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取发展权益。

  

   基于此,笔者提出全球合智的概念。全球合智就是从全球范围内集合人类和智能体的共同智慧来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全球合智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是从全球视角来考虑问题。同时,全球合智也是一种并行思维。目前人工智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主要是数据量的增大、计算能力的提高和算法的改进。实际上,机器的算法与人相比是非常笨拙的,但是由于机器有强大的并行计算能力,这样就可以把相对笨拙的算法步骤整合出整体优异的结果。如果人类也向机器学习这种并行计算,联合各方面的力量,达成共识、齐心协力,就可能攻克困扰人类的全球性难题。因此,应当形成一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全球治理共识”。具体而言,全球合智应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人机合智。这主要包括两点内容:其一,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各自优势可以互补。人工智能的优势是可复制、易推广,能使信息储存和记忆回溯更为完整,也能够有效避免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扰。然而,人工智能也存在一些不足。作为一种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人工智能需要对其应用和开发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另外,目前的深度学习算法存在解释黑箱,从而导致结果的不可解释性。相比而言,人类智能本身就是通用智能,在面对更多情境和处理复杂问题时的效率明显更高。然而,人类智能需要在休息和工作的交替中才能实现,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大范围的扩展,还存在模糊记忆以及感性因素驱动等问题。因此,在实践中,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其二,人工智能可以是人类的助手、朋友和辅助者,但是重要决策仍然应该由人类做出。机器要始终是辅助者,而不是决策者。在某些方面可以让机器决策成为主导,但是整体上人类决策的比例不应低于黄金比例,否则意义世界将会因此模糊,最终导致人类独特性的丧失。

  

   第二,多国合智。在目前的全球治理中,国家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个人利益仍然主要由国家来保障,任何全球治理机制最终都要落实到国家层面。从前几次工业革命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如果争夺技术主导权的问题处理不好,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国家间战争。这一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可窥见一斑。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同样可以看到美国与苏联和日本的冲突迹象。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是规则定义者,中国则是新兴力量。因此,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加以遏制,这一点在近年来的中美贸易争端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中美贸易争端的实质是科技竞争。美国希望利用中美贸易争端来阻止中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获得定义权。美国仍然在用传统的冷战思维来看待当前问题,最终必然导向冲突,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对待德国的态度中就有所体现。我们恰恰要跳出这种错误思维。只有突破冷战思维,在新的框架下用合智将中国和美国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共同为人类的科技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

  

   冷战思维在大数据时代的集中体现就是数据民族主义。丹尼尔·卡斯特罗 (Daniel Castro) 认为,在数据民族主义者看来,数据只有被存储在自己国家境内才会安全。这种观念越来越多地被各国的决策层所吸纳,并整合进各国和数据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中。卡斯特罗认为,这种错误观点最终会导致一系列阻碍创新、生产力发展和贸易的政策的出台。针对这种错误观点,多国合智就需要各国就人工智能在全球治理中的适用形成一系列公约。约翰·韦弗 (John Weaver) 建议,各国应该就人工智能与国家责任、国家主权、自导航行器、知识产权、监控以及武装冲突等相关内容形成一系列国际公约。韦弗指出,国家间应该起草多边协议,以确定人工智如何影响国家主权,确定何种程度的无人机监视是可以允许的以及确定在武装冲突中人工智能做什么。这种多国合智强调的是,各国间的协调不仅要建立在具有固定规则和约束性承诺的国际公约基础上,更要提供一些灵活的软治理框架,例如自愿基础上的非对抗性、非惩罚性的合规机制。例如,东盟的地区治理方式以其包容性、非正式性、实用主义、便利性、建立共识和非对抗性谈判而闻名,与“西方多边谈判中的敌对姿态和合法决策程序”形成鲜明对比。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也是如此,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形式。因此,未来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多国合作可以更多以软治理的形式展开。

  

   第三,多行为体合智。人工智能赋能的未来全球治理不应该仅仅由少数国家或者少数超级公司来决定。在人工智能规则、政策和法律的产生和制定过程中,应该将多方行为体广泛纳入。整体来看,人工智能对非国家行为体有很强的赋能效果。其一,智能革命使得国际组织协调性治理的成本降低。例如,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的辅助下,各国的政策协调和沟通会更加便利,同时对国家履行国际组织承诺的监督和检查同样可以通过智能技术而进一步制度化。弗洛里迪提出了“政治多智能体系统”的概念,认为这一系统可以减少资源浪费并将回报最大化,而国际组织更加符合政治多智能体系统的特征。然而,由于资源更多地集中于国家和跨国公司,因此国际组织能否发挥作用主要取决于国家授权的程度。目前,已经出现了全球化衰退和国家主义兴起的苗头,因此西方主要国家的态度就变得非常关键。菲利普·阿尔斯通 (Philip Alston) 认为,正在发展致命机器人武器的技术领先国家可能不会愿意接受国际法管辖或主动制定法律和道德约束。同时,这类技术的目标国或受害国也不太可能领导这项工作。因此,这一责任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国际行动者特别是联合国的身上。

  

   其二,公民个体和社会组织在智能革命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赋能,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利用自媒体,公民个体可以成为舆论的中心,从而影响被国家掌握的传统主流媒体。智能革命的多数产品都是以个人即消费者为中心展开的,因此这种消费者赋能实际上是个体赋能。利用新的技术工具,公民个体可以在全球层面更大程度地联合起来。丹·普莱什 (Dan Plesch) 和托马斯·维斯 (Thomas Weiss) 认为,网络和非正式机构的全球扩张是对战后多边主义特别是联合国机制的一个重大挑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无疑助推了这些非正式网络的发展。非正式网络往往被理解为全球治理的碎片化,然而这种碎片化也可能是创造性的,因为它反映了世界政治中更广泛力量的变化。奥特温·雷恩 (Ortwin Renn) 指出,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社会大众的参与。有效和充分的公民参与机制可以降低对新技术未来风险的抗议和抵制。(注释略)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07期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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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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