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新结构经济学何以嵌入历史唯物论中:经济增长观和产业政策观的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19-09-07 15: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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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严格控制其核心技术的情况下更是会造成技术进步的严重受阻。事实上,这两大问题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拉美危机中都得到充分暴露。[26]

  

   正是基于这些教训以及“东亚四小龙”发展经验的总结,新结构经济学就集中思考如何更快速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其基本思路就是根据一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其基本理由是:(1)通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进而也就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积累;(2)资本积累将会带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由此产生出比较优势的变动,在此基础上也就会出现产业升级;(3)产业升级自然会伴随着技术进步,因为技术本身就内生于产业之中,从而随着资本积累和先进产业的扩展而传播。在这里,新结构经济学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增长中所面临的根本症结,进而集中解决主要矛盾,这显然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

  

   事实上,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市场失灵的领域往往存在不同;相应地,这就要求政府在不同时空下承担起的不同功能,进而也就体现出因势利导的政府角色。譬如,在发达国家,新技术、新产品都严重依赖R&D的投入,但企业往往偏好于对D的投入而忽视R,因为前者成功了可以申请专利,而后者的产出则属于公共产品。显然,没有R,D就成为无源之水,为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就重点扶持R的研究。马祖卡托(Mazzucato)的研究发现,美国当前在世界上领先的产业,其R都是政府支持的。当然,政府用以支持R的经费也是有限度的,从而必须考虑对投入目标的选择。显然,这就是抓主要矛盾,而能够抓住并且解决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的政府也就被称为企业家型政府,或者也就是有为政府。

  

   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而言,我们也可以从这样两方面来理解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有为政府角色。首先,决定一国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以及企业自生能力的因素包括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经济规模以及软硬技术设施等,那么,一个国家如何最快提升其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显然,这根本上就要看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封闭环境中的生产要素扭曲是发展中国家中产业比较优势不彰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首先致力于理顺与要素禀赋不相符的产业结构。其次,一国的有限资源如何使用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如何投入到合理的产业中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呢?显然,这就涉及在如此众多的现代产业中如何选择目标产业的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制定因势利导地促进比较优势转换和生产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这可以参考那些与本国具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取得高速增长国家中,因而致力于探索“增长甄别”的基本框架。

  

   那么,新结构经济学为何选择从要素禀赋结构而不是从规模经济、产业集群、技术学习等其他贸易理论所强调的因素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呢?林毅夫在给笔者的邮件中提出了他的理由:一个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不可能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产业上形成规模经济,进而和资本相对丰富同样达成规模经济但这个产业是这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的国家竞争(因为前者的要素生产成本会较高);同样,一个经济体即使掌握了技术,只要这个产业违反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也不会是这个经济体的竞争优势,而需要保护补贴才能存在(计划经济国家应该说已经掌握了重工业的技术)。所以,即使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使其升级的产业达到规模经济并掌握技术,只要这个产业违反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也不能实现让经济得到稳定快速发展的目标。很大程度上,这就解释了波特提出竞争优势理论时,强调的第一个决定因素为何是要素禀赋结构而非规模经济等的原因。

  

   尽管如此,从学理上说,产业比较优势并不局限于要素禀赋决定的要素价格,也与技术水平决定的要素使用效率以及规模决定的协调收益有关。一方面,任何产业结构都与一定的技术水平相适应(尽管并不等于同一技术),技术的发展也将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究其原因,毕竟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构成,而这三者的内涵和生产力水平都因嵌入不同技术而呈现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使用更先进技术和专门性机器,也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劳动分工,从而有助于提高个别生产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马克思就写道:“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相应地,“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转入胜利者手中……”[27]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结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属于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在理论逻辑上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炼。

  

   此外,新结构经济学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政策观还以这一假设为前提:同一产业在全球都使用大致相似的生产技术,因而一国的技术水平就内生于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中。这意味着,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的目标产业及其相应技术在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存在,而产业的转移和升级就自然会带来技术的进步;为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中心就在于如何促进产业快速而有效的转移和升级而非技术的传播和创造,进而也就需要促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要素禀赋的快速提升。但是,此路向的产业政策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差距的逐渐缩小,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越先进的技术往往越难以传播和使用,更不要说竞争加剧将使得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通过保密制度、专利制度等来阻止其核心技术的外流来降低新兴市场国家对其国际垄断地位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就会逐渐陷入“技术陷阱”,看似蓬勃发展的产业因为缺乏核心技术而受制国际资本。那么,又如何避免这一点呢?显然,这就需要从更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一国的技术进步,需要考虑技术进步的自我演化性,这也就涉及技术获得的另一种内生性。[28]这又意味着,即使从应用政策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结构经济学所开出的政策本身也应该考虑不同的时空条件,而不是采取一种固定的政策框架。

  

   最后,需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从大历史观去观察社会经济的长期演化,从大历史角度考察社会经济变动背后的生产力进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生产力发展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长期来看是平稳的发展过程在短期视角看却往往表现出剧烈的波动,长期来看是自然的过程在短期看却渗入了明显的人为痕迹。事实上,按照布罗代尔的看法,一个社会事物(如组织或制度)的现状往往由结构、局势和事件等共同决定。其中,“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因素,它决定了一个事物形态的基本走势;“局势”是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并形成周期和节奏的因素,它在事物形态的变动上起重要作用;“事件”则是指转瞬即逝的突发性事变。[29]一般地,突发性事件往往会影响事物形态的突变或扭曲,从而可能成功地迈入新的发展渠道,但也很可能“物极必反”而复归原初形态。有鉴于此,在现实经济分析中,我们也就需要关注短期的局势和特定的事件,要致力于剖析它们对社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影响,要防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乃至出现低水平循环的社会制度改进。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的现状往往受到众多短期事件或局势的干扰,因而就很难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一一对应分析。从这个角度上看,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往往不能简单地将技术视为一个先验的存在,而更应该要探究如何最大限度地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由此来打造出与产业进步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五、结语

  

   本文从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以及当前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这两大视角审视了新结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结的问题。可以看到这样两点: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着眼于内生于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之政策主张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注重解放现有生产力之利用束缚的思想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对原先要素结构扭曲的理顺以及将有限资源用于目标产业的改革路线与历史唯物主义注重主要矛盾和瓶颈因素之解决的哲学思维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两点,我们可以在新结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观之间进行架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新结构经济学与正统历史唯物主义观之间具有完全的一致性,也不是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具有严格的普适性。关于这一点,又涉及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理解,涉及对社会发展轨迹的真正认识。因此,结语部分再次作一交代。

  

   事实上,波普尔就曾强调指出,并不存在任何实际现象按照自然规律相继发生,或者并不存在什么相继规律或进化规律能够描述或解释任何系列或相继出现的具体事件。譬如,“如果风吹动了一棵树,于是牛顿的苹果就落了地;并没有人会否认这些事件能够以因果律来描述。但是,并没有任何单独的规律,例如引力定律,或者甚至于单独明确的一套规律,可以描述有着因果联系的事件的实际的或具体的相继。除引力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那些解释风的压力的规律、树枝的摇动、苹果蒂的牵力、苹果的碰伤、随着碰伤引起的化学过程而发生的一切,等等。”[30]既然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存在必然的规律,当然也就不存在普适性的产业政策。更进一步地,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持守一个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以及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元决定论。雷蒙.阿隆指出,“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一种生硬的方式,以决定或反映的方式被解释的时候,将导致政治实践的简单化;人们可能认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现实,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关键的和唯一关键的。相反,如果人们接受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一种更灵活的哲学解释,那么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不再排斥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异化;因此,要预测和论证在革命后将发生的东西,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1]

  

   由此,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1)生产关系不仅仅适应或不适应既有生产力,而且还会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2)生产关系不仅是适应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承担扩大统治阶级对剩余的功能。[32]相应地,即使我们将技术视为外生的和既定存在的,那么,对现有技术的使用也存在两个层次:(1)充分利用,这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就表现为如何引入内生于产业结构的技术这一问题;(2)合理使用,这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就表现为与产业结构相关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问题。为此,社会制度的改革就必然要考虑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配套和适应。事实上,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往往都会有这样的双重目标:一方面,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维持现行制度的稳定。在当前中国,产业政策还需要与社会收入分配的缓和结合起来。事实上,社会主义生命力的体现就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建立更充分利用现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进而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体现。从这个角度上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也可以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明,因而他们没有建立起充分利用人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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