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平:中美经贸冲突:大国博弈中的非传统特征及其未来方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3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23: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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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平  
1957年,美国密集地通过限制日本纺织品的法案,最终以日本妥协并接受“自愿出口限制”(VER)而告终。2. 钢铁战(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日本钢铁产品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成为对美出口重点商品,遭到美国钢铁行业工会强烈阻击,1977年美国以“反倾销”为名,对日本提起诉讼,最终以日本实行“自愿出口限制”的妥协而告终,日本钢铁业在10年内 3次被迫自主限制对美出口。3. 彩电战(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70年代日本家电行业开始崛起,达到巅峰时,日本对美彩电出口占其彩电出口总量的90%,占领了美国市场30% 的份额。美日于1977年签订贸易协议,日本再次实行“自愿出口限制”。4. 汽车战(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前后,汽车产业成为日本高额贸易顺差来源,对美出口飙升,对美国的就业造成影响,导致全美出现抗议潮。最终以日本汽车厂家赴美投资、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取消国内关税等妥协手段告终,是日美贸易战中最激烈的一个行业。5. 半导体战(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在半导体行业发展早期,日本低价芯片对美国半导体产业造成重大冲击,美国以反倾销、反并购等手段进行贸易保护,对相关产品加收关税最高达100%。日本最终通过对美出口半导体产品进行价格管制予以平息。但也抑制了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成长。6. 电信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以贸易保护条款敲开日本电信行业大门,在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与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会面的峰会上,日本宣布消除电信行业市场准入壁垒,系统性开放电信市场。

  

   日美贸易战的总体特征:一是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和被保护国家,多次顺从美方要求,采取了“自愿出口限制”等多种妥协措施,为最终达成《广场协议》铺平了道路。二是美国发动的这场贸易战,声势浩大,措施严厉,事后证明并没有阻止日本相关产业的崛起,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并未得到解决。三是《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升值导致日美贸易顺差减少,日本国内经济、通胀双双下行,为了提振内需,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形成疯狂的地产泡沫。

  

   (三)中美迎来新的大国经贸博弈

  

   纵观历史的发展轨迹,在美国独霸世界经济的百年进程中,第二大经济体都会迎来美国的无情打击。从苏联到日本和欧盟,都经历过美国不同手段的多重打压:包括冷战和苏联的解体;打击日本的产业和实施《广场协议》;为欧洲债务安放“特洛伊木马”、落井下石地调低欧洲的国家信用评级、长期以军事打击叙利亚,导致难民危机扰乱欧洲等。

  

   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 规模首次超越美国。2015年中国 GDP 达美国的63.36%,而且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仍以6%—6.5% 的速度继续增长。而作为成熟的发达经济体的美国,其GDP 增长速度保持在2%—3% 就是很好的成绩,4% 的增长速度几乎是极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等多个国际组织预测,大约到2030年,中国的名义 GDP 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发展趋势引起了美方的一些学者和政客的忌惮,特别是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他们非常担忧这种局面的到来。因此,打击中国、遏制中国的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让中国无法超越美国就成为了当前美国政界的共识。

  

   由此不难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给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打电话,曾说自己对中国正走在美国的前面感到担忧。在对中国实施了惩罚性关税措施后,特朗普在美国公开宣扬:“当我上任时,我们正在朝着让中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超越美国的方向上前进。但那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显然,特朗普认为,他成功阻止了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超越美国的可能。2019年4月12日特朗普称:“在5G 这个强大的未来产业中,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国家超过美国,这场竞赛我们会赢的。”

  

   由此可见,美国打击中国有历史规律可循;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或科技领域对美国形成竞争或挑战时,中美经贸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美经贸冲突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单纯由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事实上,贸易逆差只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打击中国的理由和借口。中美贸易战仍然是大国围绕经贸关系开展博弈的传统延伸,是必然要发生的。虽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是历史永远不会简单重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科技进步和交通、通讯日益发达的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深度相互交织和相互依存,中美间的大国博弈呈现出新的非传统特征,即“你中有无、我中有你”的大国博弈。


四、中美经贸关系:有别于美苏博弈和美日博弈的非传统特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美经贸冲突显然具备了很多非传统特征:第一,美苏冷战时期,两大经济体系呈现分离状态,而中美经贸关系却是基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紧密衔接状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第二,美日博弈过程中,日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安全上受美国保护,这种依附关系决定了日本不可能真正采取对抗和博弈的办法,只能选择自我约束和接受美国的要求,而中美是不依附、具有相对独立特征的合作伙伴;第三,中美经贸关系已经超越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关系,二者进一步在金融、货币、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人员往来、科技研发、教育等多领域形成了中美经济大循环,两国经济可比做“连体婴儿”,任何一方想要离开都面临极度的危险。特别是对于美国有些政客希冀的中美经济“脱钩”或科技“脱钩”,一方面由于违背全球化趋势和经济规律而在总体上不具备商业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强行脱钩将可能给中美和全球带来致命伤害。高盛集团指出,特朗普政府要为“杀死”美国半导体行业承担历史性责任。

  

   中美贸易关系的不平衡有深刻的全球化背景和结构性因素,而非中国的贸易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所致。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和中美经济结构差异所导致而成。作为发达国家,美国控制了专利技术、核心零部件以及研发设计、营销网络等高附加值环节,因此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此外,由于双方统计方法上的差异,中美对贸易不平衡程度的衡量也有所不同。

  

   首先,美国的贸易逆差由其自身经济结构特点所决定。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服务化和高技术化。目前美国制造业占 GDP 比重仅为约20%,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高达80%。美国不生产很多的中低端产品,这就意味着美国必然要依赖进口来获取该部分产品,而美国居民的储蓄率非常低,借贷消费意识强。当中国通过货物贸易赚取美元以后,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借给美国消费,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国赚取了贸易顺差,但实际上是却支持了美国的消费和政府支出。另一方面,很多中国人到美国留学、旅游,购买保险和商品,导致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对美存在近千亿美元的巨额逆差,特朗普政府却对此绝口不提。在此背后是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当资本账户输出大量美元以后,客观上需要经常账户逆差来平衡。这种经济特征决定了美国必然会存在贸易逆差,即使减少从中国的进口,美国也会通过增加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来满足国内需要。

  

   其次,中国工人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支撑美国的低通胀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总体上保持了较低的通胀水平,即便实施了多年量化宽松政策,通货膨胀率仍然维持在2% 左右。中国向美国输出各类商品保持了稳定的价格,是美国保持低通胀的重要保障,美国消费者从中获益巨大。以手机为例,美国许多政客和消费者都不知道,中国每组装一台苹果手机,只能赚取约8美元的加工组装费,他们也不知道很多中国工人为了给苹果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打工,常年离家所付出的代价。美国强行商品增加关税,这部分关税将覆盖大量消费品和农产品,这些关税成本将由美国进口商承担,最终将转嫁给美国国内的消费者。目前美国的洗衣机价格急剧攀升、钉子生产商因钢铁原材料价格上升破产已经成为事实。可以预见,未来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会加剧,消费者的抱怨也会上升,最终成为反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重要理由。

  

   再次,在中美经贸关系当中谁受益不能仅仅看贸易额和贸易顺差,更要看商业利润。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虽然中国在货物贸易金额上对美国有贸易顺差,但由于很多关键零部件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进口,中国制造的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相对有限。而尽管美国对中国出口金额相对较小,但却拥有很高的附加值和利润。如果我们考虑中美相互投资,美国在中国的累计投资额要远远高于中国对美国的累计投资;而且,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利润率非常高。通用集团在中国投资生产汽车所获得的市场利润高达两位数以上。根据有关测算,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贸易和投资利润总额与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上的商业利润总额之比为4∶3,说明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还是占据优势的。美国在中国多元化的商业形态掩盖了美国在中国市场的超额利润。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报告,美国企业每年在中国市场的利润要比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利润高近300亿美元。特朗普的“美国吃亏论”站不住脚。尽管美方很多著名经济学家早已指出美国以“关税大棒”解决不了美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美国仍然坚持以此为借口打击中国,充分显示美方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关税措施的背后有多重目标,包括要求中国购买美国商品、扩大市场准入、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拖慢中国经济的成长步伐。

  

   最后,中美经贸关系中谁占便宜要看谁赚走的利润多。同样以苹果手机为例,在苹果产业链的利润分配格局中,苹果公司凭借知识产权技术和市场营销网络,获取了价值链上约40% 的利润。还有35% 左右的利润被来自德国的精密零部件、日本的液晶显示屏、韩国的内存条等半导体零部件分享。负责组装环节的中国工厂只能赚取令美国政客难以想象的1%—2% 左右的微薄利润。观察汽车产业中国合资汽车厂家所出口的汽车,获得利润率最高的部分往往是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动机和变速箱。考虑到中国对美出口的60% 由外资企业完成,受益最大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而非中国的组装工厂。

  

   事实上,这些年美方对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也始终保持着顺差。大量中国学生前往美国求学,一些中国居民也在美国寻求医疗服务;美国金融机构、保险机构也积极拓展中国市场,为中国居民提供服务。在此过程中,美方获取了巨额利润与市场空间,中方也接受了高质量的服务,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均衡与健康成长,是双赢的举措。

  

除经济结构以外,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方法上的一些差异也是造成双方认知差异的原因之一。中国和美国的相关统计工作组每年就中美贸易统计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这个工作组由来自政府机构和民间的专家组成。根据测算,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被高估约2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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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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