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 我的法学研究之路 · 入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7 次 更新时间:2019-09-03 08: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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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涉及对从苏俄的刑法知识的反思,这一主题可以说始终伴随着我的刑法理论研究过程之中。即使是在德日刑法知识尚未传入我国之前,对苏俄刑法学的批判意识已然形成。至于重构刑法学体系的设想,应该说是具有虚幻色彩的。例如,该文主张以罪刑关系的基本原理为经线,以罪刑关系的辩证运动为纬线,建立以罪刑关系辩证运动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体系。23

  

   这成为我的《刑法哲学》一书的内容之一。这种所谓刑法哲学的研究,是在我没有接触到德日刑法教义学之前,基于对从苏俄传入的刑法知识的不满而试图从哲学中寻求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资源的一种努力与尝试,反映了初出茅庐的我对于刑法方向的一种追求。

  

   我从1982年开始刑法专业的学习,经过硕士生和博士生的6年专业训练,直到1988年已经完全掌握了当时我国刑法学的所有知识,包括阅读了所有论文和书籍,并开始在高铭暄、王作富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刑法著述;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铭暄主编的《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一书,该书是一部总结、汇集新中国成立至1985年间刑法学研究成果的综述类工具书。全书共分6个部分:序论、刑法学绪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罪刑各论、其他问题。序论部分是新中国刑法学研究概论,从宏观上介绍了从新中国成立至1985年刑法学研究的进程和概貌,提出了刑法学研究发展的方向。

  

   参与该书的写作,可以说是对刑法理论的家底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理,使我对相关专题的资料得以熟练掌握,从而为从事刑法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198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铭暄、王作富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该书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刑法中的35个专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一部具有理论深度和厚度的刑法学专著。

  

   通过该书的写作,我对其中若干专题具有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具备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条件。然而,由于当时我国刑法学术仍然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没有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的学术创新具有较大的空想成分。

  

   例如,在该文中对所谓以罪刑关系为中心的刑法学体系的描述,包括了立法论、定罪论、量刑论和行刑论4个部分,并且表现出动态的运动特征。设想虽然不失其大胆,还是显得粗糙和虚幻。由此可见,没有前人的知识积累,没有外来的理论参考,仅凭个人才华是很难有所创新的。

  

   我国学者邓子滨在评论这篇论文时,指出:“对刑法学理论的主动突破,始于80年代中后期。当时,一些中青年刑法学者开始意识到刑法学面临的窘境:学术观点乏新,理论框架陈旧,既根源于刑法工具论的干扰,也受制于苏联刑法学理论的局限。‘中国刑法学向何处去’成为一代刑法学人的焦虑与追问,而踏出第一声空谷足音的,是陈兴良先生1988年在《法学研究》第5期上的《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根据陈先生记述,这篇文章从刑法学体系的改造与完善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罪刑关系的研究,并勾勒出了‘罪刑关系中心论’的刑法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在陈先生反思、低迷、振作的曲线上,1988年的《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和1995年的《刑法的价值构造》无疑是它的两个端点。”24

  

   确实,在与邱兴隆合著的《罪刑关系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的基础上,《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一文展开了对刑法学体系自身的反思,这是一个刑法学理论更新的一个开端。

  

   《论共同犯罪立法与司法的完善》(《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是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共同犯罪论》(1992年版)的副产品。可以说,对于该文我是不太满意的。因为该文在同一篇论文中,将立法论与司法论相提并论,并且内容也较为单薄值得一提的是,该文试拟了共同犯罪条文。共同犯罪的立法规定在1979年刑法中是问题较为突出的,事实上,共同犯罪的立法问题在刑法制定过程中,就是一个反复斟酌的过程。

  

   核心问题在于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到底是采用分工分类法还是作用分类法?世界各国刑法典都是采用分工分类法,即将共同犯罪分为正犯与共犯,然后再将共犯分为教唆犯和帮助犯。例如,1871年《德国刑法典》对共同犯罪人采用三分法,即分为共同正犯、教唆犯和从犯,这里的从犯就是指帮助犯。《苏俄刑法典》虽然有所改动,但基本上还是采用了分工分类法。例如,1960年《苏俄刑法典》将共同犯罪人分为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除了增加组织犯这一共犯类型以外,其他并无太大差别。

  

   但我国受到古代《唐律》:“共犯罪,分首从”规定的影响,对共同犯罪人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分为主犯、从犯和胁从犯,同时保留教唆犯。这样,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采用了以作用分类为主,以分工分类为补充的混合分类法。这种分类法会造成一定的混乱。因为共同犯罪案件的处理首先解决的是定罪问题,然后才解决量刑问题。而分工分类法主要解决定罪问题,作用分类法主要解决量刑问题。如果两者混淆,就会颠倒定罪与量刑的关系。

  

   鉴于此,我在该文中,根据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这两个阶段,分别采取分工分类法和量刑分类法。在共同犯罪的定罪阶段,采用分工分类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在共同犯罪的量刑阶段,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从犯和胁从犯。这样,在共同犯罪规定中,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并存:同一个共同犯罪人具有双重身份:在定罪的时候,考察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在量刑的时候,考察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我认为,在同一部刑法中,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分类法,只要处理得当,并不会发生矛盾。25

  

   应该说,这个立法建议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然而,在1997年对刑法修订中,对共同犯罪人并没有进行必要的修改,这是令人遗憾的。在1997年刑法颁布以后,我在《历史的误读与逻辑的误导——评关于共同犯罪的修订》一文中,对此作了评价,认为这是“该改而不改”。26

  

   1980年代,无论是对于我们国家,还是对于我们个人,都是一个生机勃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进入刑法学领域,吸收知识,并力图创新。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时代。作为一名刑法学界的入门者,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知识消费者到知识生产者的转变,贡献了个人的学术成果。

  

   注释

  

1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修订版),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2陈朴生、洪增福:《刑法总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初版,大陆影印本,第261页。

   3韩忠谟:《刑法原理》(增订14版),台北,台湾大学法学院1981年印行。

   4陈兴良:《共同犯罪论》(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6页。

   5伍柳村:《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6伍柳村:《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7钱叶六:《中国共犯理论发展评价与展望——以〈法学研究〉刊文为主要素材》,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8陈兴良:《共同犯罪论》(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

   9陈世伟:《论共犯的二重性》,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10张明楷:《论教唆犯的性质》,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2007年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11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2页。

   12韩忠谟:《刑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13[苏]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王作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6页。

   14钱叶六:《中国共犯理论发展评价与展望——以〈法学研究〉刊文为主要素材》,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15陈兴良:《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载《法学研究》1985年第4期。

   16陈朴生、洪增福:《刑法总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初版,大陆影印本,第270页。

   17陈兴良:《论身份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6期。

   18[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3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19马克昌:《略论简单共同犯罪》,载《法学》1983年第6期。

   20陈兴良:《论我国刑法中的共同正犯》,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4期。

   21陈兴良、赵国强:《经济犯罪的立法对策》,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2期。

   22陈兴良、邱兴隆:《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5期。

   23陈兴良、邱兴隆:《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5期。

   24邓子滨:《〈法学研究〉三十年:刑法学》,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1期。

   25陈兴良:《论共同犯罪立法与司法的完善》,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

   26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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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刑法学的编年史:我的法学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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