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论司法不作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4 次 更新时间:2006-11-21 01: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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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进入专栏)  

  

   “司法不作为”在当代中国法学界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也许因为孤陋寡闻——我甚至从来不曾在法学类期刊上看到过这一表述,但这并不表明“司法不作为” 现象在现实中不存在,恰恰相反,它表明学者们尚未对此问题引起应有的重视,或者即使重视了,也因为考虑到现实的难度而未予详论。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问题,以期引起学界、实务界和立法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关注。

   本文所谓的司法不作为是指,司法机关或者司法人员(包括检察院和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应当作出司法行为而不作出司法行为,司法不作为的违法性不以后果决定其是否构成,只要未按照法定程序应当作为而不作为即构成司法不作为。

   显然,这个定义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司法不作为的主体是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我之所以将其主体限定为上述两种是因为中国的司法从业人员没有司法独立意义上的独立司法权,但是在目前的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主审法官制又赋予法官部分案件的部分独立司法权。相应的,在现存的司法不作为现象中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司法人员个人在无外界干涉时不以法定的方式回应当事人的合法请求,第二种是司法机关集体决定不以法定的方式回应当事人的合法请求。

  

   司法不作为——司法人员个人渎职的不作为

  

   尽管中国司法就整体而言是不独立的,但还是有大量案件既无政治背景也不存在权贵的干涉司法问题。但是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司法不作为问题,倘若以法治的标准来衡量,当司法人员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司法权来实施司法行为而未按照法律的规定回应当事人合法请求时,就构成真正的司法不作为。

   案例1:法院不下裁定

   某基层法院受理一起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刑事自诉案件,原被告双方均无政治背景,也没有政府要员为其中任何一方说情。被告在答辩期间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收到异议文书后下裁定驳回,被告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但是中级法院对管辖权问题未下裁定,而后基层法院直接开庭审理案件,判决被告败诉。被告上诉到中级法院以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二审经开庭审理维持一审判决。被告后经多方申诉、投诉均未能改变判决结果。

   本案从法律程序上看,二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是清楚明确的,但是并无任何迹象表明法院有什么明显的动机不公正地处理此案。其中既没有政府部门的干涉,也没有权贵的干涉。但是,中级法院确实违反了法定程序,司法不作为,致使案件在管辖权不明的情况下就被判决,并且得到二审维持。

   导致这类司法不作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1、司法腐败:司法人员受贿或者与办案司法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做案件经办人的工作促使他们司法不作为;

   2、司法怠惰:因为不重视或者因为事务繁忙使得案件拖延,以致遗忘,导致司法不作为;

   3、司法犹豫:因为案情复杂,经办的司法人员经长时间思考未能理清案件的法理问题,或者因为考虑到案件的社会效果而难以决断,以致一再拖延,延误作出司法行为而突破法定的最后期限以致司法不作为;

   4、其他原因:除上述原因以外的其他导致司法人员司法不作为,例如司法专横——法官看着一方当事人不顺眼在情绪上偏向另一方当事人而司法不作为;司法不当自律过度——因为担心案件存在政治问题而司法不作为,事后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诸如此类,等等。

   从本案的情形来看,法官司法不作为的原因难以确定,只能说四种可能都有。但是不管原因何在,对于此类司法不作为,法律应当有救济手段。根据现行法律,例如《宪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对上述司法不作为行为有一些禁止性规定,其中除了《刑法》第399条规定的枉法罪之外,对于司法人员情节较轻的司法不作为也有具体的惩戒措施,例如《法官法》第32、33、34条的规定就比较具体(《检察官法》第35条、36、37条与《法官法》上述规定相同)。

   但是,由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司法不作为,其司法人员常常能够做到不留下证据,因此受害当事人有时很难据理投诉,例如本案中被告提出上诉申请,如果法院没有做任何记录,那么他就无法投诉,另外即使有证据而且向法院内部的监管部门投诉了,如果监管部门不作出处理,司法不作为也难以救济。而且根据中国官场的传统,如果受害当事人没有很深的权力背景支持,司法机关是很难对自己的司法人员下手惩戒的,或者恰恰司法不作为的司法人员是领导所不喜欢,早想整治的对象时,这种惩戒才是可能的,如果情况恰好相反,领导很器重这位司法人员,那么惩戒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除非受害当事人来头很大,那么领导也还有可能“挥泪斩马谡”。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对司法人员的个别惩戒很难说是完全公平的。如果受害当事人在司法机关系统投诉无望,转向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那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国还很弱小,因此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或者受害当事人多方投诉,其中包括向地方党委的纪检委投诉,那么只要司法人员没有贪赃枉法,纪检委就不可能真正启动,而且即使有司法人员贪赃枉法的举报,纪检委也未必就会去调查,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司法不作为很难获得救济途径。

   事实上,真正能够对这类司法不作为产生遏制作用的不应该是官方的法律,而应当是法律人职业伦理,这在西方社会已经非常发达。由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长期处于有国家无社会的极权主义政治中,各个行业自发形成的职业伦理早已荡然无存,1978年以后的改革也只是在经济领域展开,对于社会自发性组织,政府依然带有强烈的戒备心理并且在实际上也尚未形成有效的行业组织,因此职业伦理依然只是墙上的画饼。具体到司法领域,虽然有法官法及检察官法,但是这些规范依然是来自官方,尚未出现由法律人自己产生的自律性的共同体规范,因此司法人员的行为缺乏来自行业的制约,司法人员缺乏从业尊荣感,另外再加上他们待遇不高,选拔机制不严格,进入行业过于容易,以及最重要的原因司法不独立等等,种种原因都导致司法人员无法对法律充满敬畏之心,因此司法不作为就很容易发生,发生了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纠正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另外由于政府其他部门以及权贵们对司法的经常性干涉,就更加促使司法人员滥用权力——一般而言,遭到过强暴并且被告知强暴是合法的女人比没有被侮辱的女性更容易沦为妓女,即所谓的破罐子破摔!而司法不作为与其他作为性质的滥用权力比起来已经算是温和的了。

   当然,上述的现状分析就总体而言还缺乏很具体的数据来支撑其论证,但是根据笔者几年前做律师的经验以及这几年经常遇到的一些当事人咨询情况看,上述分析大致是能够成立的。只是本文的目的在于在学界抛出“司法不作为”这一概念,下一步的研究有赖众同仁参与,因此也就冒昧地姑妄分析了。不过话说回来,象本文这里分析的这类很纯粹的司法不作为现象,在中国尚未被大众认为是个什么大问题,因为与下面将要讨论的司法为难相比,这类情况根本不足挂齿。

  

   司法为难——因司法不独立导致的司法不作为

  

   造成第二种司法不作为的原因并不复杂(细节上却很复杂),主要还是因为司法不独立。请看下面这个案例:

   案例2:YJ诉某文学研究机构劳动合同纠纷未受理案

   2000年7月,北京某著名青年批评家YJ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与北京某全国性文学研究机构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由于研究机构受到不明部门的压力,在8月份的时候突然单方面撕毁合同,不愿接收YJ,双方经过多次谈判无果,YJ只好向劳动仲裁机构提出维权请求,但是仲裁机构9月29日的通知书以 “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厅管辖范围”为由“不予受理”。2000年11月13日,YJ向北京市某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维护其合同权利。法院接到该起诉状以后一直未受理此案,也没有出具任何文字说明为什么不受理案件。当事人多次催促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办理,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当事人向同级的检察院、区人大常委会投诉,也没有任何结果。

   本文不讨论本案的实体问题。本案在程序上很清楚,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接到起诉状之后7天内应当决定受理或者不受理,如果不受理应当下裁定,对此裁定,不服裁定的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但是,法院什么也没有做。因此,当事人无法为自己的诉求采取进一步的维权行动。那么人们一定会问,法院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而且有众所周知的答案。但是我们依然有必要从法律的视角分析一下整个事件的原因链(以下分析均为法律推测):

   第一步原因是法院立案庭接到诉状以后,办案人员一看案件的被告:XX文学研究机构,来头不小,而原告只是个人。根据经验,得先请示领导。领导也觉得事情不简单于是就请示领导的领导,领导的领导把握不定就必须再请示领导的领导的领导。不管怎样,领导最后让办案人员给被告打个电话,以了解情况,这可能就需要一些时间;

   第二步原因,办案人员向被告了解情况,被告负责人说:“我们也很愿意要他,可是我们有来自XXX 的压力,你们对这个事情最好也慎重点。”十万火急,立刻向领导汇报,领导当机立断不受理此案;

   第三步原因,领导向领导的领导汇报工作,领导的领导认为领导做得很好,那么原告来问怎么办?领导的领导说,那就看你的了。

   虽然我们不可能很清楚地了解这起案件的内幕,可是作出上述这样的猜测是很合情理的。办案的人、立案庭的庭长、法院院长与原告没有任何恩怨甚至素昧平生,为什么对原告提出的案件连一纸裁定都不下,既不受理案件也不说明为什么不受理案件。很显然,法院之所以有此司法不作为行为完全是因为在原告提起该诉讼的背后有一个来头极大的政府部门,该政府部门在左右此事,法院如果受理此案,以YJ的名声,此案立刻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且原告胜诉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人们还会追究此案的幕后情况,这样那个来头很大的政府部门就会很尴尬,因此它不希望法院受理此案,并且希望原告没有任何挽救的可能。于是,法院对此心领神会,它就会不受理此案,但是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它还必须下一个不受理此案的裁定,而这样的裁定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是可以上诉的,且不说裁定可以上诉,首先是裁定很不好下,因为从法律的角度讲,法院不受理这样的案件很难找到正当的理由,强词夺理的裁定不但难以维护法院的尊严还会败坏法院的权威,再说即使勉为其难地下一个裁定,当事人一旦上诉,上级法院就又会处于一个尴尬局面,如果按照法律规定该上级法院应当裁定下级法院受理此案,而考虑到此案的背景,它得买大来头幕后的账。而在当前中国司法管理体制下,下级法院除了承担审判义务外还有替上级法院“分忧”少惹麻烦的隐性义务,因此不让上级法院在此案问题上为难也就成为下级法院必须考虑的问题,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给此案的原告出具任何法律文书,以免成为他批评法院的依据,因为空口无凭,没有裁定看你往哪里投诉!

   上述这个案例是典型的处于诉讼启动状态的司法不作为,其原因出在中国政府部门内部。还有一种情况,原因相对来说要复杂得多,还是来看一个案例:

   案例3:YZL 、XW、JHK 、ZHH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超期羁押案

YZL 等四人于2001年3月13日被X 市安全局秘密拘留,2001年4月19日X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YZL 和XW,20日批捕JHK 与ZHH ,2001年9月28日,上述四人在X 市第一中级法院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受到X 市检察院起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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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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