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兵: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谈话的几点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 次 更新时间:2019-08-28 21: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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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兵  
但在包产到户普及后,这些问题依然是需要关注、应对和解决的。从这一角度出发而提出的问题,其实在邓小平的谈话中也有勾画和设想,因本文主题所限,就不再赘述了。

   注释:

   ①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③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

   ④该三省区当时的第一书记分别是万里、赵紫阳、周惠,他们以开明、务实态度,默认、支持当地农民进行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探索,这在当时比较典型,颇有影响。因此,一度流行着“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胡耀邦也曾经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是第三。”参见余国耀等:《中国农民命运大转折——农村改革决策纪实》,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⑤小井庄和小岗村已经分别建立了包产到户纪念馆和大包干纪念馆。其实,各种资料表明,搞包产、包干到户的农村,小井庄和小岗村都未必最早。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在严格的实证意义上,哪个地方最早的问题或许根本说不清楚,因为在20余年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历程中,有的地方一直在秘密搞着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参见范晓春:《改革开放前的包产到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⑥《杜润生文集(1980-1998)》(上),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⑦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可以迅速帮助贫困地区增加粮食产量这一点,其实无异议。因此,争论虽然激烈,但其间逻辑却比较简单,即“干部要方向,社员要产量”,“干部怕错,农民怕饿”。转引自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482页。

   ⑧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安徽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⑩印存栋:《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刘必坚:《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3期。

   (11)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第15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14)转引自韩钢:《艰难的转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

   (15)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16)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106-107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31页。

   (18)《陈云年谱(1905-1995)》(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

   (19)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259-260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15-616页;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115页。

   (2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116页。

   (22)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32页。

   (23)参与《万里文选》编辑工作的赵树凯先生回忆说,在文选编辑工作临近结束时,万里宴请编辑组成员。在交谈中,万里特别讲到,关于谈邓小平同志的那篇文稿,他决定还是不收到文选里去了。这篇文稿在内容中系统地介绍了他与邓小平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参见赵树凯:《农民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6-67页。

   (24)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486页。

   (25)张广友:《风云万里》,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26)转引自赵树凯:《农民的政治》,第94页。

   (27)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84页。

   (28)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256-259页;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安徽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3年,第52-53页。

   (29)郭崇毅:《我是怎样参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国政协等编:《农村改革风云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95-197页。

   (30)这8篇系列见闻分别是:《生产形势很好群众生活稳定》《联产责任制威力大》《包产到户对改变穷队面貌有明显作用》《富队包产到户增产效果也比较显著》《群众为什么喜欢包产到户》《关键在于加强领导》《有关包产到户的几个认识问题》《包产到户是不是权宜之计》。

   (31)张广友:《阳关道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32)中共肥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中国农村改革发端——安徽肥西山南小井庄》,内部资料,第71页。

   (33)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16页。

   (34)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934页。

   (35)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116页。

   (36)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河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37)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湖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3页。

   (38)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云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页。

   (39)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第219-220页。

   (40)《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934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新时期农业和农业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42)张广友、韩钢整理:《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

   (43)国家体改委办公厅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汇编》上册,改革出版社,1990年,第81页。

   (44)《新时期农业和农业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3页。

   (45)《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929页。

   (46)《杜润生文集(1980-1998)》(上),第22页。

   (47)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2-293页。

   (48)欧远方:《开明的胡开明》,全国政协等编:《农村改革风云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63-164页;张万德:《胡开明在郭磊庄搞分配“大包干”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全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万全文史资料》,第6辑,2002年,第10-14页。

   (49)陆子修:《新世纪“三农”沉思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7页;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第184-185页。

   (50)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第481页。

   (51)张广友:《风云万里》,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

   (52)凤阳县委政研室:《政策放宽穷队翻身——小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到户的变化》,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安徽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第210页。按,这篇调研报告在不同的地方,似乎还有其他不同的名称,如在王郁昭等人的回忆中都称为《一剂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而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于1981年编的《包产到户资料》第2辑中则称为《令人深思的小岗生产队——穷队实行大包干到户的变化》。

   (53)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第195、206页。

   (54)安徽省委赴凤阳调查组:《“大包干”的成效、做法和问题——凤阳县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安徽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第198页。

   (55)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第216页。

   (56)张广友、韩钢整理:《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

   (57)余国耀等:《中国农民命运大转折——农村改革决策纪实》,第35页。

   (5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

   (59)张广友、丁龙嘉:《万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60)万里在回顾农村早期改革突破时指出,这期间同“左”的错误作斗争,大致有三个回合,分别是“突破大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到组”,“突破‘不许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参见张广友、韩钢整理:《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这一分析也是有见地、有启发的。

   (61)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

   (62)当然有个别的情况,也颇有异趣。例如,农业部有一位反对包产到户的副部长,曾被万里批评说,“实践的东西,理论的东西,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东西,都说服不了他”,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他反对包产到户,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信仰的力量”。参见赵树凯:《懂农业与懂农民》,《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12期。

   (63)陆子修口述:《安徽农村改革的兴起》,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64)新华社:《张劲夫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15年8月7日。

   (6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367页。

   (66)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131页。

   (67)张劲夫编:《嘤鸣·友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134、141页。

   (68)《杨易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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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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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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