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兵: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谈话的几点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19-08-28 21: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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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兵  
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20)

   接下来就是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就在此次谈话后不久,邓小平还和杜润生在一次会后谈了话。他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21)

   回顾邓小平改革年代关于包产到户的思想脉络,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大体上,他在非正式场合或者由他主导的谈话场合,谈及包产到户似乎都比较直率,明确表示支持;但在比较正式的高层会议场合,似乎比较含蓄,很少直抒己见。这或许是一种委婉的回避争论的态度,当然也不排除他对这个问题其实也还在思考之中。

  

   三、邓小平谈话的信息来源

  

   思考包产到户问题,离不开各种信息和材料,就像一部著作提及的,邓小平不仅多次听取万里等人对农村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情况的汇报,而且花了很多精力翻阅大量资料(22)。

   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得到,以及得到了哪些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信息和资料的呢?鉴于1980年5月31日谈话中,邓小平主要列举了安徽的事例作为包产到户、大包干实效的佐证,这里就对他如何知晓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这一问题,尝试作一些探讨。

   首先,不得不说一下在1977年到1980年间主政安徽的万里。万里在历史上与邓小平工作渊源颇深,关系密切(23),他们之间“有至交,关系非同一般”(24)。远的不说,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期间,万里任铁道部部长,对于恢复铁路系统正常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此,1976年“批邓”的时候,就曾要追查邓与万的所谓“黑关系”(25)。可以说,万里是邓小平比较熟悉和信赖的高级领导干部,双方正式或非正式场合接触比较多,汇报、交流工作自然比较方便、畅达。如前所述,1979年6月,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安徽包产到户问题。1980年4月,邓小平在谈长期规划问题时,万里也在座。万里曾说:“亏了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26)这表明,万里主政安徽时获得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也通过万里多次获悉安徽包产到户的情况。及至1980年后,万里回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工作,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向邓小平汇报或谈及安徽。

   其次,各种会议及情况汇报,是邓小平等领导人知悉安徽改革情况的公开和正式的渠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农委召开多次农村工作座谈会,并在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例如,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口干部座谈会,与会的七省分别是广东、湖南、江苏、安徽、四川、河北、吉林,三县分别是广东博罗、安徽全椒、四川广汉。会议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关于责任制的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实行应当坚持什么原则,二是对包产到户应当采取什么态度。(27)1980年初,国家农委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其间围绕包产到户再次发生激辩。安徽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作了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言,为包产到户辩护,讲了两个多小时。在讲到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的作用更为显著时,他重点列举了3个例子,分别是肥西县山南区、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来安县玉明公社。(28)前已述及,此次会议期间,国家农委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邓小平在座。值得指出的是,周曰礼列举的肥西和凤阳,均出现在了一年多以后邓小平的谈话中,这或许不只是一个巧合。

   再者,各类供领导参阅的内参文稿,是领导人获悉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关于安徽包产到户的情况,通过内参渠道上达的,可以举出几个事例。例如,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郭崇毅回忆说,1979年7月,他带着自己撰写的反映肥西县包产到户情况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来到北京,找到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耕今。后者及研究所认真地听了他的陈述,收下报告,并答应代转中央。很快一位姓陈的研究员告诉他:报告已送中央办公厅,很受重视,赶快回省,再送一份给万里同志。7月29日,他将调查报告送到省委。8月1日,农村政策研究室给报告加上赞赏性的按语,以《政策研究》18期印发上报。郭崇毅也比较委婉、含蓄地暗示邓小平谈话中提到的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情况,或许跟他的材料有一定关联。(29)再如,1980年4月中旬,根据万里的指示,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和吴象到安徽省的江淮地区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写下8篇共2万多字的《江淮地区农村见闻》系列文章(30),在新华社的内部刊物上发表。其中,见闻之一写道:“实行‘大包干’产量责任制一年大翻身的凤阳县,在严重不利的自然条件下,大部分地区夏季作物长势也都比去年好……肥西县是实行包产到户比较早比较多(97%)的一个县,去年夏季作物长势之好在全省是数一数二的。”(31)这段话的写作与邓小平谈话在时间上更为接近,在内容上也颇有重合之处。有文章认为,这篇报道对邓小平的讲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据说该系列报道于当年5月27日至30日在专送中央领导参阅的内刊上连续刊发,每天早晨即送在京政治局委员阅读。(32)这个判断有一定的合理性。

   上述关于邓小平谈话信息来源的分析,相当粗疏和笼统。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关涉到高层决策的信息搜集、传递、处理以及反馈等一系列正式、非正式机制,既包含正式的信息传递渠道和程序,也离不开难以把握、难以言说的组织人事渊源。

  

   四、邓小平谈话的传达和贯彻情况

  

   邓小平的这篇谈话,当时并没有公开报道,到1983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出版时才公之于世,且最初是以内部征求意见的形式出现的。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后来回忆说,他在当年6月初见到过省委送来的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稿,并规定不许抄录(33)。

   由此看来,这篇谈话当时在社会上应该知悉面不广,但在党内的知悉面不能算小。当年6月19日,赵紫阳就当前农村政策问题致信万里、胡耀邦。信中说,根据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指示,需要组织农业部门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相结合,深入不同类型的地区和社队,对包产到户问题作一些比较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争取在今年秋后能够形成一个中央文件,有个统一的、明确的说法,有领导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他还建议书记处讨论一下这件事。(34)经杜润生向胡耀邦建议,这封信转发全党(35)。信中并没有详述邓小平谈话的内容,但通过这封信,谈话的精神应该广为党内所知了。

   (一)邓小平的谈话推动了地方的农村改革实践

   在河南,1980年春,“联产到劳”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同时兰考、虞城等县包产到户或大包干也大面积推行,因此引起激烈争论。有人指责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犯了方向性错误”,有的县派工作组到农村“纠偏”。在争论中,省委学习贯彻邓小平关于支持安徽凤阳等地实行包产到户的讲话精神,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并且明确提出,只要能促进生产发展,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就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而肯定了河南农村出现的各种责任制形式。(36)

   在湖北,邓小平的谈话对省委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重大作用。1980年上半年,省委组织4个调查组对武昌、黄冈、钟祥、利川4个县实行责任制的情况进行调查。省委认为,位于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甚至单家独户的农户,可以从实际出发,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8月,省委扩大会议肯定了生产责任制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以这次会议为起点,湖北省先是贫困山区、后是平原丘陵地区,先是旱地、后是水田,先是农田、后是山林水面,先是包产到组、后是大包干,在全省广泛地开始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37)

   在云南,1980年4月,省委传达了全国编制长期规划会议期间姚依林的讲话。讲话指出:邓小平同意在农村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政策上要更宽一些,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7月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又决定在内地高寒、分散、贫瘠的山区、边疆那些经济文化基础十分落后的1000万人口的地区搞包产到户。(38)这时,云南传达的还是1980年4月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但从支持搞包产到户这一点来讲,邓小平4月、5月两次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在安徽,情况更为生动。1980年8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包产到户形成“一边倒”的批评,但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等少数人依然为包产到户辩护。主持会议的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认为意见分歧大,不好进行会议总结,建议念一下邓小平的谈话,作为会议总结。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议上,王郁昭说,如果上级领导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那就请公开下命令进行纠正,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下级,服从就是了。(39)王郁昭实际是“将”了省委主要领导一“军”,其底气何在?省委后来也没有下命令“纠正”,其顾虑何在?显然,邓小平的谈话是重要因素。

   (二)邓小平的谈话推动了中央关于包产、包干到户政策的突破

   在前述赵紫阳的信中,他结合邓小平谈话精神,对包产到户问题提出3点看法:“第一,在那些困难、落后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第二,在那些生产比较正常、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原则上不搞包产到户(至于社队的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可以包给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第三,现在有些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也搞了包产到户的,可先进行试验,经过一段试验看结果如何。”(40)

   经过农口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调研以及一些领导人的推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终于在中央政策上获得了合法身份。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后又转发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该文件提出了差异化的政策,区分“一般地区”和“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强调前一类地区“不要搞包产到户”,而后一类地区则“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41)。

   这一重大突破,无疑是农民实践推动的结果,是思想不断解放的结果,是务实领导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但从高层决策演变来看,更是贯彻邓小平谈话的结果。

  

   五、邓小平谈话的内容辨析

  

   邓小平谈话标志着农村改革的重要突破,却没有根本解决争议,在此后具有标志意义的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以“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闻名于世。其间原因自然复杂。万里曾回顾指出,邓小平讲话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全国性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有些反对的人手里掌着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42)。对于这个问题的组织、人事和权力背景,此处笔者不作涉及,只想通过对谈话的一些具体内容进行辨析,从而认知这个问题的政策、思想和实践背景。

   (一)邓小平在什么意义上支持的包产到户?

   说邓小平谈话支持搞包产到户,这没有错,但还不够。准确地说,他并不是在绝对意义上支持包产到户,更不是提倡搞包产到户,而是强调了条件即“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对于这一点,可以从1978年以来中央关于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突破的历史脉络中获得进一步理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明确指出:“不许包产到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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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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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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