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沈从文的三次启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0 次 更新时间:2019-08-24 14: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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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解体”。“尽管有各种习惯制度和集团利害拘束到他们的行为,而加上那个美式装备,但哪敌得过出自生命深处的另外一种潜力,和某种做人良心觉醒否定战争所具有的优势?一面是十分厌倦,一面还得承认现实,就在这么一个情绪状态下,我那些朋友亲戚,和他们的理想,便完事了。”

  

   沈从文深入思考那种神秘的、迫使筸军走上绝路的自毁冲动:眼见前头没有任何希望,筸军要维护自尊的唯一途径只有自我毁灭。对沈从文来说,随着筸军的覆亡,湘西的某种典型特质,例如族裔的自豪、浪漫的侠情、幻想的欲望等也随之灰飞烟灭。由于沈从文与筸军都来自湘西同一块土地,他无可避免地预感筸军的遭遇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最终也会发生在他那一代所有中国人身上。他以一种预言的笔调写道:

  

   任何社会重造品性重铸的努力设计,对目前情势言,都若无益白费。而夙命趋势,却从万千挣扎求生善良本意中,作成整个民族情感凝固大规模的集团自杀。

  

   虽然如此,文章末尾,沈从文刻意保持乐观的笔调。他认为湘西固然大势已去,中国的未来也不容乐观,但是有识之士仍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从土崩瓦解的文化与艺术中抢救“抽象的价值”。他认为“这只是一个传奇的起始,不是结束”。而这个新希望的开始,就寄托在像黄永玉这一代年轻艺术家身上。

  

   不过从沈从文叙述整体的语气来看,他毕竟有些言不由衷。在他述说黄永玉、筸军与现代湘西的故事时,他的语气多半是悲观的。他很敏锐地意识到艺术创作和历史劫毁之间的界限何其薄弱;面对命运的拨弄,人类的抗争也只是徒然。沈从文悲观的心态是他“创伤症候群”的一种表征,而这又可以追溯到他念兹在兹的楚文化最原初的挫败。抚今思昔,沈从文再度发现自己被推到历史深渊的边缘,只是这一次他找不到回头路了。

  

   黄永玉的艺术作品真能拯救像沈从文这种具有(自我)毁灭意识的人吗?“抽象的抒情”是否真能跃得过历史深渊?黄永玉牧歌般的版画似乎折射出一道梦想的幻影,但这一梦想不曾实现,也永远不会实现。难怪沈从文一看到那些木刻版画会觉得“异常痛苦”,即使那些画表面充满天真和热情。沈从文呼吁的“抽象的抒情”内里隐隐然有绝望的影子。与其说《一个传奇的本事》讴歌黄永玉的艺术生命力,不如说更像是沈从文预写了自己的挽歌。

  

   “直到二十年后的1949年,沈从文才了解那一瞬间已是未来一切的开端,包括爱情、文学、“抽象的抒情”。然而吊诡的是,历史的后见之明让沈从文(以及我们)理解,这一瞬间也同时注记了未来一切崩毁的开始。看着张兆和在遥远的过去凝视着镜头,沈从文“看见”了他自己身处的危机。照片提醒他:1929年张兆和拍照的时候他是个“局外人”,1949年的他依然还是个局外人。”

  

   1948年年底,沈从文受到左翼人士轮番攻击,陷入情绪危机,不能自拔。1949年年初,他因为“病得很严重”,被送到清华园静养。他的绝望在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或旧作的题词里展露无遗:“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灯熄了,罡风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熄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终于迷途,陷入泥淖。……只能见彼岸遥遥灯火,船已慢慢沉了,无可停顿,在行进中逐渐下沉。”以往沈从文常以河流与船只作为文学意象,但现在这些沉船的描写,无疑为他的创作,甚至性命,埋下了悲剧性的伏笔。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关于沈从文为何自杀,向来有很多解释。他三十年代的作品中已经不乏自杀主题,四十年代初他曾因写作及其他挫折,产生自杀的想法。最近的研究指出:他出现自杀念头的时机,恰与传说的婚外情倏然而止的时间相符。当然,沈从文恐惧政治迫害的传言也早有所闻。但驱使沈从文走上绝路的,应该还有更具说服力的理由。钱理群指出,沈从文不是唯一(试图)自戕的现代作家。在历史危机到来的时刻,作家学人如王国维(1877—1927)、乔大壮(1892—1948)等都曾选择极端的手段来护卫自己的文化气节或生命寄托。

  

   或许有人会谴责沈从文是个时代的落伍者。毕竟1949年的革命强调除旧布新,翻身重生,沈从文之流俨然是故步自封、不进则退了。但沈从文的“时代错乱”(anachronism)也许透露出更多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问题。他杂糅不同时代和风格的立场,似乎有意以退为进,反而比那些自诩走在历史前端的同辈更加桀骜不驯,更加“现代”。在共产党胜利的前夕,他早已看出“历史”远比照表操课的“启蒙”和“革命”更为深邃复杂。面对现代性种种互相龃龉矛盾的力量,沈从文无从突破之余,试图以最激烈的反面手法——自我毁灭——来伸张个人的自由。

  

   1948年年初,沈从文发表了一篇名为《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把北平这座“历史性之名都大城”想象成花园,园中遍植花草树木,主事者多为建筑师、剧院工作者、音乐家。城内广播的不是政治文宣,而是贝多芬的音乐;警察管理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园艺与公共卫生。沈从文进一步建议将美术学校改制为纯艺术与应用美术两院制学院。院长由哲学家兼诗人担任,课程包括中外文学、哲学、鉴古学、民俗学与音乐。在1948年的中国,这篇文章如果不被视为异端邪说,也是自由主义者的胡言梦呓。话说回来,尽管这篇文章充满乌托邦幻想,沈从文其实相当清楚北平的未来以及他自己将会面临的遭遇。

  

   就这样,沈从文走向绝境的“舞台”已经架设完成。然而引人注意的是,沈从文的自毁行动有可能是由一个再家常不过的事件造成。1949年3月26日,沈从文无意间看到妻子张兆和摄于二十年前同一天——1929年3月26日——的一张照片,他随即陷入那张照片的世界里。说来幸运,那张照片历经1949年后的无数动荡,竟能幸存下来,让我们得以按图索骥,一探究竟。

  

   照片摄于1929年3月26日,影中人张兆和当时是上海中国公学二年级学生。她与八位篮球球员、两位男教练合照。照片后沈从文题了两行字:

  

   十八年兆和在吴淞学校球队(执球)。从文三十八年北平。

  

   三十八年三月廿六在北平重阅仿佛有杜鹃在耳边鸣唤。从文。

  

   这两行文字可能是沈从文那次企图自尽之前,所留下的最后文字记录。

  

  

   沈从文究竟从这张照片“看”到了什么,竟触发他寻死的念头?照片里,张兆和坐在前排中间,手持篮球,显然是球队的核心人物。球队后为一栋西式建筑物,四扇大门紧紧关闭。张兆和、球队队员、两位男性教练都直视镜头。张兆和的形容优雅,神态自若,俨然是篮球好手。篮球在当时是项摩登运动,显非沈从文所能擅长。再则,张兆和身边多人环绕,甚至卫护,仿佛随时都可以来一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兆和手中篮球写着一组数字:1929。

  

   1929年,年轻的沈从文刚到中国公学教书。他爱上学生张兆和,如醉如痴,但张兆和无意于这位年轻教师,何况两人背景有云霄地壤之别。张兆和出身苏州名门世家,个性活泼,热爱运动。沈从文是个常自嘲所谓的“乡下人”,但他的阅历却不是张所能想象于万一。这位“乡下人”对张兆和一见倾心,誓娶其为妻。那一年,沈从文写了许多情书给张兆和,同时以她为灵感来源,创作多篇脍炙人口的爱情小说。为了赢得心上人,他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扬言要自杀殉情。张兆和最后接受了沈从文,两人在1933年结为眷属。

  

   我们不知道这张照片的来源,但从沈从文在照片后的题词,可以想象他二十年后重看这张照片的感受。对沈从文来说,1929年的张兆和仍然是个难以企及的欲望客体;她是缪斯的化身,让他时而痛苦,时而欢欣。他与张兆和少有共通之处,但张活泼的身影、黝黑的肤色让他着迷不已。他以张为原型,创作了多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例如三三、翠翠、萧萧、么么,其中尤以《边城》女主角翠翠最为重要。到了1949年,沈从文的文学事业已然中断,他与妻子的感情也历经数次起落。张兆和无法了解,国难当头之际,为何沈从文还如此执迷于审美抒情的抽象思考。事实上,沈从文此时深为神经衰弱困扰,而张兆和与他们的孩子却对革命充满好奇,热切期望历史展开新的一页。

  

   照片的正反两面因此相互凸显,也瓦解彼此所承载的历史和情感意义。张兆和的影像在照片正面,沈从文以文字在照片背面留下他的痕迹;照片正面里的张兆和与队员正在欢庆1929年,照片背面沈从文则写下了时间流逝、人事无常的感慨。篮球上的数字“1929”,或可视为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谓的“刺点”(punctum),无意中点出那些令人觉得痛苦的物事。1929年的沈从文刚“移植入人事复杂之大都市”,“毁碎于一种病的发展中”。对1949年的沈从文而言,那张照片在他眼前重新建构了一个虚幻的过去,让他像个闯入者般,又走入1929的历史时空;他仿佛通过镜头,窥视着一位摆好姿势,正等着拍照的女子张兆和。沈从文捕捉了一个意外的瞬间,这是天真的瞬间,也是神秘的瞬间,因为拍照当时两人的爱情故事刚刚萌芽。直到二十年后的1949年,沈从文才了解那一瞬间已是未来一切的开端,包括爱情、文学、“抽象的抒情”。然而吊诡的是,历史的后见之明让沈从文(以及我们)理解,这一瞬间也同时注记了未来一切崩毁的开始。看着张兆和在遥远的过去凝视着镜头,沈从文“看见”了他自己身处的危机。照片提醒他:1929年张兆和拍照的时候他是个“局外人”,1949年的他依然还是个局外人。

  

   ……

  

   张兆和的照片或可视为一个场景,向沈从文展示诱惑,也揭露他的创伤。说是诱惑,因为照片里的那一刻是沈从文生命里最可望不可即的爱情萌发时刻;说是创伤,因为照片是一个已经凝固——逝去——了的生命片刻,是一闪而过的刹那,也是恍如隔世的警讯。1949年春天,沈从文困居北平,既失去可以给他安慰的知音,也没有可以返回的“故乡”。重看那张1929年的照片,与其说给他带来压力的缓解,不如说让他产生不如归去的念头——面向死亡的回归。在幻觉中他听到杜鹃的悲鸣,看到翠翠的身影,张兆和留在照片上的年轻身影,看来就像爱神(Eros)和死神(Thanatos)的化身,充满诱惑,也充满致命的吸引,召唤他走向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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