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磊: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评析

——兼论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19-08-22 14: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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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磊  
他还考虑到了可能导致日本安全身份转变的三种具体场景, 一是日本国际战略环境的剧烈变动或日本解读国际环境的观点发生重大变化;二是美日联盟破裂;三是国内政治利益驱动下的政党间竞争或党内竞争背景下, 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被刻意利用。

  

   同样从日本的国家身份视角进行反思性研究的还有戴维·雷尼 (David Leheny) , 他在卡赞斯坦主编的《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一书中撰写了第五章“樱花武士援救亨廷顿:日本对其全球与地区身份的思考”。如果说欧阳安的研究侧重分析安全实践和身份之间的交互影响, 那么戴维·雷尼的研究则主要沿着前述第一个十年建构主义对日本在地区和全球的整体身份的研究主线, 继续聚焦从社会文化层面解读日本和日本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反思和国家身份的变化过程。他指出, 亨廷顿曾将日本刻画成一个独立于东亚儒家文化圈之外的文明, 认为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和中国间“选边站”。这一点恰好迎合了长期以来在日本颇为流行的“日本特性说”。在这一理念影响下, 日本思想界也在两个对立的概念间苦苦挣扎:文明这一概念到底是用来作为普适发展的目标, 还是区分不同文明体的工具?为此, 日本采用了“平行发展模式”, 这样就可以在培养自身实力与西方抗衡的同时避免全盘西化。日本之所以重视这一模式,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国家身份的建构是围绕着“文化独特性”和“迅速现代化”这两个主题展开的。

  

   然而, 雷尼认为, 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发展之后, 在“文化独特性”和“迅速现代化”两个层面都出现了问题。日本在80年代取得的成功是任何国家无法企及的, 但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这一时期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所塑造、受到美国的控制, 终究摆脱不了“日本美国化”所带来的恐惧感。进入90年代, 日本陷入长期经济衰退, 加之奥姆真理教袭击东京地铁, 阪神大地震又暴露出政府的反应迟钝, 这些症状使日本既不像一个全神贯注创造经济奇迹的现代文明国家, 也不再是传统文化圣地。通俗地讲, 日本给人以“完全丧失了自我”的印象。因此, 在跨入21世纪后, 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如何从政策上弥补以上两个短板。弥补短板的策略, 是由20世纪80年代率领日本经济达到巅峰的著名政治家中曾根康弘等提出的。中曾根深受里根和撒切尔的影响, 提出日本之所以取得成功, 并非因为忘记过去, 而是因为日本在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为此有必要美化日本历史, 打造一个充满爱国热忱的国家。

  

   从雷尼和欧阳安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第二个时间段内, 尽管日本在政治安全文化与和平主义的安全身份上依然保持了基本框架和特质, 并持续对日本的安全战略产生着限制作用, 但从社会和文化层面看, 日本面临着寻找身份和角色独特性以及实现新的自我认同的主观需求, 如何满足上述需求是摆在日本政治家面前的棘手问题。这就跟之前提到的安倍的理想呼应起来, 也就是说, 冷战后第二个十年日本安全战略共识的形成是一个以全社会的反思为基础、由政治主导、与日本整体国家发展战略息息相关的过程。

  

   3.日本安全战略的历史视角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肯尼斯·派尔于2009年出版的专著———《日本崛起:力量和战略的复兴》。他在历史的视野中, 从力量和战略的角度, 以过去150年的日本发展为基础, 分析了当时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出现的新变化, 并认为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政治的代际交替开始对日本的安全战略调整产生重要影响, 日本对经济现实主义的传统追求将通过强烈的政治现实主义来丰富。

  

   在学术史上, 肯尼斯·派尔的这一成果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往前看, 正如卡赞斯坦在书评中所言, “过去半个世纪里, 日本回归大国政治曾经被多次错误地预测, 派尔的这部著作可能更符合现实和日本的战略目标, 因为他在书中的分析精湛, 理解深刻, 学术价值极大”; 往后看, 该书成功预测了从2009年至今十年来日本的安全力量增长和安全政策调整的进程, 同时也实质上开启了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战略的集中研究热潮。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对日本安全战略演变分期的合理性以及美国学界研究的阶段性和递进性。美国前贸易代表兼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认为派尔解答了过去日本的一个“谜题”, 即历史上日本的统治者如何通过精明计算迅速适应外部国际秩序的变化来寻求安全, 而日本的这一惊人能力现在又在如何发挥作用。 傅高义 (Ezra Vogel) 也赞赏道, 派尔的著作分析了日本历史和民族性格对新的平成一代的塑造过程以及日本的世界角色, 并让人意识到, 当下的日本可能和过去一样, 又处于被世界低估的状态中。

  

   (四) 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酝酿期的研究评述 (2009—2019年)

  

   如果说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第二个十年的焦点在于如何思考、定位、凝聚共识, 那么第三个十年的中心则是如何实施、布局和统筹推进新的安全战略。分析这一阶段时,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前述的三大核心命题以及日本如何处理战略自主、美日同盟和国际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权力和实力、制度和规范、角色和身份三组命题在第三个十年中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权力和实力层面, 日本的全球位置从第二转到第三, 但第三的位置比较稳定, 如何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其实是日本对外战略层面的焦点, 而这又与后两组命题息息相关;角色和身份层面, 日本的国家身份在第二个阶段的反思和重构后基本找到了一个大致适合日本的纵向的定位, 但在横向的定位上的确仍然面临着反思, 这恰好与第一组命题相关联;制度和规范层面, 日本开始在安全层面全方位、多层次地构筑起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布局和战术架构, 这充分说明了日本在整体国家发展战略上的经济和安全双对冲, 以及安全层面上自主防御、美日同盟、国际协调三结合的多重对冲安全战略。基于此, 美国学界在第三个十年将研究焦点放在了日本如何定位和发挥自身的安全身份, 以及如何最大化运用安全战略实现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 同时对美日同盟在新环境下的作用和意义做了更深入的探讨。

  

   1.中日关系与日本安全战略

  

   近十年对日本安全战略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2015年以后, 这一特征符合该时间段的历史发展脉络。如前所述, 2009年到2015年间, 受民主党执政时期的政治内讧局面, 以及安倍第二次上台初期忙于巩固内政的影响, 日本的安全政策发展是非常态化的, 需要潜心观察和评估效果;而2015年之后, 日本安全政策发展脉络逐步清晰, 为随后学术成果的集中出现提供了现实基础。也正因为此, 2015年希拉·史密斯 (Sheila Smith) 的著作《亲密的对手——日本的国内政治和崛起中的中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史密斯从中日关系特别是中国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特殊的视角, 对日本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 这一研究视角及其得出的结论都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希拉·史密斯在书中提出, “中国对日本的持续压力可能会打击日本人的战后成就感, 并使其产生应激性民族主义情结, 从而忽略国家对未来道路的正确选择”;反过来, “中国若增强对日本的可信承诺能力, 使日本相信未来两国的合作前景可期, 则可以减少日本民族主义活动的政治空间”。史密斯的结论说明, 近十几年来中国对日影响和塑造力不断增强。中国实力的上升不仅促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 更在重构其国内政治话语和政治文化, 甚至推动日本对战后国家身份和发展道路的再定位。换言之, 中国对日政策的智慧程度、理性程度日益影响到日本对华认知及其发展道路的选择。日本的政治动员力既可能因中国因素的消极影响而极度激化, 也可能因其积极影响而舒缓平稳。从历史上看, 日本自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一种冲击—回应模式, 回应方法又带来正负两种发展趋势, 这条历史规律至今未发生实质变化。因此, 日本安全战略存在着较大的可塑性, 中国的对日安全战略将日益影响着日本安全战略的变化方向。

  

   2.日本的“安全复兴”

  

   如果说史密斯的著作是另辟蹊径, 那么2017年欧阳安的新著《日本的安全复兴——21世纪的新政策和政治》则是延续了其近十年前对日本“正常国家化”问题研究的学术脉络。如同2010年欧阳安的著作梳理了此前十年的日本安全战略一样, 他在新著中同样梳理了刚过去的近十年, 并用“欧洲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一词来比喻这一时间段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 称之为日本的“安全复兴”。“复兴”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公共话语中的禁忌 (指和平主义的传统话语体系造成的日本社会舆论对军事、安全保障等的习惯性排斥) 被逐步打破和重新讨论;第二, 日本的安全实践正在促进亚洲安全生态系统进行转型;第三, 执政集团对日本的安全需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第四, 更多民众对当前日本国家安全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可见, 欧阳安的分析焦点仍然集中在日本各阶层对自身国家身份以及国家安全观念的认知转变上, 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分析了造成上述转变的国内外因素。他认为国际因素主要包括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日益增长、朝鲜军事威胁升级的持续担忧, 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惧和应急反应等;同期的国内因素则表现在日本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软实力的下降, 以及国内政治层面上的混乱和重新整合。欧阳安认为, 上述国内外因素对日本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日本各阶层的观念, 使日本社会在讨论如何应对外来潜在威胁、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开始趋同。

  

   那么, 日本的“安全复兴”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日本国民和日本政治家的安全战略认知已经从根本上一致了吗?欧阳安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 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日本的安全政策出现了“复兴”, 但日本国民对自卫队在解决冲突中所起效用的看法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对政治精英竭力营造的相关氛围接受得十分勉强。第二, 未来关注的焦点应是日本的和平主义政治力量的影响力是否进一步下降, 导致日本保守集团能够实现“夺回强大日本”的目标。然而, 如果未来日本没有遭受足以导致重大政治转型的震撼性冲击, 那么果断、全面放弃过往的反军事主义遗产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将继续成为日本不断发展的安全战略的主要推动力。 很明显, 欧阳安的第二点结论与史密斯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都强调了日本未来安全战略走向的可塑性以及中国作为最大外部影响因素的重要意义。

  

   3.美日同盟的再反思

  

在第三个十年这一阶段, 美日同盟在日本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趋势是美国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美日同盟在美日外交实践中的实际发展过程也的确与之前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 2015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通过后, 美日同盟的协调机制和管理流程日益深化和细化29, 目前已经形成24个从高到低、从对话到磋商、从务虚到务实的多层双边机制;另一方面, 从美日同盟的战略态势来看, 自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 虽然美日同盟的战术手段日益加强, 但战略理念和方向上存在弱化趋势。日本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愈加怀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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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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