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还是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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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勇  

   所以,德是性之德:“仁义礼智皆性之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一》)。而性也是有德之性即德性:当学生问,“‘德性’犹言义理之性”,朱熹肯定地说“然”(《朱子语类·卷六十四》)。这里所谓的义理之性就是仁义礼智之性:“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义,便是个惨烈刚断底意思;礼,便是个宣著发挥底意思;智,便是个收敛无痕迹底意思”(《朱子语类·卷六》)。朱熹又从这个角度讨论了仁为四者之先:“性中有此四者,圣门却只以求仁为急者,缘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这里,到宣著发挥时,便自然会宣著发挥;到刚断时,便自然会刚断;到收敛时,便自然会收敛。……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朱子语类·卷六》)。当学生问,“仁即性,则‘性’字可以言仁否?”朱熹回答道,“性是统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礼是右手,义是左脚,智是右脚”(《朱子语类·卷六》)。我们上面看到朱熹说仁(义礼智)是心之德,而现在他又说,仁(义礼智)是性之大目、性之纲理,甚至明确地说“仁义礼智皆性之德”,所以仁义礼智既是心之四德,也是性之四德。那么心与性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朱熹说,“性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朱子语类·卷五》);又说,“若无个心,却将性在甚处!须是有个心,便收拾得这性,发用出来。盖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义礼智,便是实理”(《朱子语类·卷四》)。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性之德,但性又安顿在心中,在此意义上,仁义礼智又可以看作心之德。虽然性安顿在心中,但朱熹认为性是心之体:“大概在身则有一个心,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朱子语类·卷一一七》)。这里除了为性在心中加了心在身中这一点之外,朱熹更强调的是性为心之体。由于心之体是性,而性又是仁义礼智,仁义礼智又是《大学》中所说的“明德”,所以,朱熹的一个学生就说“明德”是心之体:“《大学》之书,不过明德、新民二者而已……要之,不过此心之体不可不明”(《朱子语类·卷十五》),对此朱熹表示赞同。

   说仁义礼智之德是心之德、性之德、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也就是说缺乏了仁义礼智就不是人或者不是健全的人。事实上,朱熹也正是据此将人与动物区分开的。朱熹在《答余方叔书》中说:“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这里的五常之性即仁义礼智信之性。在与其学生讨论《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章时,朱熹也说:“人所以异者,以其有仁义礼智,若为子则孝,为弟则悌,禽兽岂能之哉!”(《朱子语类·卷五十七》)所以人“须是存得这异处,方能自别于禽兽”(《朱子语类·卷五十九》)。但是朱熹在人物之异或者人禽之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稍微复杂,因为他有时又说仁义礼智并非人所独有。如朱熹说,仁义礼智之天命之性“非有偏全……昏浊者是气昏浊了,故自蔽塞……然在人则蔽塞有可通之理;至于禽兽,亦是此性,只被他形体所拘,生得蔽隔之甚,无可通处。至于虎狼之仁,豺獭之祭,蜂蚁之义,却只通这些子”(《朱子语类·卷四》)。他说禽兽也有仁义礼智之性,只是为其形体所拘、所蔽。看起来,朱熹的观点似有矛盾,其实不然。他的观点是,万物都有仁义礼智之性,但万物所禀赋的气却有清浊、正偏、通塞之别。人禀受的气正而通,即使有些混浊也可以澄清,所以仁义礼智之性可以成为仁义礼智之德。人以外者所禀之气偏而塞,将仁义礼智之性遮蔽了,因此虽然从本体上说有仁义礼智,但在功能上说则没有仁义礼智。当然,这些存在物之气的偏塞程度也不同,程度轻者,如有些动物,还有一点点的仁义礼智没有被遮蔽住,所以有虎狼之仁和蜂蚁之义等。在极端的例外情况下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气的偏塞程度最低的动物与人类似,而禀受最混浊的正通之气的人与禽兽类似,如“吕与叔谓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猫相乳之类。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朱子语类·卷四》)。(44)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朱熹有一套美德理论,即对什么是美德有一套说明。但他对美德的说明有没有像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那样使美德在其伦理学中失去首要性呢?笔者的回答是没有。虽然朱熹对美德的说明跟亚里士多德一样,也从人性即人之异于其他事物的独特性开始,但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之为人的独特性是积极的理性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幸福,而美德只是让理性活动具有卓越性的性格特征。由此,美德便成了从属于理性活动和幸福的东西,不再是首要的了。而在朱熹那里,作为人之为人的特征的,不是别的,正是仁义礼智这些美德。前面我们提到,斯洛特在谈到对亚里士多德的第二种解释时特别强调,这样一种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之所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是因为在其中具有首要性的幸福、繁荣、活得好的概念本身并不是关于性格的(aretaic)概念。而我们看到,朱熹哲学中具有首要性的概念,即为人所特有的生活,则是关于性格的,因为为人所特有的生活就是仁义礼智的生活,而仁义礼智是心之德。在这个意义上,朱熹的伦理学就是斯洛特意义上的纯粹的、彻底的、以行为主体为基础的美德伦理学。前面我们也提到,在瓦特森看来,理想的美德伦理即美德在其中具有首要性的美德伦理,它“对最高善的说明要依赖于美德理论”(45)。在朱熹那里最高的善是什么呢?就是要过一种为人所特有的生活,即体现仁义礼智之美德或“明德”的生活。很显然,朱熹对最高善的说明确实依赖于一种美德理论,因此朱熹的伦理学就是瓦特森在西方哲学史上要找而没有找到的那种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的一个典型。

   笔者在本文中对比较哲学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方法作了分析。这种方法往往以某种学说在某个历史传统(往往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历史形态为范例或理想形态,来比较另一个传统中这种学说的某种历史形态,其结果常是认为后者虽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但总有一些缺陷。本文以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关于美德伦理的比较研究为例,认为我们既不应当以亚里士多德主义这种历史形态为美德伦理的原型或范例,也不应当把儒家这种历史形态作为美德伦理的范例或原型。相反,我们应当先从美德伦理学与后果论、道义论伦理学的本质区分中构造一种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在这种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中,美德具有首要性,即它是最基本的概念,而这个伦理学体系中的所有其他概念都来自于美德概念、从属于美德概念、服务于美德概念。在此基础上,笔者以这种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为标准来考察儒家(本文以朱熹为例)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笔者的结论是,以这样一种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来衡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不是一种美德伦理学,而朱熹的则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在别的地方曾说明朱熹的伦理学有比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优越的地方(46),但在这里说朱熹的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而亚里士多德的不是,并不表示朱熹的伦理学比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优越,毕竟亚里士多德和朱熹都没有声称他们要发展一种美德伦理学。笔者这里做的工作只是分类的工作:如果伦理学可以分为道义论、后果论和美德论的话,则朱熹的伦理学属于美德论,而亚里士多德的不是,至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否如笔者所提到的某些学者所说的是后果论,则不是本文要断言的。从这一点看,本文无论对于美德伦理学还是对于伦理学本身,并没有作出太大的贡献。不过,由于亚里士多德是几乎所有人在谈论美德伦理学时首先想到的对象,所以本文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不是美德伦理学的结论,也许还是相当激进的。

   ①如Sim May,Remastering Morals with Aristotle and Confuc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Van Norden and W.Bryan,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Yu Jiyuan,The Ethics of Confucius and Aristotle:Mirrors of Virtue,Routledge,2007;等等。

   ②③④Michael Slote,Morals from Motiv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4,p.34,p.34.

   ⑤G.E.M.Anscombe,"Modern Moral Philosophy",Philosophy:The Journal of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33,1958,pp.1—19.

   ⑥Rosalind Hursthouse,On Virtue Eth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36.

   ⑦Rosalind Hursthouse,On Virtue Ethics,p.40.

   ⑧⑩Immanuel Kant,The Doctrine of Virtue:Part II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Harper and Row,1964,pp.37—38,p.54.

   ⑨Robert Johnson and Cureton Adam,"Kant's Moral Philosophy",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2016,§11.

   (11)(12)(13)Onora O'Neill,"Kant after Virtue",Constructions of Reason:Exploration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52,p.153,p.162.

   (14)(15)Robert B.Louden,"Kant's Virtue Ethics",Virtue Ethics:A Critical Reader,Daniel Statman(ed.),C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7,p.289,p.290.

   (16)(17)(18)(19)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On Liberty,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J.M Dent & Sons and Rutland,Chartles E.Tuttle Co.,1972,p.16,p.37,p.37,p.36.

   (20)(21)(22)(23)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On Liberty,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p.37,pp.38—39,p.38,p.39.

   (24)Gary Watson,"On the Primacy of Character",Virtue Ethics:A Critical Reader,Daniel Statman(ed.),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7,p.62.

   (25)(26)Michael Slote,From Morals to Virtu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94—95,p.94.

   (27)下引亚里士多德译文译自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Roger Crisp(trans.&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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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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