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康 熊翔宇:迈向共享: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价值范畴、行动逻辑与实现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 次 更新时间:2019-08-04 23: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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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康   熊翔宇  
作为与共享社会定位相一致的文化样态,共享文化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共享文化彰显了民众个体实践的集合和精神理念的超越。文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必然结果,文化的共享特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同区域和民族”这一“软”属性。这一属性要求共享发展遵循“依靠人民群众、发展为了人民群众、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的原则,在人人参与人人共建的基础上实现人人都能够公平且有尊严的分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其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文化成果的普惠性。共享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发展成果的“创造者”。共享文化实现了文化主体的全面性,中国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从“管文化”“办文化”到新时代文化的“共建共享”。因此,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共享发展强调社会成员能够平等、有尊严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而且这种平等享受的改革发展成果不是单一经济方面的改革发展成果,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权益的都能够得到尊重和维护,在各个领域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获得感切实增强。

   2.文化内容的共享性。具体到文化内容的共享来说,共享文化的超越性表现为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转变,在共享时代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践行并接纳文化发展的发展成果。即大力弘扬践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培育和践行能够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优秀高尚的作品塑造人鼓舞人,通过先进寓情于景的文化感染人,通过精准文化品牌的推广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把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和时代精神的核心改革进行大力弘扬,从而激发中国力量中国智慧。

   (二)不同区域和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渴盼

   满足不同区域和民族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历来是党和政府矢志不渝的追求。党的十九大对“美好生活”理念的多重强调,突出了我党对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视与关怀。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依然面临着基础教育滞后、公共卫生资源不足等发展困境。因此,国家要继续推行对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提升民族地区自我脱贫的“造血”能力,不断创新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诚然,不同区域和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渴盼是一个生活更有尊严的可持续生活方式,这就使不同区域和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渴盼呈现出发展性和回应性的特质。

   1.民族地区的发展为国家认同提供了方向。民族缔造了国家,国家塑造着民族。国家认同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新时代美好生活更加注重主体的生活质量和自我发展、不同区域和民族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得以满足的过程。具体而言,多民族公共服务需求的满足涵盖需求的数量、结构、种类,最终通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方式而呈现。因此,要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实现供需均衡,就必须首先构建与民族地区发展共享的实现机制。

   2.民族地区发展的动力机制依赖于政策规划的科学性和择选能力。目前,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突出难题在于政策资源配置的执行效率与服务供给手段的滞后。从民族地区的现实来看,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个性化、精准化的公共需求供给结构易失衡,可能造成负效应。因此,必须构建一种“流动性公共服务”模式,从而建立起全面、高效的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譬如,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在小学、幼儿园的标准化及农村合作医疗的规范化等层面就存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板”,必须再造政府流程,搭建“无缝隙”的共享组织运作体系。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宏观上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城乡和区域之间、供求和群体之间的非对称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生存质量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的物质与技术条件。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另一方面,民众消费的满足体现为消费力的结构与层次的丰富性。如果说人的发展程度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人的发展程度则表现为消费力发展的高度。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立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有赖于民众的消费力与经济条件的有效供给,这是人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与根本保障。经济的全面振兴与民众的消费质量均衡发展,为社会矛盾转移提供了根本保障及实现条件。

   1.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依赖于民众生存方式的自我体验和主观创新过程。发展关涉到民众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社会矛盾的消解不仅是纯粹物质生活的体验,它还指向更深层意义上的价值体验和生存感受,是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发展来不断增强主体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与合作的过程。对此,奥雷利奥·佩西明确表示:“任何发展和进步,如果不同时导致道德、社会、政治以及人的行为的进步,就毫无价值可言。”[19]

   2.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贯穿于共享机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发展过程。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检视一个组织活力的重要指标,新时期坚持利益共享的改革,全面推进包容性发展,在本质上深刻体现出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坚持利益整合的现实逻辑。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迫切要求改革传统“单一发展”,向现代“利益共享”转变。包容性发展作为“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新时代“共享式改革”的精准诠释。“包容性发展”作为一种可持续性的价值观念,它通过建构良性化互动机制,确保了政策目标群体都能公平分享社会公共资源,让改革成果共享主体能够有效化解共享治理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确保社会的有序化运转。

  

   三、共享机制:国家治理转型的实践向度

  

   毋庸置疑,共享机制的搭建是国家治理全面转型的政治改革过程,社会共享的整体性治理和实践相度应围绕社会单元的复杂性和民众诉求的多样性开展工作,改变政府作为共享服务的唯一供给主体的供给形式,打造权力链条具有的多向流动网络,实现集权型运作到制衡型配置权力共享模式,最终落实由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的治理机制。

   (一)治理结构:由单一到多元的整体性治理

   如前文所言,共享机制呈现出平台化、高效化、开放性和分布式运作的特点,它有利于整合多种治理要素和闲置资源。诚然,既有的单中心权威体制结构形成的僵化管理体制,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多元变化。因此,治理理论的勃兴客观上拓展了传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分析架构,而共享治理则主要通过合作与协商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整体性矫治。

   1.改变政府作为共享服务的唯一供给主体。公共服务多元实践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不仅承认共享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序,而且遵循了诸多非正式治理主体在共享治理中的建设性价值。具体来看,要通过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建构具有平等关系的合作机制,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网络,利用多中心决策网络在多层次主体间展开公共治理。在“官僚—市场”之间进行治理权力的微观调整[20]。同时,探索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探寻社会力量的介入途径,在国家(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维空间中搭建公共事务的共享治理模式。

   2.打造权力链条具有的多向流动网络。共享意味着政府公共权力的执行必须遵循资源供给的多元参与决策机制,为公民提供机会组建多个实现价值诉求的平台,全方位消解压力型体制官僚决策的弊端。从共享权力的来源来看,多中心治理主体以“自发”的自主秩序为主导,通过共享机制的精细化设计增加多元主体“搭便车”的几率,从而整体提升公共资源在多元参与主体中的利用效能。

   (二)治理机制:由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

   毋庸赘言,共享机制的精细化治理有效弥合了国家治理实践中“福利”与“共享”之间的空隙,共享机制的生成逻辑和运行机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恪守的基本原则。作为国家治理变革的重要突破口,共享机制的精细化治理主要依托现行权威性体制,以公民需求为导向,在体制改革中精准施策。在共享这一载体中,处理好公共诉求与问题导向的耦合关系。同时,要对政府职能和共享治理的转型重新定位,厘清“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的转换思路,把握“单向管制”向“双向互促”的运作机制,在技术层面处理好治理机制与靶向目标的配置关系。

   1.政府职能转变与共享治理转型的双重定位

   精细化治理是政府职能转变与共享治理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共享治理范畴的位序来看,政府职能的转变既是共享治理的前提,又是激活多元治理主体的中坚力量。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与共享治理转型的双向互动,才能不断细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深层认知,奠定共享治理的理念基础。长期以来,我国权威体制的体制改革大多聚焦于中央顶层设计的引导,但是,体制本身运转的惯性导致政府改革的红利难以落实,因此,必须为共享治理提供机制运转的增长点,延伸政府职能与精细化治理的技术策略。在治理机制上,需要形成社会共享治理格局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

   2.“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的转换机制

   共享治理的实现要围绕共享治理的精细化开展工作,作为一种“总体支配”方式,政府职能的转型必须从“规模式”向“内涵式”转轨。近年来,我国各个层面的社会矛盾的处理日趋复杂,粗放式的社会服务模式已不能有效回应多元化的社会公共需求。共享治理的精细化并不是单一的技术化治理,它涵括了宏观制度、中观机制和微观实践等多层面。共享治理的精细化治理,要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

   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认为根源。”[21]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斯诺悖论”,有效规制“政府之手”的触及范围及价值运作方向。将“共享”纳入政党领导与政府主导的治理框架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国家治理是通过完善现有的制度体系,使之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转型中的新变化,更加有效地回应和解决诸多现实问题。共享治理的理念和精神集中体现了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后的无产阶级对发展动机、发展过程和发展目的根本立场和态度。因此,要正确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历史惯性。正如黄仁宇所言:“我们所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无非是从过去农业社会的管制方式,进入以新型商业条理为依归的管制方式所产生之后果。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要通过社会的各阶层。当中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这个国家才能进入‘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境界。”[22]由此生成的“共享生态”近似于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其中,每一个单独的个体都可以实现个人利益,同时又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所有人都是一家人”[23]。共享治理的理念与实践恰恰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并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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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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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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