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伟 刘林平: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研究四十年:从“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新移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9 次 更新时间:2019-08-02 00: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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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伟   刘林平  
可以发现,过去四十年每一代农民工所经历的遭遇和面临的困难是不同的,“农民工问题”内涵也不尽相同。1980年初期的农民工问题,主要是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再就业以及沿海企业用工问题;1990年前后,农民工问题的重点是民工潮给铁路运输系统和城市承载能力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要加强对“盲目流动”的管控;1990年代中后期,农民工问题再次演变为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治安和管理难题。到2003年前后,农民工问题再次发生了变化,农民工开始从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城市秩序的破坏者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牺牲者”,社会舆论开始一边倒的向农民工倾斜,表现出对农民工悲惨遭遇的巨大同情,如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成为最重要的农民工问题。经过连续多年的治理,农民工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基本上解决,但至2010年前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又开始出现,这不仅仅意味着农民工群体结构和代际的变化,也意味着农民工利益诉求的改变,与老一代农民工终究要返乡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利益诉求是融入并定居城市,那么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如何改革户籍制度和管理体制,促使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转变成新一代城市市民,成为当前农民工问题的核心。

  

   四、重回农民工研究的“元问题”

  

   农民工问题的演变也充分体现在了学术研究中,但是已有对农民工研究的述评,始终没有追问农民工研究范式多元化产生的“元问题”,即“农民工群体的性质”。王毅杰和王微较早地对农民工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从社会分层与流动、冲突与失范、现代化、社会网络、国家与社会这五个理论研究视角对近年来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熊易寒则认为,涉及农民工的研究主要有四大理论视角:流动人口或移民视角、社会分层视角、阶级分析视角、公民权视角;徐法寅将当前农民工研究分为四种范式:移民范式、城市化范式、阶级形成范式和劳动体制范式;郭忠华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化,形成了素质论、移民论、社会层级/阶级论、制度论和多重歧视论等研究进路。这些论文试图对农民工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对于厘清农民工研究图景很有帮助,但是未指明范式划分的标准,分类依据略显凌乱,而且缺乏一个知识演变过程的介绍。

   若要从根源上认识农民工研究的“元问题”,必须回到一个基本事实:农民工的出现是由于“农民”的两个被迫寻求生存机会的行为:一是迁移,二是雇佣。前者使农民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转移,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户籍制度的制约,从而衍生出理解农民工问题的“城乡关系”之维;后者是农民实现了从农业生产领域到工业生产领域的转移,实现了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构成了理解农民工问题的“劳资关系”之维。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就曾经提出理解中国劳工研究的核心线索,正是蕴含于“乡土中国”与“机器时代”的关系。虽然当时中国劳工问题与目前的农民工问题并不相同,但是核心理论线索依然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维度交织蕴含着四种关于农民工群体性质的基本判断或认识(图1)。在劳资关系的维度中,早期学术研究普遍站在“资本”一方,将农民工视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即“剩余劳动力”,着重关注农民工的生产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视野逐渐从资本转向了个体,一种将农民工视为底层“劳工”的学术话语在学界成为了主流,并着重关注资本对农民工的“剥夺”。在城乡关系视野下,农民工首先被定义为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意味着农民工只是一个在城市中临时性的流动群体,终究要返回乡村;2008年之后,随着中国政府试图打破城乡对立,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研究者对农民工未来命运的关注从农村回到了城市,农民工被界定为城市“新移民”,意味着城市化被认为是农民工的最终归宿。

  

   五、农民工研究的四种范式

   (一)“剩余劳动力”视角的农民工研究

   “农民工”首次进入政府和学术视野,被视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一种办法。1980年代初,就有一系列学术研究出现。其中宋林飞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是最早的一篇文章,作者首先提出“当前农村劳动力的状况如何?这是一个与农村经济现状及其发展直接相关的大问题。”基于江苏省南通县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的调查,作者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普遍实行以后, 劳动力剩余问题更加突出,农业劳动力向工副业转移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傅政德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途径:农业内部吸收和农业外部吸收。在当时,前者被视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方式,但是傅政德认为,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依然会把问题压制在农村。因此,他提出应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非农部门,但大规模宏观迁移并不可取,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管理问题,实施就地的兼业化或非农化是一种可取的路径。

   此时,费孝通先生也将目光转向了该问题。1984年,他在《瞭望周刊》发表了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的核心关切虽然是小城镇兴衰问题,但是,他在吴江的调研,发现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成为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和繁荣。这篇文章随后开启了中国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问题研究的序幕,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关注和争论,对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启示。

   随着沿海地区工业的快速发展,到1980年末期,第一波“民工潮”出现,开始引发学术界关于农民工潮的思考与研究。比如,夏振坤和李享章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10期发表了《关于民工浪潮的理论思考》,张蓉在《南方人口》1989年第2期发表了《百万民工下珠江及其思考》。这些文章较早关注到民工潮的现象,将民工潮视为农民寻求经济收入的理性行动者。早期研究基本上都来自经济学和人口学,集中于如何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和对农村人口迁移情况的综合报告,包括原因分析,流动人口的特质、流动中的社会问题及对策等。

   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外来农民工”课题组就通过非概率抽样的方式,对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入地珠江三角洲的6个市149个工厂的打工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从14个方面(包括流动原因、就业方式、劳动合同、技术培训、工资、工作及生活条件等)对当时珠三角打工者的状况做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记录。宋林飞对民工潮的形成和流动方式做了全面的分析,指出民工潮形成的源头在于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农业比较利益偏低所产生的推拉作用。并且提出了以发展小城镇分流“民工潮”的同时推进城市化的应对方案。

   随着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占比越来越多,学术研究开始从关注迁移行为转向了农民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流动、就业模型与就业歧视等。非正规就业会是数以亿计的流入中国城市的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形式,为中国巨大的失业人口、流动人口、过剩的农村劳动力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李强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区分为:初次职业流动和再次职业流动,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此外,户籍制度也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歧视,王美艳研究表明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工资差异的43%来自户口歧视等不可解释的原因。

   (二)“流动人口”视角的农民工研究

   较之“剩余劳动力”视角对农村的关注,流动人口视角则将目光聚焦在城市如何应对农民工的涌入。农民工的研究也从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转向了城市与社区,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些流动人口,以及他们在城市的社会适应和融入问题等。

   根据知网的文献检索,1984年“流动人口”就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问题,当时《人口与经济》杂志最早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献。魏津生指出:“近年来愈益重视研究国内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它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人口迁移和流动是控制和调整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变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更是综合治理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人口流动给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新的难题。其中,在1988年已有研究探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问题。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以往处于“三不管”状态。于淑清在《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一文中写道:“这些人员特点是行业复杂, 居住分散, 流动性大, 人户分离现象较突出, 在生育上存在着放任自流现象。这无疑加大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 因此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其次,被关注的是流动人口管理问题。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治安和市容管理遇到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治安问题。流动人口的出现,也迫使政府转变管理方法。刘世定等在广东调研表明,外来工管理包括户籍管理、治安管理、劳动就业管理、居住管理、计生管理、劳动争议管理等多项内容,其中规范劳动力市场逐渐成为核心内容,在应对外来工流入的过程中,政府管理也从部门化向协同化转变,但是户籍和身份等分割化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管理公平性、有效性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但是,关于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的文献,现在看来基本上属于“情况介绍”,即摆明情况、讲清原因、给出对策,甚少从理论上或从制度上分析造成流动人口管理困境的原因和机制。

   1992年之后,人口流动限制放开,流动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农民工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合成为研究的热点,总体来看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户籍制度三种解释视角。首先,从人力资本视角出发,研究者认为,农民工在迁移之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直接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随着城市居留时间的增加,就越有可能积累更多与工作相关的技术、语言、工作经验等,从而更有可能获得经济成功。其次是社会资本的视角,农民工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在求职、定居、获得经营信息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利用老乡网络关系之间信任和互惠性,获取物质资源、共享信息,并会形成城市聚居区。第三,与上述两种视角从个体主义和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不同,对户籍制度的关注是一种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视角,更为宏观。该视角认为,造成农民工融合障碍的根本性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及其基础上的城市劳动就业、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

   农村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的单向模式,一直持续到2000年初,农民工回流现象也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学术界对回流的作用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农民工在经历了数年的城市务工生活后,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回乡创业,对促进农村城镇化、提高就业,发展乡镇经济有着积极的作用。农民工的回流还可以带来“智力”的回流,这对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推动农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并非所有的回流者都适宜创业或者真正带来了智力的回流。白南生、何宇鹏在考察了返乡农民工具体的回流原因后发现,理想中以回乡创业为目的回流仅占2.5%。返乡更多出于就业困难等被动原因,并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倾向于再次外出,农民工“回流”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意义远不及“输出”。

   (三)“劳工阶级”视角的农民工研究

2000年初,农民工问题再次发生了变化,在国家和社会眼中,农民工开始从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城市秩序的破坏者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牺牲者”,学术研究的重心开始更多地关注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期间的不平等遭遇和生存处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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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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