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

——南宋中后期辞赋的华夷之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 次 更新时间:2019-07-26 22: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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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  
纯乎是一篇讨伐夷狄的檄文。

   孝宗的恢复热情随着张浚北伐的惨败而一蹶不振,以后的开禧北伐则以函首安边告终,主战的呼吁悄然消沉。不过,别华夷以复仇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退。本来,图谋恢复是以清算秦桧倡导的和戎政策为出发点的,在这之后秦桧逐渐被塑造成一个成色十足的恶人,理学也借此乘势而兴。在北伐之梦破灭后,理学必须进一步申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并使之继续成为指导文化的主流,也就是说,要使对秦桧的清算、华夷之辨以及复仇论变成人们的共识,而不至于因为又一个和议的来临而受挫。朱熹的《戊午谠议序》作于隆兴和议之后,是一篇鞭笞和戎思想的重要文献。朱熹除了强调秦桧作为国家罪人、华夏公敌的邪恶外,他进一步重申复仇的正当性:“君臣父子之大伦,天之经,地之义,而所谓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则敬养之,没则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诚者,无所不用其极,而非虚加之也。以为不如是,则无以尽乎吾心云尔。然则其有君父不幸而罹于横逆之故,则夫为臣子者所以痛愤怨疾而求为之必报其仇者,其志岂有穷哉!故记《礼》者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不与共天下也。’而为之说者曰,复仇者可尽五世,则又以明夫虽不当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则犹在乎必报之域也。虽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则自高祖以至玄孙,亲尽服穷而遂已也。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者,盖有在矣。”(12)在此时强调复仇的意义,其用意相当明显,就是要使道统的传承不能因此而发生混乱,别华夷而复国仇的文化危机感不能因此而钝化。的确,隆兴和议之后的学术文化并没有出现绍兴和议以后的那种歌功颂德的局面,而是依然保持着一种枕戈待旦之势,华夷之辨和复仇论思想沉潜内转,以一种郁而不发的、忧思深沉的愤懑与怅惘,持久地留存于思想观念世界。我们要讨论的另一首关于雁的赋作,即李曾伯《闻雁赋》很能说明这种转变。此赋作于理宗宝庆二年(1226)。当时,蒙古早已崛起于大漠,并已在北方驰骋多年,就在李曾伯作《闻雁赋》的这一年,蒙古发动了一次比以往更大规模的战争,给予西夏致命一击。岌岌可危的金则早在十二年前就已迁都汴梁。此时的蒙古铁骑,同样是南宋挥之难去的浓重梦魇。

   李曾伯《闻雁赋》所表现的,就是严明夷夏之防的思想在此时遭遇的困境。这篇赋依然是从让宋人魂牵梦绕的北方大地落笔:“其来也,岂从龙荒朔莫之墟,将自狼居姑衍之地。过西域之后门,亦尚记于汉垒;历长安之铜驼,抑曾饮于渭水。麦芃芃兮如何,黍离离兮奚似!谅山河之无恙,今风景之不异。尔能为予而一鸣,予亦将有以告乎尔。”作者点出的大雁飞临的几个地名颇具暗示意味,它是和汉武帝、唐太宗征伐夷狄的赫赫功勋联系在一起的,曾经的光荣和现实之惨淡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更凸显出文化中心主义面临的严峻挑战。赋中写到大雁“久之有声,从天而来,如怨如诉,如悲如哀。物若是以有情,人胡为而忘怀。虽至于无可奈何者已,是得不为之长太息也哉!”摹写出了内心深深的失落。接下来以七事询问大雁:

   尔其有中原之信音,又胡不诣上林而报天子!于时桂影沉夜,桐声响秋,既感物之可感,又忧人之所忧。其有穷征绝塞,远戍它州,念百战之已老,苦数奇之不侯。如李广、班超之徒,闻此之声,安得不发怒而眉愁!其有缱绻河梁,投老遐陬,思故国之越吟,作他乡之楚囚,如李陵、苏武之徒,闻此之声,安得不涕雪而泪流!或有遭时摈斥,与世沉浮,逐汨罗之渔父,盟江上之沙鸥,如屈平、贾谊之徒,闻此之声,安得不含愤而怀羞!或有随牒千里,寄情一丘,动莼鲈之佳兴,赋松菊之西畴,如渊明、季鹰之徒,闻此之声,又安得不神往而形留!或有萤雪案前,风雨床头,誓击楫以自励,痛枕戈之未酬,如刘琨、祖逖之徒,闻此之声,又安得不命咎而时尤!又有闺房荡子,江湖远游,倚日暮之修竹,望天际之归舟,如潇湘湓浦之妇,闻此之声,又鲜不寓心于伉俪,托兴于绸缪!或又有月冷金殿,霜凄锦裘,恨弊履之已弃,悲纨扇之不收,如长门、卓郡之人,闻此之声,又鲜不寄言于赋咏,属意于悲讴!

   北国大地承载着中华文化浓重的“乡愁”,也令无数志士扼腕叹息。李广、班超之百战而不得封侯,李陵、苏武之投老遐陬而心念故国,刘琨、祖逖之击楫枕戈,荡子思妇之离别相思,这一幕幕场景展示了夷夏纷争中的各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情形。屈原、贾谊的遭时摈斥,陶渊明、张翰的捐弃轩冕,以及月冷金殿、霜凄锦裘则暗示了世道叵测,英雄报国无门。对这几句文字的理解,我们不应拘泥于其字面意义,而应该视之为是对悲怆心绪的层层皴染,借以营造沉郁氛围,深化主题。征伐夷狄的成败系于朝政的良窳,复仇宏愿的消沉源于政治的昏聩。赋的结尾写道:“然则衡阳以北,代地以南,千万人之心不同,又岂一人之心可拟!”(13)很明显,这里点出了作品铺写的,是与沉沦的北方相关联的种种苦痛记忆,是关乎拯救华夏文化以及向夷狄复仇的使命所触发的深重忧思。作者从汉武帝、唐太宗的功业落笔而着力渲染悲情色彩,在与夷夏纷争若即若离的铺写中,流露出飘忽不定而又忧思深重的心绪(14)。这是一曲为消歇的复家国之仇的壮志唱出的悲歌,也是一曲为远逝的华夏文化的光荣唱出的挽歌。

   华夷之辨在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演化为向夷狄复仇的信念,这一信念在南宋初期因和戎国是的高扬而潜藏,又因孝宗锐意恢复而显现,但终因蒙古的崛起而归于沉寂。

  

   二、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

  

   面对蒙古铁骑空前巨大的军事压力,南宋朝野复仇之念渐趋消沉而夷夏之防的坚守更为严厉。华夷之辨观念当中,华与夷在文化上转化的内容被拒绝了,变而为以道统传承者自命而拒斥一切夷狄的成分,这是华夏文化面临灭绝危机所激发出的自我保护机制,或许,1233年蒙古政权在北京修建新的孔庙以将自己打扮成儒教帝国的举动,不仅没有消弭南宋思想界在文化上对这个强大的夷狄的成见,反而深深触动了他们对华夏文化的忧患。因而,这种延续文化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具有了空前动人的悲壮色彩,即使在国破家亡之际,包括辞赋在内的文学作品依然高唱着忧患民族和文化危亡的悲怆乐音。

   郑思肖的《泣秋赋》(15)在表现忧患民族和文化方面颇具代表性,赋曰:

   受命大谬兮身于危时,议论迂阔兮谋不及寒与饥。哀歌悲激兮声洞金石,洒泪吊终古兮周览冥迷。南仰炎邦兮黄纛杳杳,北俯阴域兮枯草凄凄。东望蓬莱兮,烽烟昏于日本;西忆锦城兮,妖气绝其坤维。天地之大兮,既无所容身;所思不可往兮,今将安之?

   礼废兮道丧,气变兮时推。夭乔短阏兮,杀气何盛?阴寒痴惨兮,生意何微?黄花傲荣兮,睇晓而若泣;宾鸿感气兮,逢秋而来飞。日月无情兮,积昏晓而成岁;翠华巡北岳兮,六载犹未遄归。野鬼巢殿兮梁上而啸,妖兽据城兮人立而啼。大块鼓灾兮庶物命断,问汝群儿兮知而不知?

   每泣血涟如兮,为大耻未报;誓挺空拳兮,当四方驱驰!非我自为戾兮弗安厥生,惟理之不可悖兮虽死亦为。金可销兮铁可腐,万形有尽兮此志不可移!天虽高兮明明在上,一忱啮檗兮,宁不监予衷私!谋为仁义吐气兮,人不从之,天必从之。太誓死死不变兮,一与道无尽期。

   踽踽凉凉兮,独立独语;彼沐猴而冠兮,反指唾其痴。安知我之志气兮其动如雷,我之正直兮其神如蓍!外被污垢之衣兮,内抱莹净之珠;终身一语兮,不敢二三其思!死灰焰红暖兮,易一哭为众笑;倏于变以道兮,万世其春熙!(16)

   赋作表现出的国破家亡的孤独,源于对文化之根断裂的深重忧虑,这不仅仅是王朝灭亡的“惶惶如也”,更是对乾坤倾覆天地倒置的呼天抢地。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7)天下兴亡是关乎华夏之为华夏的大事,关乎文明和族群的延续,因而,亡天下事关知识与信仰的颠覆和种族的消失,较之江山易主更具悲怆色彩。赋作指出这种寂寥孤独源自天地变色,礼废道丧,生灵涂炭,而且,皇帝北狩已过六年(即至元十九年,1282),大宋光复的迷梦彻底破灭。当此之时,作者依然不能直面蒙古这个野蛮的夷狄君临华夏的事实,他认为蒙古的统治是“野鬼巢殿”“妖兽据城”,他担忧华夏子民被暴力挟持而俯首为奴,他满怀惶恐地探问“问汝群儿兮知而不知”。然而他仍然坚信华夏是道统的传承者,道不灭,华夏亦不灭,因而,光复的希望明灯将永远指引华夏子孙去捍卫过去的光荣,开启崭新的未来。赋的结尾,作者重申了对蒙古统治的敌视,认为他们如同春秋时期的夷狄之国楚国那样,即使躬行华风也是沐猴而冠,华夏文化终将光耀千秋。

   宋元之际,辞赋中的亡国之音是异常沉重悲恸的,据载,谢翱曾作骚体以抒愤:“宋亡,文天祥被执,翱悲不能禁。严有子陵台,孤绝千尺。时天凉风急,挟酒登之,设天祥主,跪酬号痛。取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其辞曰:‘魂来兮何极?魂去兮江水黑。化为朱鸟兮,其噣焉食?’歌阕,竹石俱碎,失声大哭,作《西台恸哭记》。”(18)作者为仍然活着的文天祥设立神主,借着祭奠文天祥,来抒发对华夏文化的眷恋。作品寥寥几句,字字血泪。对于王朝的灭亡,文人们感受最深的不仅是山河变色,进退失据,而且更是由此而来的文化命脉的深重危机和屈身夷狄的耻辱感。对他们来说,人生的一切意义都不存在了,横亘于心的只有深深的耻辱和激愤。哀莫大于心死,文人们必须直面人生的绝境和未来的幻灭,如刘辰翁的《归来庵记》(后半部分是赋),连文凤的《虚舟赋》《登高赋》《独居赋》等着重表现幻灭和空寂,很好地阐释了这种深重的亡国之痛。普遍的孤独与幻灭情绪,其底色是对蒙古政权和夷狄文化的决绝排斥,表现了南宋后期华夷之辨的新特点,那就是拒绝与夷狄进行一切形式的沟通和交流,从道统的传承者自命而绝不认同君临中国的夷狄政权的合法性,亦即“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19),这是在蒙古势力崛起以来南宋学术思想的主流意识。

   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北地大儒郝经受蒙古大汗忽必烈之命赴南宋议和,被宋人囚禁达十六年之久。善待来使是外交道德的基本要求,何况宋人此举是在捋虎之须,履虎之尾。后来的修史者把这一不理智的行为归咎于权臣贾似道,这似乎难有说服力。贾是一个势焰遮天的权臣,他岂能为隐瞒自己的冒功行为而不惜铸下这等滔天大错,这种小儿之智与贾似道的身份、阅历、为政经验等是很不协调的。这应该是南宋政坛集体铸下的大错,是思想界主流意识对蒙古政权深入骨髓的敌意和文化上的极端蔑视使然。这一行为为蒙古持续用兵提供了绝好的口实,几乎之后的每次讨伐,蒙古都把扣留来使作为借口,即使1274年攻克临安,寻找郝经的下落也是蒙古军队的任务之一。这一事件,印证了王夫之关于华夷之辨的那句话:“夷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20)因为蒙古是夷狄,是犬羊,是禽兽,对其来使没有必要讲信义,这集中体现了南宋思想界极其狭隘的严防华夷之别的特点。

其实,郝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理学家,他信奉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和其他理学家一样,也将是否尊崇“道”作为判定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标准,这种看法和南宋理学家几乎毫无二致。在华夷之辨方面,他继承了传统儒家以夏变夷的思想,认为夷狄接受华夏文化则视同华夏,华夷的区别只在于“道”,因此他指出:“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故苻秦三十年而天下称治,元魏数世而四海几平,晋能取吴而不能遂守,隋能混一而不能再世。以是知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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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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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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