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清代思想与中国近代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0 次 更新时间:2019-07-24 08: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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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他反问道:没有具体的气,相应之理何以附丽?刘宗周又把一气流行与“独”联系在一起,他说:天命所赋予之性,一气流行所致,就是每个人的独知。这个“独”就是极微的意根,也就是本于天的诚。因为意根极微,致良知极为不易,所以要慎独。刘宗周用气论的具体性把人的独知与诚意之天性相关联,并进而做出道德论证,而能与此相应的修身原则就只能是慎独了。

  

   其二,刘宗周从气具有流动性、极容易受到干扰,来解释“妄”的出现。在儒家道德哲学中,诚是指没有偏离心之本体的状态,偏离心之诚即为“妄”。刘宗周认为人心只是一气而已,气是流动的,因此,哪怕受到如履霜之象那样极微小的干扰,都会出现偏离纯善诚意的妄。只要受一两粒尘土所扰,浮气就会产生妄;他指出浮气、浮质、浮性、浮想这四浮“合成妄根”,是产生“微过”的根源。所以君子的慎独,应防微杜渐,时时自省、不断改错,才能回复到诚之根本。黄宗羲说,别看个个儒者都曾大讲慎独,但只有其师刘宗周才讲出慎独的真谪,即如何回到诚意这个根本。

  

   在诸多著作中,刘宗周最看重的是《人谱》一书。他在去世前不久才定稿,嘱其子作为家训。

  

   《人谱》一书相当特别。刘宗周根据他的气论道德哲学,认为世俗之人不太可能把握什么是至善,但不会不知道自己是否犯错,既然不好把握什么是至善,而比较容易掌握善的反面的恶和过,那么,与此相应的修身原则,就是通过去恶改过之修炼逐渐达到善。《人谱》一书提出指导士人修身改过的六个具体步骤,可以作为工夫论的读本。

  

   《人谱》指出,改过从善必须从内心自省、克服小过做起。为此,刘宗周按过的大小轻重不同,给出过和恶的分类谱系,把它们分成“微过”、“隐过”、“大过”、“丛过”及此后的五恶门等,每一种过又分若干种。例如,“显过”是指人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举止仪容失态,又可细分为足容、手容、目容、口容、声容、头容、气容、立容及色容之过。

  

   可以把各种不同的过及其各种表现画成《纪过格》,士人应该每天对照《纪过格》检查自己言行,分门别类地记下自己所犯过失,按旬或月统计,知道自己的过和恶集中在哪一方面,除过去恶,习以为常,就能证成自己的君子人格。直到20世纪早期,功过格仍很流行。

  

   刘宗周以注重气的流动性为哲学根据,给出《人谱》独特的慎独工夫实践方法,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高度强调慎独(端正人的意念、动机、让个人意志指向善)的唯意志论哲学,修身实践表现为极为严苛的道德自律。第二,当以一气流行来界定心、意的特性时,由气的流动性所决定,很难界定及把握至善之诚,因此,只能通过克服偏离诚心的妄所产生的过失,即用否定(即界定何为不道德)过失以逼近善。

  

   刘宗周的慎独修身方法,就是排除心动之后在脑袋里一闪而过的妄,只要每个人每天坚持检查、克服它们,就能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在中国道德哲学中,从来没有过像刘宗周那样用否定不道德((过)来定义善的。可以说,刘宗周的慎独是警惕私字一闪念的道德哲学。


黄宗羲的气论:《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经学、史学、天文、地理、声韵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和成就。他生性刚烈,是有名的孝子;又曾在四明山结寨防守抗清,作为明遗民,他著书立说,至死未失气节。死时他连棺木都不要,裸葬,垫块青石板葬了算了。为什么呢?他要速朽啊,不是不朽,赶快烂掉算了。船山、梨洲、亭林这批明遗民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有非常强的内疚感,觉得明朝在他们这一代人亡掉了,生不如死啊。

  

   黄宗羲从父遗命,拜刘宗周为师,其儒学脉络是在以一气周流为中心的心学一系。哲学家往往从儒家心性论是否纯粹,去比较黄宗羲与其师刘宗周的高低,至今争议很大。如牟宗三先生认为黄的思想不如其师纯粹,有所下堕,更偏向自然主义一点。其实,这正好反映出黄宗羲的思想偏离了正宗的心学。刘、黄师徒都认为“盈天地皆心也”、心即一气流行,刘宗周着重气易受扰动的流动性,提出慎独工夫论。

  

   黄宗羲也是从“心为气之灵”、即心的感知功能作为出发点,但他更侧重于气时聚时散的特性。在理气关系上,他认为一理可分化为万殊,由万殊又至于一理;在修身上,他强调要从体验心的万殊来了解心的本体。黄氏强调从普遍到个别、个别到普遍的互动,应属于第三系。黄宗羲的这种气论道德哲学,使他做出比其师更大的理论创新。

  

   黄宗羲一生著述达两千万字,其中最著名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以及《南雷文定》等。《明儒学案》是黄宗羲梳理明代儒学史的名著。他特别重视在学术流变中,以史料证据来分析评判儒学各派系、学者各自的理据和特点。

  

   这本书狠批王学末流之害,《四库提要》评点该书是“知明季党祸所由来,是亦千古之炯鉴矣”。他的弟子章学诚说,黄宗羲的浙东之学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具有“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精神。《明儒学案》在史学和儒学史中的地位极高,树立出学术史写作的新典范,可以视为开出此后清代史学经世之先河。

  

   《明夷待访录》更是一本奇书,书名是什么意思呢?“明夷”出自《周易》中“箕子之明夷”卦名,68所谓“明夷待访录”,可以理解为处在患难中有智慧的人,等待明君来访的备忘录。有人说,乾隆(清圣祖,讳弘历,1711—1799)要修明史了,黄宗羲叫学生去参加,他写《明夷待访录》是期待清帝来访问他,是跟清廷妥协。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认为,当然不能这样讲。黄宗羲为了使文字流传,有时也使用了清帝年号,但他终生不仕,未失气节。从另一个意义上看,《明夷待访录》书名确实有预见性,二百年后它成为家国同构体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思想资源,受到后代仁人志士重视采纳。

  

   为什么《明夷待访录》的思想具有如此之大的穿透力呢?

  

   儒家论证以君权为核心的家国同构之社会组织方式的正当性,关键是移孝为忠,把父子关系推展到君臣关系。而此书中的《原臣》篇,一刀砍断了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之间的关联,指出这两种关系有本质不同,从而否定了儒家的家国同构理论的基础。他说,臣不能与子相提并论,父子一气同血缘,子分父身而得到其身;君臣只是为治天下而产生的名分。如你不担当治天下之责时,可视君为路人;如你当官而不把治天下当回事,你就只不过是皇帝仆妾;如你当回事,你则是皇帝的师友。君臣关系中的臣之名可多变,而父子关系则固定不可变。

  

   黄宗羲是用了气论作出这一划时代论证的。他把血缘关系定义为同气,又说心为气之灵的感知。他认为,两个人之间的气是否相通,自个儿会有实在的感知;在同气同血缘关系中,感知相通。他由此推论说,仁义礼智都是虚名,只有父母兄弟之间的与生俱来、不可分解的同血缘的亲情是实在的,儒家以此为根据才有了仁义之名。黄宗羲论证了君臣之间跟父子间的气不一样,由孝不能推出忠,否定了忠孝同构。那么,他力破忠孝同构,还算儒家吗?当然是。

  

   儒学的本质是讲家庭伦理,黄宗羲仍以家庭伦理为终极关怀,只不过其范围缩小了,建立在基于血缘、气相通的儒家道德伦理,就只限于家内部,而不再适用于君臣关系。家仍然是社会组织基本细胞,而国不再是家的同构放大,在没有血缘关系人之间的社会组织原则就不能再完全套用儒家伦理了。

  

   这样,黄宗羲必须回答一个新的理论问题:用什么样的新原则来处理家以外的公领域之社会关系、安排公共生活呢?为此,他提出一套不完全同于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的设想。20世纪初,黄宗羲的限定家庭伦理适用范围的思想方法可以接引现代普世价值等观念。


绅士公共空间的本土源头

  

   黄宗羲正是以一理分万殊、万殊整合为一理,以及强调人心感知的气论哲学,重新界定了公与私、君与臣关系以及如何达成公共之理,做出了最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

  

   先看看黄宗羲如何定义私和公。他说,理气浑为一体,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是未分化的公共之物,人欲则是它分散后,落到某一具体之处所而显现的,是一己之私;而天理正可由这些一己之私的人欲中得见,如无人欲,天理也无从说起。因此,道不是一家专有之私,它是圣贤的血脉散殊于千百万家。

  

   黄宗羲指出,一己之私和人欲是由天理分殊而来的,它本身无所谓好坏。纲常伦理的那些规则,被世人当作是天地万物的公共之理,对于要穷这个理的儒生来说,就必须从公共之处去了解,他只有凭个人感知才能有所得。黄宗羲把周流一气的一理视为公共之理,这一理又分为万殊,散到千百家中的个人,所有人的欲望合成为一个公共之理;而个人感知的是非都指向这个公共之理。黄宗羲所讲的公共之理,就是圣贤制定的纲常伦理之则,他当然还是儒家。

  

   根据这种对公与私的划分及其性质的看法,黄宗羲又是如何来看君臣关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呢?首先,他认为人各自私、各自利没有什么不妥,但对治天下者而言,其职责是要兴天下之公利,除天下之公害;要使天下人不敢仅私其私、利其利,要“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他说,历代君王都是搞家天下,私天下,不能为天下兴利除害,因此,天下之大害,唯君而已。75此乃黄宗羲批判君权为天下之大害的历史名句。

  

   既然黄宗羲认为各自私其利是人的天性,那么,为什么皇帝不可以私天下呢?黄宗羲以尧舜禅让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君王之位的设置,是为天下各家服务的,从人之常情来看,这是一种付出多、收益少的辛苦工作,没人愿意当君王。尧舜是深明君王之义的圣贤,当他们感到担当不了治天下之职时,就会禅让。三代以后,历代皇帝都是搞家天下,以国家百姓来谋一姓之私,这是中国政治所有弊病的总根源。黄宗羲否定了移孝为忠,但是皇帝治理天下,不能没有人辅佐,那么他又如何重新定义君臣关系呢?

  

《明夷待访录》中以职责分工来谈君臣关系。他以拉大木头作比喻,皇帝是在前面唱号子指挥的那个人,臣子呢就是拉木头的人,皇帝和臣子所做的事只是分工的不同。如果臣子一天到晚只想取悦皇帝,不去拉木头,那不是最大的失职吗?设君之位是为了治天下,天下不能一人而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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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思想栏目(第6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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