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神秘现象学与超心理学的问题与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19-07-23 00: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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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在《观念Ⅰ》中已经开始附带地讨论“交互主体的社会”“交互主体的构成”“社会过程”“社会构形”“社会共同体”“社会精神”等问题。格尔达曾为《观念Ⅱ》编写过一个“详细的概念索引”,在她完成博士论文后交给胡塞尔,作为“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未加改动的第二版附录”发表在《观念Ⅰ》的第二版中。(23)

   但事实上格尔达自己是在1932年4月才发现,在1928年的《观念Ⅰ》第三版中自己所做的详细索引已被兰德格雷贝的索引取而代之。她为此致函出版商尼迈耶以及作者胡塞尔进行询问和责备,主张兰德格雷贝的简略索引是以自己的详细索引为基础的,认为因此至少需要在索引上也标署自己的名字。为此,胡塞尔专门致函兰德格雷贝,请他说明他编制的索引究竟有没有依据格尔达的索引。此时已年逾七十的胡塞尔显然已经忘记:几年前为何要用兰德格雷贝的简略索引来取代格尔达的详细索引。因而兰德格雷贝在回信中向胡塞尔做了提醒说明:在出版《观念Ⅰ》第三版时,出版商尼迈耶提出,对过于冗长(四个印张)和“过分详细”的索引做缩减,至少应当剪掉一半。于是胡塞尔当时便委托助手兰德格雷贝处理此事。兰德格雷贝在处理过程中发现这种缩减的方式没有意义,因此干脆放弃原有索引而另作了一个全新的简略索引。(24)这应当就是整个事情的由来和始末。但胡塞尔和尼迈耶似乎当年都未曾向格尔达通报此事。而胡塞尔本人甚至并不拥有《观念Ⅰ》的第三版。

   如今在《胡塞尔全集》的考证版中作为第三卷出版的《观念Ⅰ》中,这两个附录都被收入,附在书后,可以算是对此段历史的一种尊重(25)。由此也可见她对该书的阅读和研究之深入细致,而她在博士论文中引用最多的也是这部论著。除此之外,格尔达还听过胡塞尔1919年夏季学期开设的“自然与精神”的讲座,对胡塞尔的社会构造思想已经十分熟悉。对此讲座,她在其博士论文中也常常引述(26)。最后还可以考虑另一方面的因素:施泰因在1917年就已经在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告知:她已将胡塞尔关于自然与精神的阐述的文稿统合为一个整体(27),这便是由她誊写和整理完成的《观念Ⅱ》。完全有理由设想,在施泰因担任弗莱堡现象学初学者的指导老师期间,胡塞尔的这些思考会通过施泰因传达或透露给格尔达、克劳斯等人。

   施泰因本人在1920-1924年期间也撰有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论稿《一项关于国家的研究》,并于1925年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五辑上。(28)当然,与格尔达不同,施泰因在此方向上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她的哥廷根老师与挚友阿道夫·莱纳赫。莱纳赫在1913年的《年刊》第一辑上便作为编委亮相,并发表了他的现象学的政治哲学与法哲学论著《公民权利的先天基础》(29)。格尔达的研究也受到施泰因与莱纳赫的影响,但主要是受前者的影响。

   在前引施泰因致英加尔登的信中,施泰因曾提到格尔达“在接着普凡德尔做关于社会现象学的研究”。从格尔达的博士论文来看,她的确也常常提到普凡德尔已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一和三辑上的《论志向现象学》的论著(30),以及他尚未发表的《人的心理学》文稿等(31),但普凡德尔在社会哲学方面并无专门的讨论发布,施泰因所说的“接着普凡德尔”很可能仅仅意味着格尔达对普凡德尔的这方面的意向的接续。在论题思考方面,格尔达所接续的实际上更多是同属慕尼黑现象学传统的舍勒。

   格尔达在博士论文中也感谢了时任弗莱堡大学的讲师海德格尔在一些思想上的“富有价值的启发”(32)。这些启发主要涉及格尔达对“自我”问题的理解,或者如前所述,对“纯粹意识”及其“纯粹自我”作为“所有知识的最原初的、现象学和认识论上绝对的(即不是形而上学上绝对的)出发点”(33)的理解。这些理解建基于她在“弗莱堡现象学学会”成立会上所做的“关于胡塞尔的纯粹自我之难题”的报告基础上。此后这个论题也在她的《神秘现象学》论著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

   不过格尔达也已看到了胡塞尔与慕尼黑学派的共同点。她在这里强调:一方面,这种对象性是本质的对象性而非事实的对象性;另一方面,现象学的讨论方式也是本质的,因而现象学是指以本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本质的对象性;(34)而在她的研究中,这意味着用本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本质。

   无论任何,格尔达的博士论文是一个融合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与慕尼黑现象学的首次尝试。她所拥有的现象学视域涵盖了慕尼黑的现象学和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类似于她的老师普凡德尔。(35)

   使得格尔达在思想史上立名成家的并非其社会本体论或社会现象学,而是她的神秘现象学和超心理学。在这个方向的起步一直可以追溯到她对胡塞尔于《观念I》中探讨的“纯粹自我”问题的追问上,即她于1919年在“弗莱堡现象学学会”成立会上所做的《关于胡塞尔的纯粹自我之难题》报告中。也就是说,还在格尔达完成博士论文之前或同时,她已经开始在“神秘现象学”方向上有所体验和思考。因此毫不奇怪,她在《年刊》上发表博士论文的这一年,也是她出版其代表作《神秘现象学》的一年——1923年。

   导致她进入神秘现象学领域的另一个外在事件也发生在1919年,即她做关于纯粹自我问题报告的同一年:她的父亲于这年4月离世。格尔达在返回慕尼黑期间恰巧得到了鲁道夫·施坦纳(Rudolf Steiner)的一本哲学小册子《神智学》(Theosophie,Einführung in übersinnliche Welterkenntnis und Menschenbestimmung,1904)。她读到其中关于“人之气宇(human Aura)”或关于那种“奇特的光”的阐述:“关于这一点,我一再地有机会用我自己对人的多彩发光的经验与施坦纳博士的阐述做比较,并发现它们得到了证实。它使我对施坦纳博士的阐述的正确性产生了某种信任。”(36)对于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和心灵变化,格尔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做了冷静而细腻的描述:“我就这样将自己拖向那种内心的干枯和饥渴状态之中,这就是所有神秘论者都抱怨过并仍在抱怨的那种状态。”(37)

   此后不久,即1920年2月,格尔达将一篇文稿递交给她的老师普凡德尔,以此作为对其五十寿辰的庆贺,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作为人格性核心的基本本质的内意识构造以及作为基本本质之本质根据的上帝的内意识构造”。她曾回忆说:“我在其中主要是与普凡德尔的讲座‘心理学引论’和他的论著《志向心理学》相连接。”(38)从这个角度来看,格尔达对普凡德尔思考的接续与其像施泰因所说的那样是在社会现象学方面,不如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是在神秘现象学方面。格尔达后来之所以将自己的神秘论思考称作“神秘现象学”,不仅是因为她认为神秘经验与纯粹自我的问题有关,而且也因为她将自己理解的神秘论的“精神直觉”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联系在一起。后者尤其表现在她于1920年5月18日致胡塞尔的信中(39)。对于格尔达来说,这种“精神直觉”是对一种特殊体验的特殊反思,这种“体验既源自‘情感的深处’,也源自‘精神的高处’”;在她看来,“‘开悟的’认识,或者宗教的‘启示’,或者也包括最深的感受(例如一次最深的爱)”都属于这种体验。而对这种体验的反思把握是一种“意向活动的特殊反思变种”,亦即她在信中一再强调的“源点反思”或“背景反思”,它是对上述体验的直接反思,因而也被她称之为一种“精神直觉”或“形而上学的直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未像胡塞尔那样用“直观(Anschauung)”来标示它们,而是用了“直觉”(Intuition)一词。(40)

   尽管这时格尔达还是在用现象学的方式而非神秘论的方式来描述,即试图“通过意向活动的背景分析来加以研究、提取和区分”,但她相信可以证明这些被反思的源点,即“人格性的核心点”,最终是“植根于上帝之中”的,这种信念已经构成她在1923年发表的《神秘现象学》的起点和基础。

   很可能是因为格尔达父亲于1919年去世对她的打击强烈,也可能是她后来的爱情关系的破裂更使她一度陷入生命危机,格尔达的种种经历引导她走向基督教信仰。在此期间,她的辅导老师的埃迪·施泰因曾为她提供相关的建议。她们二人的经历有些相似,后来在神秘论研究方面也有共同的兴趣和努力。格尔达后来还发表了在超心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这里所说的“Parapsychologie”可以译作“超心理学”,也可以译作“通灵学”。

   前引胡塞尔1922年写给雅斯贝尔斯的格尔达推荐函,主要依据了她以社会本体论为题的博士论文。但笔者尚未发现直接的材料可以说明胡塞尔对她在次年发表的《神秘现象学》做如何评价。目前只有一些间接的材料可以依据。

   例如,在1955年《神秘现象学》第二版的前言中,格尔达写道:“当这本小书后来(1923年)出版时,我不得不经历到,我的几位哲学老师,即便是我如此尊敬的埃德蒙德·胡塞尔,并不将这些事情视作例如对实在性的叙述,而是至多视作‘观念的可能性’。胡塞尔认为,这里唯一真实的是神秘论者的体验活动,是他们的爱的炽热,但不是他们的‘客体’。而另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则对我提出异议说:圣女特蕾莎‘只不过是歇斯底里而已’……”(41)可以看出,胡塞尔在这里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宽容的,也是趋向理解的。而这里所说的“另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则很可能是指海德格尔。

   由于格尔达的慕尼黑、弗莱堡背景以及后来的海德堡环境,她处在与胡塞尔、海德格尔、洛维特、雅斯贝尔斯的交往圈中。从这些人彼此间的交往信函中可以间接看到她当时的基本情况以及胡塞尔对她的看法。(42)

   例如,在1923年5月8日致洛维特的信中,海德格尔写道:“瓦尔特小姐给胡塞尔发去了一封非常愚蠢的咒骂雅斯贝尔斯的信(43)。胡塞尔给我看了那封信:雅斯贝尔斯对现象学一窍不通——他是相对主义者——而且在课堂上说,每年都出版一部厚厚的《年刊》,而里面确实是空无一物。现象学没有未来。唯一有能力的是海德格尔,而他完全处在边缘。——糟糕的并不是这封信本身,而是这样一种贱女人(Frauenzimmer)竟有可能允许自己给胡塞尔写这样的货色,也就是说,胡塞尔基本上同意这一点。”(44)

   随后在1923年6月19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还继续写道:“心理病学(Psychiatrie)中的胡闹似乎得到了现象学中的胡闹的支持。胡塞尔非常热衷于这些玩意儿,类似瓦尔特小姐发布的东西。他根本不理解:如果这样一种言之无物的文章(Elaborat)可以一口气引述里卡达·胡赫、基尔凯戈尔、马悌尤斯,那么它也就已经做了自我了断。之所以不能对所有这些索然无味的噪音置之不理,是因为它处处都会给对年轻人的积极教育工作造成困难。”(45)而在前一天,即在1923年6月18日写给洛维特的信中,海德格尔就已经表达了他对格尔达做法之“无品位”的不满,即她可以一口气引述“1、胡赫,2、基尔凯戈尔,3、赫德维希·康拉德-马悌尤斯”,而后在1923年7月27日他又向洛维特透露说:“我给G.瓦尔特写了一封对她的《神秘(现象学)》非常直截了当的批评信,她的回信相当明晰,她会在特定的、变化了的情况下放弃哲学,‘带着喜悦’(甚至加了重点号!)。”(46)

但海德格尔引述格尔达的这个说法并不意味着她在1923年发表《神秘现象学》之后不久便打算完全放弃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式,完全转用宗教经验和神秘体验的方式来讨论和阐述自己经历的和历史上记载的通灵现象和神秘现象;它至多只能表明,格尔达在这个时候已经放弃自己作职业哲学家的计划。接下来的情况表明的确如此:她先是在海德堡听了雅斯贝尔斯等人的心理病学讲座,而后在位于弗莱堡附近埃门丁根的巴登州立心理病院为在那里行医的心理病学和超心理学的先驱阿尔伯特·封·施兰克-诺津(Albert von Schrenck-Notzing)作学术秘书的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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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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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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